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一位曾打过毛泽东耳光的北大校长

2018-02-24 中外正史

傅斯年

来源：AU喔趣

1945年秋季的北大，脱离了日本人的掌控，迎来了它光复后的第一位校长。准确地说，是代理校长。

这是一位身材高大肥胖的中年人，性格暴躁，操着一口山东话，面容冷峻地审视着在北大的校园。

他叫傅斯年，是胡适最得意的弟子。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是个有名的刺头，曾担任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总指挥。在毛泽东担任北大图书管理员时，因为毛泽东工作不认真，他还打过毛泽东一个耳光。

这次回来担任校长，他得罪了不少人，鲁迅的胞弟周作人就是其中之一，周作人恨了他半辈子。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像周作人这样的北大知名学者留在了日伪统治下的北京大学，抗战结束后，如何处理这些伪教职员成了一个大问题，谁也不愿意得罪这么多人把他们通通开除。偏偏有一个人敢这样干，那就是傅斯年。

傅斯年雷厉风行，宣布把所有出任伪职的教授一律开除出北大，他告诉上门说情的人：「如果这些人受不到谴责，那么久太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了，他们为了民族大义而抛家别子去了大后方，吃不上喝不上的，容易吗？」

所有的文化汉奸，一个不留，全部被清除出去。这种横行无忌的作风，使得他被人送了一个外号：大炮。然而，这位被人称为「傅大炮」、「傅老虎」的山东大汉，却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国士。尽管，因为1949年的政治选择，他的名字在大陆已经少有人知。

1896年3月26日，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

他的先祖傅以渐，是清朝顺治年间的第一位状元。傅氏家族人才辈出，不少子弟通过读书科步入仕途，在兴盛时期堪称是山东有名的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

但是，在傅斯年出生的清朝末年。傅氏家族在官场上早已没落，虽然依然有家学渊源，但是许多族人已经沦落成为贫困潦倒的穷书生了。傅斯年的父亲虽然是举人，但也是家无余财，因此傅斯年的童年过得颇为贫寒。但是，名门望族的子弟，即使是家道中落了，在读书治学上依然有天然的优势。傅斯年遗传了先祖的聪颖勤奋，自幼熟读家中的藏书，在父亲的指导下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 1913年，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他的一生，从此和北大结下了不解之缘。是北大成就了傅斯年，而傅斯年也以他自己的方式回报了北大。 1916年，傅斯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上个世纪初期，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国家的屈辱激起了学生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又使得爱国青年对北洋政府怨气冲天。年过二十的傅斯年并没有在爱国运动中置身事外，他扛起了大旗。

在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期间，傅斯年被推选为学生运动的总指挥。

傅斯年指挥五四运动

青年的热血一旦被点燃，短时间内是很难冷却的。学生们不断地抗议示威，傅斯年作为学生的领导者，扛着大旗冲在队伍的前列。在1919年5月4日这一天，学生们火烧了赵家楼，痛殴了曹汝霖，运动达到了高峰。学生们热情高涨，恨不得一拳砸出一个新世界。作为这场运动总指挥的傅斯年，却在这个时候，选择了静 39 37719 39 14985 0 0 4432 0 0:00:08 0:00:03 0:00:05 4432悄悄地退出。他并不是惧怕政府的镇压，纵观傅斯年的一生，哪怕是在蒋介石这样的独裁者面前，也是敢于翘着二郎腿的。

之所以选择从学生运动中抽身而去，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听从了老师胡适的劝告。

胡适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一直信奉用温和改良而不是暴力革命的方式去改造国家。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根本就不是几场学生运动就能够解决的，他不希望自己的学生过早卷入政治的浪潮之中。

胡适的思想对傅斯年的影响是巨大的。

傅斯年（左）、胡适（右）

他退出了学生运动，1919年夏天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留学生，前往欧洲留学。七年之后，万里来归的傅斯年受聘为中山大学的教授，继承了恩师胡适先生的衣钵，成为桃李满天下的历史学家。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有一种为民情愿的士大夫情怀。「九一八」事变之后，傅斯年再次走出书斋，指责政府的不抵抗行为，把国民政府骂得颇为狼狈。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的历史学功底，撰文驳斥日本学者的「满蒙在历史上不是中国领土」的言论。傅斯年爱惜羽毛，不愿意进入政府当官，但是并不推辞监督政府的国民参政员职务。 1938年，他出任国民参政员，首先把「大炮」对准了炙手可热的孔祥熙，毫不留情地揭露行政院长孔祥熙的贪污劣行。

在国民党全线溃败之际，台大原校长庄长恭离职，国民政府决定由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长。经朱家骅和傅斯年多次晤谈，傅勉强表示从命，“跳这一个火坑”。

傅斯年曾在“去留之间两徘徊”。据“史语所”研究人员陈盘回忆：“自三十八年冬（实应为三十七年），首都告急，群情惶急，不知何以为计。一日，师（傅斯年）召集同人会议，惨然曰：‘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终矣！余之精力遂消亡，且宿疾未愈，虽欲再将研究所迁入适当地区，使国家学术中心维持得以不坠，然余竟不克荷此繁剧矣。今当筹商遣散。虽然如此，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愿尽最大努力，妥为介绍安置。’同人此时，以学术自由之环境已受威胁，于多年生命所寄托之研究所，亦不胜其依恋可惜。一时满座情绪，至严肃悲哀，有热泪盈眶者。师于是不觉大感动，毅然曰：‘诸先生之贞志乃尔，则斯年之残年何足惜，当力命以付诸先生之望耳。’本所迁移之议，于是遂决。”

