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重探高士神社争议】上篇：未愈的殖民之伤

屏东高士部落重建神社的争议，年（2017）初因为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的严厉批评而跃上媒体版面，蔡正元藉由神社重建一事批评民进党政府亲日，而高士部落则捍卫部落的主体性，强调神社重建与民进党无关，甚至一度愤而扬言向蔡正元提告。然而，拨开蓝绿斗争的迷雾，位于屏东县牡丹乡山坡上的这个部落，究竟曾经发生过什么历史，又何以会重建日本殖民时期的神社而引起争论？

为了厘清整起事件，我们走访了高士神社所在的“野牡丹神社公园”，带着我们导览的高士村长李德福指着远方的海岸线说，“那就是八瑶湾，琉球人搁浅登陆的地方，当时琉球人有3个溺水，66个上岸。”

李德福说的是1871年的“八瑶湾事件”──琉球人因船难登陆八瑶湾后，有54人因误入排湾族领域而被杀害。当年日本正推动明治维新，为了转移国内士族不满的情绪以及海外扩张的需要，便以“琉球人遇害”为口实出兵侵台，攻打排湾族牡丹社和高士佛社，原住民奋起抵抗，双方在四重溪、石门一带交战，史称“牡丹社事件”。而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既是日本侵略台湾和亚洲诸国的开端，也成为复建后的高士神社备受争议的主因。

从野牡丹神社公园望出去的景色，远方的海岸线即是八瑶湾。（摄影：王颢中）

回到争议核心：如何看待殖民历史？

1月底，蔡正元在脸书发文抨击民进党政府重建高士神社，并提出高士神社“原址是牡丹社事件中日本人残杀原住民的场所”，质疑高士部落此举将难以面对当年因抵抗日军而战死的牡丹社酋长阿禄古。

高士部落随后接连发出两篇声明回应，澄清高士神社非由民进党所建，而是日本神职人员佐藤健一在日本民间募资建成，是“部落与日本民间友人对于纠葛历史的释怀，是化解纷争、建立友好的象征”，并指出高士神社并非牡丹社事件的侵略屠杀地点，而是“日治时期的迁居地”，要求蔡正元道歉。当时许多媒体的报导将此回应解读为“打脸蔡正元”，神社争议也因而被转移成蓝绿对立问题，渐渐不了了之。

尽管蔡正元的确搞错了部分事实，但高士神社的核心争议并未因此消失。祖先曾参与牡丹社事件抗日的排湾族诗人莫那能接受记者采访时便表示，日本殖民者为防止原住民族反抗，会采取分化统治的方式，将各部落家族拆散、再重组成新部落，高士部落当时也从原部落被迁徙到新的地点，之后建立的高士神社所在地固然不是牡丹社事件原来的战场，但部落确实经历过战争，原住民曾受日本人侵略和宰制是历史事实。

因此，关键问题在于，高士部落原住民重建神社之余，如何看待牡丹社事件以及其后日本殖民台湾50年的历史；以及我们应当如何评估部落族人通过重建日殖时期的神社来和日本人“和解”的期许。

在探讨这些复杂问题前，我们需要先了解高士神社从建立到重建的历史背景。高士神社最初是在1939年配合皇民化运动而建立，供奉天照大神；战后神社废弃多年，直到2015年，高士部落在日本李登辉之友会成员佐藤健一的募资及协助下，将神社重建完成，并在去年（2016）建起鸟居。那么，究竟为什么高士部落的原住民会在日本殖民及二战结束的70年后，重新复原高士神社呢？

木造的高士神社。（摄影：王颢中）

耆老：神社是部落守护神

最早提议重建神社、现年80多岁的部落耆老陈清福表示，牡丹社事件发生时，原住民和日本人打仗，20天后便败给日本，之后最先同化的就是高士村。日本人在高士村建了公学校、警察驻在所和神社，使高士村成为当时整个牡丹乡的教育和行政中心，陈清福对此充满感念地说，“日本人很照顾我们”。

陈清福也表示，“族人一直觉得神社保佑我们”，他深信日本投降神社废弃后，神仍留在当地并未离开，并将台湾光复后，许多当地族人当上立委、老师和公务员，归诸为神的保佑。陈清福在过去接受不同媒体采访时，也反覆提到二战时日本征召原住民上战场，高士部落的族人出征前，曾互相约定死后灵魂回到神社相会，所以一直很希望能重建神社，让他们的灵魂有安归之所。

