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不再是“同志”的政治局常委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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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不再是“同志”的政治局常委们

2017-09-16 不容青史尽成灰

来源：人民网

张春桥：

张春桥

张春桥（1917年2月1日－2005年4月21日），男，汉族，山东菏泽巨野人。1973年8月，中共十大选举张春桥为政治局常委。

“国妖”张春桥靠哪“三把梯子”步入常委之列？

纵观张春桥的发迹史，他能够从一介书生平步青云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靠的是三把梯子：

第一把梯子是柯庆施。

靠着柯庆施的提拔，张春桥成为中共中央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

第二把梯子是江青。

江青为了抓“样板戏”，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派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协助，于是江青与张春桥开始共同工作。

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要在上海寻找“笔杆子”，张春桥推荐了姚文元，于是江、张、姚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开始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江、张、姚都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张春桥为副组长，姚文元为组员。

第三把梯子是毛泽东。

张春桥的看家本事是揣测毛泽东的思想动向。自从成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之后，张春桥从柯庆施那里得知毛泽东在思考什么。1965年9月15日张春桥在上海《解放》半月刊所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正是张春桥得知毛泽东几度在会议中谈及这一话题而写成，当然深得毛泽东的欣赏，嘱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亲自写了编者按。从此张春桥引起毛泽东注意。张春桥曾说，他一生的最大愿望是写一本《毛泽东传》，足以看出他对于毛泽东的研究非同一般。

先是依靠柯庆施，接着依靠第一夫人，最后博得毛泽东的信任，张春桥终于在中国政坛显山露水。

王洪文：

王洪文

王洪文，1935年生，吉林省长春市人。1973年8月29日召开的中共十大上，王洪文政治地位迅速飙升，由九届中央委员一下子升至中央副主席，在党内排第三。

一步登天：王洪文从保卫干事成为主席接班人

一个工厂的保卫干事，是怎样被毛泽东看中，从而一步登天的呢？

毛泽东认为，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没有选好自己的接班人，所以他对接班人的问题格外重视。毛泽东自己选过三个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林彪，并白纸黑字写进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叛逃后，毛泽东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岁月不饶人，毛泽东提出，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定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经再三考虑，在１９７３年党的十大上，毛泽东选定了他的第三个接班人王洪文。

说实话，身在上海的王洪文再有名，身居北京的毛泽东也不可能认识，但老天却给了王洪文一个机会。1967年7月“七二○”事件后，经周恩来安排，毛泽东从武汉来到上海，住到西郊顾家花园414号招待所，当时正值上海“八四”事件。王洪文调动了30多万工人，提着长矛短棍，出动了卡车铲车消防车，砸掉了反对市革委会和“工总司”的造反组织。毛泽东深夜坐装甲保险车到外滩巡视，看见一群手持长矛、头戴安全帽的工人在上海市革委会门前站岗，觉得上海的形势与武汉大不一样，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够左右全局，非常高兴。他对张春桥说，要重建上海民兵，指示武装十万工人。张春桥问，要不要发枪？毛泽东说，每人发一条棍子。因为看到毛泽东格外垂青工人造反派，张春桥让电视台多安排一些这类节目，毛泽东正好看到王洪文在批斗会上的总结发言。张春桥深知毛泽东要依靠上海的工人阶级，所以就把王洪文和“工总司”当成自己的筹码，将王洪文介绍给毛泽东。听了王洪文的“红色履历”后，毛泽东非常感兴趣。

陈伯达：

陈伯达

陈伯达（1904年10月－1989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福建惠安人，原名陈建相，字尚友。陈伯达曾是毛泽东身边最重要的舆论发言人，后来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中共九大上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中共“第四号人物”，是中共九届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

陈伯达：从“风光八面”到“突然消失”仅一年时间

陈伯达第一次遇见毛泽东，是在1938年的延安。彼时，这位三十出头的青年已经携带妻儿辗转来到革命圣地一年多了。陈伯达命运中的第一个转折点就是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交往。因为没过多久，一纸调令就将他调到毛泽东身边，担任首席政治秘书。

