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中国大城市规模偏小 北上广们完全可以容纳5000万人口
—网易黄局长和你侃财经—
黄局长说：
北京如果有5000万人，房价会不会再翻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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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网易研究局微信的 第120篇 文章
梁建章：一线城市应该具有5000万人口的规模
在决定中国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之中，最根本的还是人的问题。无论微观层面的企业，还是宏观层面的整个国家，胜败关键都是人力资源，具体包括数量（人口）和质量（教育）两个维度。那么对于当今的中国来说，人力资源的优势何在？其中又存在哪些问题呢？
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在人力资源方面必须直面三大问题：
1）人口规模和人口老化
2）农村教育和城乡差距
3）创造力培养的困境和高考
1）人口规模和人口老化
众所周知，中国的人口基数是世界第一，因此具备世界第一的市场和人才规模。这种规模优势非常有利于创新，因为最大的人才和客户规模，可以让中国企业拥有世界第一的研发投入，进而孕育出领先世界的创新企业。无论在制造业、高铁还是互联网行业，又或者未来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行业，中国企业目前已经在很多行业走到了世界创新的前沿。导致这种情况的首要因素，并非中国的教育或者创新环境好到没对手，根本上还是得益于中国远超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口规模优势。
过去总有人把人口多视为负担，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人口多根本就是优势。新能源和现代农业技术的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资源的稀缺性问题，现在创新力才是根本的稀缺资源，而人口规模是培育创新力的巨大优势。美国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一定程度上就因为他是发达国家里人口最多的。欧洲国家组建欧盟，也是为了仿效美国的人口优势。如果我们没有对人口优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就很容易在人口政策上犯错。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目前虽然有着世界第一的人口基数，但是这种优势却因为少子化迅速减少。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3，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虽然中国拥有世界19%的人口，但是新生儿却只占全世界的12%。严重的少子化将导致严重的倒金字塔结构，现有数据显示，90后、00后这两代人的每年出生人口数量，要比80后那一代少了30%。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老龄化不可怕，提出只要延长退休年龄就可解决财政和养老压力。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由于人口减少所导致的市场萎缩和劳动力老化，将严重削弱整个国家的创新活力。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曾是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之一。但是到了1990年以后，低生育率导致日本社会陷入老龄化陷阱，随之而来的后果，则是日本企业的创新力雄风不再。如今在高科技领域，日本企业在和美国、中国企业的竞争中接连败阵，输就输在了创新活力上。
中国现在的生育率比起当年的日本还要低，在不久之后的2025年，中国的人口结构将和90年代初的日本一样糟糕。所以中国必须认清自己人口规模的优势，尽快抑制少子化的趋势，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放开二胎只是第一步，但还远远不够，未来必须尽快全面放开，并且推出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包括对多孩家庭的财务补贴，加强托儿所幼儿园的建设等。
2）农村教育和城乡差距
中国人力资源的第二个问题是农村教育。最近斯坦福教授罗斯高一篇关于农村小孩智力水平低下的文章，迅速引起了多方关注。大家担忧的是，如果占比一半以上的农村小孩得不到高质量的教育，那么中国未来的人才质量和竞争力就会出问题。当然，中国政府也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近几年不断加大对于农村教育的投入，农村学校的硬件条件得到了改善。但还有一些问题却不是只靠简单投钱就能解决的：农村的学生数量在减少，农村小孩的父母都在城市打工，农村的教师留不住。
中国农村教育面临的最大困境是，随着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农村已经没有普遍适合大批年轻人干的工作。农村里的年轻人进城工作，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从制定政策的角度来考虑，政府不应当强行要求年轻人留在农村，也不是要把他们的小孩留在农村，而是需要创造条件要他们和小孩一起迁到大城市。可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现在仍然普遍存在针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歧视政策，导致农村孩子很难进城接受教育，而是不得不在家乡成为“留守儿童”。