村长：建神社是为了发展观光

相较于曾亲身经历过日本殖民统治的陈清福，现年55岁的村长李德福对那个时代的理解，则大多是来自于上一代长辈口传留下的印象。李德福表示，他的父亲在日据时代曾代表高雄州参加运动会，是当时的风云人物，后来被征召到南洋当兵，叔叔也到中国大陆参战，战后叔叔带着武士刀回乡，“小时候我还有拿来玩”。

李德福认为，老一辈族人对日本统治都没有强烈反感，日本当时也很有制度地在带领部落，“外界说要讨厌日本人，你要我们怎么讨厌人家？”他表示，牡丹社事件和日本殖民统治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一直提简直是相互仇恨”，反而是国民政府来台后破坏了原住民的方言，让他有更切身的负面感受。

对李德福来说，重建神社最主要的目的是发展观光、创造就业机会，因为山地资源限制多，“刚好有这个遗址，就用来做观光景点。”李德福表示，希望神社可以成为部落观光的亮点，让当地年轻人留在部落工作、摆摊卖御守，结合当地其他旅游行程和导览、民宿，接待更多日本和台湾观光客。

神社总干事：想把日本文化介绍给台湾人

30岁出头的高士佛神社管理委员会总干事李安琪，是村长李德福的女儿，发展观光、留住年轻人也是她推动重建神社的因素之一，不过，她复建神社的主要动力，则是因为心仪日本文化，想把神社这样的日本文化介绍给更多台湾人。李安琪在读书阶段念的是医科，曾到日本交换学习，毕业后先是在北部医院任职数年，而后返回家乡服务，现在任职于恒春旅游医院。

对于日本殖民历史，李安琪的看法也相当正面，她说，她的外婆和陈清福都成长于日治时代，“很羡慕他们那代都会说日语”。她也提到，村里一位头目的父亲日治时是日本警察，并因此感到很荣誉，“外界觉得我们要有反思，但我不知道为何要对日本感到愤怒或仇恨。”

李安琪也说，蔡正元提到的抗日酋长阿禄古是牡丹社的头目，而他们是高士佛社，和牡丹社不一样，而且牡丹社也没有因牡丹社事件就仇恨日本，“他们也有办一些和解活动。”

高士部落贩卖的手工艺品，包含绣有“高士神社”字样的御守。（摄影：王颢中）

原住民缅怀殖民的历史缘由

然而，日据时代是否真的如高士村民所描述的那样美好？反思日本殖民台湾的历史，是否就意味着简单的“仇日”？我们要如何理解高士部落三代原住民对于日本殖民抱持的正面态度和支持重建神社的立场？

台湾日裔学者、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研究员傅琪贻分析，包含原住民在内的台湾人对日本殖民者的感恩和怀念情绪，是世界上罕见、且不正常的现象，“因为被殖民者照理会产生反殖民的立场”，她认为这是由于两个历史因素所造成：其一是因为国民政府来台后军队素质不良，加上后来的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使台湾人对国民政府普遍反感；其二是因为日本政府在台实行严密的警察统治，平地警察控制汉人区域，山地警察控制原住民区域，相较于平地汉人仍可获得来自中国大陆的资讯，原住民的思想则完全被控制，所有重要资讯和消息都由警察提供，80多岁的耆老陈清福因为是在皇民化时期下长大，接收的都是日本政府的正面宣传，才会相信神社会保佑当地安全。

傅琪贻表示，她相信陈清福对于日本殖民时代的回忆及感受都是真实的，“但是他没提到其他面向”。傅琪贻说，根据她的田野调查，也有些原住民对日本统治感到愤怒，一般民众习惯从个人主观经验出发，去评断日本殖民，“可以理解他们会这样想”，但若要了解全貌，就必须从客观的及较大的局面去思考。

来自排湾族阿鲁威部落的莫那能则指出，日据时代的原住民可以区分成接受“皇民化”的家族，和反抗日本统治、“未被皇民化”的家族；日本政府一方面透过武力清剿反抗的部落族人，一方面拢络顺从的族人“以蕃理蕃”。莫那能的祖母就是反对日本政府迫迁阿鲁威部落的族人，并参加了突袭警局猎日军人头的行动；他的姑丈则被日本人提拔为警察，协助日本人管理部落，而和他的祖母发生冲突。

尽管日据时代的原住民因“皇民化”程度差异而得到不同的待遇，但莫那能强调，大部分原住民的处境都是备受压迫的，例如部落遭到集体屠杀、族人被迫从事严苛的义务劳动等等，并不像有些原住民诉说和想像的那样美好。然而莫那能表示，由于日据时代禁止排湾族原住民举办大型祭典“五年祭”，中断了长老在祭典中叙述部落历史的传统，这也导致后代的原住民无法得知历史的演变。