在毛泽东的30多位秘书中，陈伯达的职位升得最高。

1966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毛泽东亲自点将让他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毛泽东、林彪之后，位于康生之前。

当然，彼时炙手可热、风光八面的陈伯达，并不知道仅仅在一年后，自己的政治生命就将彻底终止，且被冠以“反共托派分子”的罪名，堕入秦城监狱。

在毛泽东的30多位秘书中，陈伯达的职位升得最高。当然，彼时炙手可热、风光八面的陈伯达，并不知道仅仅在一年后，自己的政治生命就将彻底终止，且被冠以“反共托派分子”的罪名，堕入秦城监狱。

林彪：

林彪

林彪（1907年12月5日－1971年9月13日），原名育蓉，字阳春，一字祚大　，号育容、育荣、尤勇，乳名春儿。湖北黄冈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政治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代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

从亲密到决裂：林彪与毛泽东的九次冲突

毛泽东与林彪，自1928年在井冈山相识之后，在民主革命时期由师生到战友，密切合作是主流。但是，他们之间也有过许多这样那样的意见，择其要者就有这九次——

第一次：毛泽东在开辟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林彪曾疑星火燎原。毛泽东对之进行教育再教育，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二次：在反“围剿”战争的后期，毛泽东愈来愈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挤。林彪曾多次批评“左”倾路线的瞎指挥，但后来却与毛泽东的一贯主张相左，表态支持“短促突击”。

第三次：长征途中，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而林彪竟要求撤换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林彪是不懂事的“娃娃”。

第四次：毛泽东领导红军奠基西北，而林彪却闹着要到陕南打游击；在随后进行的东征中，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又发生争论。

第五次：在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力主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而林彪却热衷于大兵团的运动战。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获得大胜，毛泽东完备地提出了八路军的作战原则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第六次：在占领和争夺东北的斗争中，身在前线指挥的林彪屡次向毛泽东、中央提出不同意见和建议，促使毛泽东和中央的战略方针由“独占东北”到“让开大路”的转变。

第七次：在争夺四平的战役中，毛泽东提出：“化四平为马德里”，“不惜重大伤亡”，“死守四平”。在前线指挥的林彪虽有不同意见，仍听从了毛泽东的决定。实践证明，四平战役得不偿失。

第八次：毛泽东决策发动了辽沈战役，但先从那里打起？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出现分歧和争论。毛泽东后来曾感叹：“战锦方为大问题。”

第九次：党中央决策抗美援朝时，林彪反对出兵参战，免得引火烧身。毛泽东则力主出兵援朝，指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康生：

康生

康生（1898年－1975年12月16日），原名张宗可，字少卿，曾用名赵溶、张溶，乳名张旺，笔名鲁赤水，山东诸城人。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野心家”康生如何用阴谋敲开权力之门？

1975年12月1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一则讣告称，一个被誉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光荣的反修战士”的中央某要员因病去世。但时隔仅仅四年，党中央就于1980年10月16日做出开除其党籍、撤销对他的悼词、将其骨灰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取出并向全党公布其罪行的决定。随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确认，其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因其已死，不再追究刑事责任。这个被历史无情嘲弄了的人就是混迹于中共党内长达半个世纪的阴谋家、投机家和政治恶棍——康生。

康生以其工于趋炎附势、善于见风使舵、惯造冤假错案、擅长乱中获利的“精湛”技艺成为我党历史上一个令人闻之色变、见之惊悸的政治幽灵。尽管他平生兴风作浪，祸国殃民，但却始终官运亨通，直至盘踞党的高层，并在一片“哀荣”之中寿终正寝。

卢福坦：

卢福坦

卢福坦（1890－1969）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9月临时中央成立，任常委，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卢福坦：中共党史上唯一被处决的常委