有人说，农村的年轻人不需要到大城市，只要发展县镇和小城市就可以容纳他们了。这种观点其实并没有理解城市化的基本逻辑：年轻人的走向，是由工作机会所决定的，而大城市创造的工作机会必定远远大于小城市。对于大城市而言，不仅有高端的创新型人才的需求，也会产生大量低端服务业的需求，如专车司机、服务员、保姆等。
而且跟很多人传统观念相悖的是，如果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中国大城市的规模其实还是偏小而非偏大。发达国家的大部分人口都住在大城市，因为这些城市具有更好的经济活力，以及高质量的教育和医疗资源。以国际趋势而言，中国人口未来至少应该有一半会住在一二线城市（前30大城市）。作个简单的算术，如果一二线城市总共需要容纳7亿人口，一线城市应该具有5000万人口的规模，二线城市应该具有2000万人口。照此计算，现有的一二线城市还有很大的扩容必要。
从容量上来讲，中国的一二线城市也完全还有空间来实现扩容。现在上海、北京的中心城区面积只占了整体面积的20%，在郊县还留有大量的空置农田。在国际性大都市里面，如此低效使用土地资源的情况极其罕见。城市建设的瓶颈，其实是基础设施的瓶颈，只要这些大城市对于轨道交通、医院、学校有足够的投入，完全可以容纳5000万左右的人口。要知道，在大城市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所能获得的回报，要远远高于对于农村基础设施的回报。公共设施的投入也是如此，在大城市建一个同样质量的学校的成本要远低于在偏远农村，因为在大城市才能找得到高质量的老师，根本上还是要钱随人走，钱跟着小孩走。
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主要就是城乡差距，只要我们从政策上鼓励农民工进城，消除他们小孩在城市上学的各种限制，就可让农民工的下一代能够获得更为平等的发展机会，增加代际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农村的小孩在大城市里接受教育，不仅可能遇到更好的老师，也会有更开阔的眼界，在城市里会有更多基于同学朋友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也更可能和城市里的人结婚，加快城乡的融合，从而逐渐消除中国的城乡差异。
3）创造力培养的困境和高考
中国在城市教育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对于创新力的教育培养。有人说，西方的教育模式比东方的应试教育更适合培养创新力。但这个问题其实比较复杂，必须进行全面分析，我以前有文章专门分析了创新力培养的六个维度，分别是：
一：知识的深度。
二：知识的广度。
三：工具（数学统计和计算机知识）。
四：英语和全球视角
五：探索精神：好奇心、钻研、冒险。
六：人际交流能力。
西方的教育在知识的广度、探索精神和交流能力方面占优。而东方的教育在知识的深度和工具的掌握方面具备优势，所以东方的教育方式绝非一无是处。比如对于数学和计算机这样的工具类知识，就必须做大量的练习作业。随着各行各业的创新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东方教育在这方面的优势也逐步为西方教育家认可。
现在的最新的教育理念是，需要结合东方和西方的优势，既要强调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但同时也要做艰苦的数学题的训练。所以东西方的精英教育正在趋同，美国的私立高中和中国的国际学校已经采取了类似的教育方式。美国顶尖高中生的作业一点不比中国小孩少，中国国际高中的小孩在课堂里同样非常活跃。
但是中国的创造力教育还是会卡在高考问题上。国际高中可以让学生自由地选课，但是中国的普通高中必须要求学生百分之一百地投入高考，任何在素质教育领域的改革都只是徒劳，因为学校和家长的理性选择，就是不让学生去学任何不会考的东西。
为了避开高考，越来越多的精英阶层把小孩送到国外念书。而他们往往发现美国的学生现在正变得和中国一样勤奋，不仅会做数学难题，还选丰富多彩的课程，参与各种课题项目。而对留在中国的学生来说，反而是学校的功课越来越少了，教的越来越浅了，但是高考的压力一点没有减少，于是学生家庭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去接受课外辅导，唯一目的仍然是应付高考。
我这里批评高考制度，不是说不要统一考试，而是希望废除单一的招生制度，推出诸如GRE、SAT、TOFEL之类的标准考试，各大学各专业可以通过考试成绩、学校表现、课外项目等多重指标来综合评价学生。在这样的模式下，有天分的学生才可以在兴趣导向之下充分发挥其专长。如果一定要对弱势群体有所偏向的话，也可像美国大学一样，对低收入家庭的小孩适当降低一些录取标准。实际上，打破统招政策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解决农村小孩必须回乡念高中、考大学的奇怪现象，最终也会惠及到弱势群体。
总结：
总之，中国的人力资源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人勤奋好学而且人口规模最大。但也存在三个隐患：少子化，城乡差距和创造力教育的困境。我们在人力资源的认识上还存在很多误区，政策上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具体政策建议包括大力鼓励生育，让农村小孩进城尤其是大城市，以及尽快推进自主招生的改革。
作者梁建章为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李宏彬为斯坦福国际发展研究中心James Liang中国项目主任、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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