1949年元旦之夜，胡适与傅斯年在南京共迎新年。面对时局，这年元旦之夜无一丝欢乐的气氛。是夜，师徒二人置酒对饮，相视凄然，潸然泪下。二人一边喝酒，一边不断吟诵陶渊明的《拟古》第九：“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陈布雷自杀后，傅斯年也产生了自杀的念头。陈盘回忆：“当首都仓皇之日，时有陈布雷、段锡朋二氏之殁，师（傅斯年）因精神上大受刺激，悲观之极，顿萌自杀之念。而师未于此时殉国者，赖傅夫人爱护防范之力也。”

陶希圣也回忆道：“在徐蚌战事失利之后，我到鸡鸣寺去看孟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图书都在装箱，他的办公房内也是箱箧纵横。他告诉我说：‘现在没有话说，准备一死。’他随手的小箧里面藏着大量的安眠药片。”

当时俞大彩准备陪母亲去广州就医，就在俞大彩收拾行装准备陪母赴广州的前一夜，傅斯严赶来阻拦，痛哭流涕道：“你难道不知道哥哥随身带着一大瓶安眠药，一旦有变，他便服毒自尽吗？那时，你将何以自处？”俞大彩听罢，与傅斯严相对涕泣，遂放弃广州之行。幸得夫人看护，傅斯年自杀未遂。

这时，台湾来电催促傅斯年赴台大就任，陈诚也来电催促。接到电报后，傅斯年将自己关在房中三日三夜，绕室踱步，反复吟咏、书写陶渊明《种桑长江边》的诗句，最后决定暂去台湾就职。他原想带全家去台湾，但临行前又让部分亲属留下，说：“共产党对文人还是要用的，我可能很快就回来。”他还留下了许多图书家产。

1949年1月19日，傅斯年飞赴台湾。这日晚，星光惨淡，傅斯年偕夫人俞大彩及胡适走出位于南京“史语所”大院中的家门，一行人在漆黑寒冷的夜色中悄无声息地走着。走出“史语所”大门时，工友老裴噙着眼泪对傅斯年道：“所长，希望您早日回来！”傅听罢，悲不自胜，握住老工友的手作别后，登车仓皇离去。当夜，傅斯年飞抵台北。

孔祥熙是宋美龄的姐夫、蒋介石的连襟，蒋介石亲自出面给孔祥熙说情。

蒋：「你信任我吗？」

傅：「我绝对信任。」

蒋：「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抗战胜利之后，傅斯年又揪住了行政院长宋子文的不少劣迹，在《世纪评论》上刊登了自己的雄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国舅」宋子文不久之后被迫辞职，步了孔祥熙的后尘。

虽然傅斯年不给蒋介石面子，但蒋介石对傅斯年还是颇为欣赏的，一心想拉他做官。傅斯年拒绝了，但他毕竟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感念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他一直对国民党有所批评，却一直没有投向当时中国的其他政治力量。

在1948年年底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的时刻，他和胡适一起借酒浇愁，吟诵陶渊明的诗：「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那时候的傅斯年，随身携带安眠药，以便能够随时自杀。

在1949年，必须作出政治抉择的时刻，他选择了跟随蒋介石去台湾，担任台湾大学的校长。

在台大，傅斯年爱护学生是出了名的。他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拒绝三民主义进入台湾大学，以保持思想独立和学术自由，以免学生被政治洗脑。他每天都在校园里转悠，随时进入课堂听课，他的听课并不是走过场，如果发现教师不合格就会予以辞退。正是这种兢兢业业，确保了台湾大学的教学质量。

对于学生的住宿条件和伙食，他也十分关心，经常亲自前往宿舍和餐厅探视。

然而，上天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了，1950年12月20日，在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两年之后，他在一次会议时突发脑溢血，蒋介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抢救，但还是没有留住他的性命。这位「五四之子」，去世时年仅55岁。

傅斯年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其题字。傅斯年挥毫写下了“归骨于田横之岛”的短幅相赠。众人顿生凄怆之感，但想不到竟一语成谶。

次年夏，傅斯年患胆结石住院手术，出院时医生劝他至少要在家中休养一周，但台大事务繁多，他根本无法休养。朱家骅回忆道：“在他（傅斯年）去世的前几天，闲谈之中，他忽然对我说：‘你把我害苦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怕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当时我只以为他因感觉办事的辛苦，而出此苦语。不意数日之后，便成谶言。”

去世前半年，傅斯年经常在大学的行政会议席上说：“大学的事太麻烦了，真是要命。”傅也常对陈诚戏言道：“我为台大，已心力俱瘁，连我这条命也要赔进去了。”何曾想，这台大校长的职位真的要了他的命。

傅斯年让台大农学院园艺学系拟一个美化校园的计划，于是该系拟出一个“五年计划”，傅斯年看后半开玩笑地说：“五年？未免太长，我实在等不及！”

俞大彩追忆傅斯年去世的前夜：

“他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升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对面，缝补他的破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我一阵心酸，欲哭无泪。

“他起身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于‘史语所’一房间的书，我死后要留给儿子。我要请董（作宾）先生为他制一颗图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

“他长叹一声，接着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我一向不迷信，难道这几句话就是他的遗言？

“夜深了，窗外吹起一阵寒风，室内盆中的炭，已化成灰，我猛然感到一阵透骨的寒冷。”

曾经有人评价傅斯年是「乱世一书生」，凭着一股书生意气走出书斋，成为「五四之子」，但也正是这股子书生气使得他追求「正统」，成为蒋家王朝的殉葬者。

其实，对于傅斯年而言，他所做的一切无非是胡适所说的那样，他是「中国最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至于对蒋介石的个人感情，不过是：「君以国士之礼待我，我已国士之躯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