莫那能说，现在很多原住民部落都面临实际的发展问题，因此可以理解高士部落发展观光的需求，但重建神社反映的是当地族人对日本殖民没有正确的历史认识，这种行为等于是歌颂日本殖民统治，必须严肃以对。

高士神社重建后竖立的白色鸟居。（摄影：王颢中）

高士神社作为“台版靖国神社”

傅琪贻进一步表示，高士神社最具争议处在于神社的性质，日本神社大致可分为两种系统，一种是日本各地设立的一般神社，祭祀各式各样的神灵；另一种则是靖国神社，专门供奉为天皇战死的人。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在本国和殖民地推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动员日本和朝鲜、台湾等殖民地的人民膜拜神社、效忠天皇，接受战争动员。傅琪贻说，因为日本政府发现精神动员还不够，皇民化程度不够彻底，所以在台湾盖了各式各样的神社，1939年建立的高士神社就是配合日本国家政策成立，与皇民化直接关联，属于靖国神社系统的神社。傅琪贻指出，从历史脉络来看，高士神社是皇民化的遗迹，而皇民化的目的是为了动员殖民地人民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也就是说，神社具有军国主义的意涵。

那么，重建后的高士神社是否会举行祭祀活动？供奉的又是什么神只？这个问题直接关联到新神社的性质，以及当地原住民对二战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认识和立场。

李安琪坦言，高士神社复建后最敏感的争议就是有没有祭祀行为，“如果有祭祀战死的英灵，那就很像‘台版靖国神社’，乡公所怕的就是这个”，所以当初要重建神社时，部落方曾询问来台协助的佐藤健一可否免除祭祀，建成单纯的建筑。但佐藤健一表示希望完成当年原住民出征的遗愿，坚持要有祭祀，最后拿到部落会议做决定获得通过，所以还是有祭祀。

李安琪表示，重建后的神社除和战前一样供奉天照大神，佐藤健一也在2015年8月担任神社宫司并主持了招魂祭，“这个仪式就是让我们的祖先的灵魂回来到这边”，因此神社的确有供奉日治时战死的祖先，但她表示族人并不会主动去祭拜。李德福也说，若神社有祭祀活动，也是配合佐藤健一固定来部落时做的仪式，平常部落里并不会有人去祭拜神社。李德福还表示，佐藤健一曾提议结合神社与排湾族的日常祭祀，将族人祖灵都集中移到神社供奉，但因违反多数族人的信仰最终没有实行，强调族人仍然保有祖灵屋和基督教信仰。

对照高士村民在访谈中尽量避免多谈高士神社的性质，佐藤健一2015年10月在日本“樱花频道”的节目上却讲得十分坦白：高士神社供奉的英灵，如同靖国神社中供奉的对象一样都是为日本牺牲的军魂，并说道“希望更多人能来高士神社祭拜为国家牺牲的英灵”。耐人寻味的是，前总统李登辉在高士神社重建落成时，也曾致赠部落“为国作见证”题字，但当记者提起这件事时，当时接受李登辉题字的李德福只低调地表示，“这是单纯的历史建筑的复建，不希望泛政治化。”

尽管高士村民试图淡化高士神社的政治意涵，但佐藤健一将高士神社比拟为靖国神社的发言，以及坚持祭祀为日本出征战殁的排湾族英灵的举动，都让他及其所代表的日本李登辉之友会等团体的真实企图，也就是藉重建高士神社来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昭然若揭。

访谈结束前，耆老陈清福双手合十向神社替记者祈福。（摄影：王颢中）

访谈结束前，耆老陈清福双手合掌向神社拜了拜，用日语喃喃地对着神社里说话，记者询问他向神明说了些什么，陈清福说，他是在为我们祈福。

4月30日，佐藤健一及高士村民在高士神社举行了“慰灵祭”，高士神社的脸书粉丝专页邀请民众前去“见证在战后台湾首次正式的神社例祭”，并提到“以后祭祀一定会固定举办，欢迎大家共襄盛举”。高士部落5月也宣布成立“高士神社社务所”，开放线上贩售各种神社纪念品，如御神札底座、不同款式的御守等等，发展“神社观光”似乎潜力可期。

只是，透过恢复殖民者建立的神社来发展观光、祭祀天照大神和出征的祖先“英灵”，是否真的能抚慰因日本战争动员而死于异乡的部落族人？抑或者，高士神社将无可避免地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台湾的精神地标？神社所牵涉的殖民与二战历史，对于高士部落族人而言或许略显沉重，却和台湾乃至亚洲的历史与现实紧密关联，终是难以回避的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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