苦劳网与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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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新媒体”，关于何谓“新”的操作型定义、或者规范性，在不同语境下，大家大概各有一套说词，“新”与“旧”也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之前曾经与一些中国大陆媒体工作者交流的经验，对他们来说，官方媒体（党媒）是“旧”，而商业媒体则可以代表某种“新”；但这在台湾的语境下却是恰恰相反，当代台湾在媒体自由化的情况下，商业媒体很少被认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新”，反而被认为是必须被打破、或起码是修正与改良的“旧”，甚至常被指认为是社会乱源...。所以，谈“新媒体”，往往有必要先厘清：是在什么条件、什么语境下来谈，才可能聚焦。

在台湾通俗语境下，有很多人讲新媒体，相比于“主流媒体”，是特别用以指称那些常报导“社会抗争”、有助推动“公民社会”、“社会行动”...等等的媒体；然而，这些定义或规范，在我看来，有时是相当可疑的。例如，随着政治社会的客观形势变化，晚近许多商业媒体或“主流媒体”，其实都开始关注社运或至少关注抗争行动（不报导的反而成了“非主流”）；而“公民社会”、“社会行动”等等概念的正面意象之含涉范围，往往又夹带了太多主观好恶跟立场。例如，大篇幅报导“基督徒反同志”、“军公教反年改”的媒体，似乎就不大会被看成促进“社会行动”或者“公民社会”的一类。

当然，更常听到一种说法——是把那些采取了许多新的呈现方式或技术的媒体——说成“新媒体”。例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网站”为呈现平台的媒体，相对于报纸杂志平面，似乎曾是当然的“新媒体”，但随着网路的高度普及，传统媒体全数上网，现在这个定义似乎又不大成立了。

那么，如果今天苦劳网仍自许为“新媒体”，我们到底“新”在哪里呢？我会说，因为我们是由第一线新闻工作者自我管理经营的媒体，它至少有几层意义：（一）我们不是商业媒体，不是获利导向；（二）内部民主，由基层劳工自我经营管理、决定发展方向；（三）由于没有资方与垂直的阶层化管理，自然具备高度的“编采自主”。

而媒体，就跟任何产业一样，基层工作者的培力、集体意识，是产业进步与自我纠错最关键的力量，最近台湾频频爆发食安危机，很多人也开始谈食品业劳工的组织团结，是比消费者的后端抵制更具有监督力量，同理，媒体产业自然也是一样。

当然，苦劳网的经验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比如说，我们是规模很小的媒体，我们的财源（小额募款）至今只能支撑起三位全职记者加一位行政人员（而且还不时发生财务亏损），放眼更广大的媒体环境当中，许多商业媒体近年也力图转型（例如尝试跨平台、动画新闻、互动媒体、资讯图表...等），然而单单只是这些形式的更替转换，并不足以让他们因此而成为一个“新”媒体，媒体是否“新”，应当取决于这些媒体当中的劳工的工作环境与处境、团结组织状况、工会组织率等等，能否维持编采自主，能否除经济条件外，还就媒体经营方向以及议题设定方面与资方进行斗争...等。

换句话说，媒体是否“新”、是不是“进步”，不能只从它的产品（报导内容）来看（报导有利社运，就是新媒体、进步媒体），还需要看生产过程，包含它“如何生产报导”，内部是否能有基层工作者的团结，是否有独立自主的编采机制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我们谈论“新媒体”与“运动”时，就不再是两个彼此独立的范畴，“新”媒体之所以“新”，是建立在与“运动”的内在联系，取决于这个媒体，如何生产报导、以及它内部的生产关系乃至于劳资结构等等问题。所以，“新媒体”必然就是（其中一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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