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婚．启蒙．保守大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贺照田周末在「重新思考社会主义」论坛上，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反思了八零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局限，主要正是发生在其由上而下的启蒙姿态，无法内在的理解民众的历史与情感状态，从而缺乏与民众彼此学习、相互转化的动力。

贺照田的说法，给了我一些在思考当代运动时重要的提醒。

举例而言，我是支持通奸除罪化的，但多数立场相类的论述，是从法治或法理学等专业话语出发，例如个人的性自由是否属于人格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国家可以多大程度介入民众社会生活私领域的纠纷，又或者，国家是否应该用刑事法的惩戒来维护家庭稳定等等。

这些论述通常在思辨层次上都极具说服力，但却往往悖离保守大众的常民语言。导致正反双方总是各说各话，少数的专业者或倡议者，可以透过媒体平台占据公共舆论的言论高地，而沉默的多数，则往往被斥为保守民粹。

类似的状况，在死刑存废辩论上，也经常能看到。

然而，为什么保守大众可能反对通奸除罪？他们反对的欲望与情感是什么？他们在婚姻、家庭、亲密关系当中，所寻求的安全感、安顿感，以及自在感，来源为何？当他们期盼国家刑法，或者起码是一个大于个人与家庭的集体力量，协助他们维系自身的婚姻、家庭与亲密关系时，通奸除罪化的倡议，正是试图把这样子一个外部的维系力量给剥除或消减，因而双方的矛盾难以调和。除了以理服人外，我们这个社会，可以怎么样从另外一些地方，来提供给个人或家庭，一个稳定的、安定的、自在的感受？更进一步，可不可能设想一种新的社会条件，人可能有不一样的感情观，可以得到真正的安顿与自在？

在持续延烧的同性婚姻运动中，同志运动的组织者与倡议者的各种专业与法律乃至于批判论述，对护家盟、下福盟等如今被戏谑称呼为「萌萌」们的广大群众，经常也呈现出缺乏内在的理解。「萌萌」们，他们对于家庭价值的捍卫，对于既有婚姻制度的不可动摇的坚持，对于性别（其实是男女两性）分野的认知，究竟为什么可以成为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对于那些包含教徒，以及非教徒的保守大众，除了「恐同」、「愚昧」、「民粹」以外，我们对他们的情感状态，还可以有什么更深入的理解？

大法官釋字748號出爐當天，反同婚團體齊聚司法院前抗議。（資料照片／攝影：曾福全）

「神圣婚姻公投」的提出，苗博雅最初说那是「以毒攻毒，以战止战」，显示最初动机仍然只是敌我攻防策略下的思考。然而，这个提案后来却意外得到了信望盟部分意见领袖的同意，甚至直接着手写下「神圣婚姻法」的具体条文。就我个人的立场来讲，我并不同意「神圣婚姻法」的内容，但我并不排除，这个提案的提出，如果能扬弃敌我攻防的思维，而真像朱家安所说，目的是消弭社会争议，其实可以是挺同阵营，真正搔到痒处地，对于「萌萌」们进行理解，乃至于双方展开和解的起点。

不少人戏称，如今这场同婚运动，只是同性恋版护家盟与宗教团体版护家盟的捉对厮杀。即便各路批判论述总能替这运动填入各种进步的意涵或价值，然而难以否认的是，对于广大同志朋友来说，妇女团体长年批判检讨的制度化忠贞婚姻、稳定的家庭结构，以及渴望和既有异性恋婚姻一个模子拷贝过来的翻版，其实才真正具有对广大同志最普遍的召唤力。

检讨别人总是容易，那么我自己呢？

为什么这么多离家的同性恋，有着这样子对稳定家庭的渴望与追求，我们这一代，或者这几代人，是在什么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条件下，养成了我们的欲望？而我对于这样子的一种欲望与情感状态，是不是有曾经做过历史的内在的理解呢？在我个人经常被归类的「毁废派」这么个松散的阵营当中，有些人或许做得比我更好也更加细腻，但回顾我个人过去的书写，我必须坦承，我对这样子的情感状态与欲望所进行的理解非常稀少。

因而，我自己，在很多时候，或许其实也与我开头所说的启蒙派，并没有太大差别，无论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或者清末民初激进主义那儿，借来的各种启蒙论述与话语。问题都不在理论本身，而是当理论被挪用与运用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够把握并调动，我所试图影响的人与群体的情感状态，对他们有无展开内在的理解，并且在运用理论的同时，是否能带着我自己的状态尝试与人们相互转化。

2018年的台湾社会并不平静，除了同志与基督徒的冲突外，各种人民之间的矛盾激化，横跨了多个不同领域，劳工与军公教的、反核与拥核的、统派与独派的...，在面对社会重大矛盾或社会分歧的过程中，对于立场不同的彼方，除了以启蒙姿态抛出专业话语，和理性思辩对话说服；如何尝试进到对方的历史情感状态当中，给予内在的理解，并同时真诚地交付出自己，促成相互转化，将是未来我们面对这些社会冲突时无可回避的一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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