1969年11月，由公安部派出的一行人神色匆匆地出现在上海市公安局。来人向公安局的军代表出示了一份“秘密”文件：一封有康生亲笔签字和谢富治批准的处决命令。

这封“来头”相当大的处决命令是针对一位79岁高龄、被关押近30年、名叫“卢福坦”的老人的。

接到命令的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感到疑惑不解：北京方面为什么要专门签署命令处决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呢？然而，命令上面康生的亲笔签名不容置疑，上海公安局不敢怠慢，立刻安排布置，公安部的代表还对上海公安局负责人提出一个“特别”要求，即在处死“犯人”之前要防止他信口胡言，能不能采用封嘴的办法，不让他说话。

卢福坦已经老迈年高，体弱不堪，应该不会有很大的麻烦，如果对这样的老人动粗似乎不大合适。可是又不能违反上级的命令，最后上海公安局采取的办法是，以吃饭为名“请”犯人“喝酒”，把他灌醉后再执行枪决。

王明：

王明

王明（1904—1974），安徽六安人，原名陈绍禹。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书记等职务。1930年从苏联回国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旗号，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央领导权。1937年抗日战争统一战线成立后，王明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央统战部长。

王明：红色政坛的黑色流星

“王明是一个漂亮的中共人物，讲话煽动有力，人极机警灵敏，他说话的时候，全场自始至终，掌声不绝。康生当时领导我们高呼：‘我们党的天才的领袖王明同志万岁。’”

这是曾经的延安知识青年司马璐的回忆，被党史学者郭德宏收录在他最新出版的《王明年谱》中。那是1938年春天，王明34岁，刚刚结束在共产国际六年的工作回到中共大本营。毛泽东在机场迎接他时，把他比作“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他熟读马列经典，帅气聪明，口才卓越，浑身散发着苏联的金光，在“土八路”领导人中鹤立鸡群。郭德宏说：“在当时的延安，毛泽东是政治权威，王明是理论权威，周恩来是美男子，这三个人在青年中是很受敬仰、很有魅力的人物。”

这也许和现在人们心中的王明形象有很大不同。王明，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大多数人知道这个名字，知道他犯过左倾和右倾错误，但他的面孔，如同《王明年谱》的封面，只是黑暗迷雾中一个隐隐约约的轮廓。1949年之后，甚至1942年延安整风之后，他就从历史舞台消失了，曾红极一时，如流星般耀眼而迅速寂灭于时空深处。

向忠发：

向忠发

向忠发（1880—1931），湖北汉川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在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共领袖。

向忠发是如何当上中共“六大”总书记的？

关于向忠发这个人，在以往的党史书中着墨不多。一般只是在讲到六大时顺便说选他当总书记。他作总书记后那几年的情况多语焉不详。前些年《党史研究》杂志曾发表过《关于向忠发被捕叛变问题》的文章，说向忠发是个“流氓无产者”、“大字不识几个，连文件也看不了”。他当总书记只是“挂名”。而他的个人品质恶劣，在任总书记期间，竟“利用职权大搞特殊化，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总之，给人的印象是这个人一无是处。那为什么“六大”上要选他当总书记呢？

“变节书记”向忠发：被周恩来称作“节操不如妓女”

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位领导人：他热衷权力，却缺乏领导才能；他成为革命的掌舵人，却把握不了正确的航向；他掌舵3年，却没有丝毫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不幸被俘，却毫不犹豫地出卖了曾和他生死与共的革命同志。他就是被周恩来称作“节操还不如个妓女”的中共第三位总书记——向忠发。

关于向忠发的被捕，大致情况都了解，但很多细节不是很清楚。据《聆听历史细节》一书所述，1928年成为中共总书记后，向忠发早已丧失了革命意志，不理党务，与一个叫杨秀贞的风尘女子姘居厮混。顾顺章曾为杨秀贞介绍了个女佣，供她支使。根据新编《王明年谱》的记录，向忠发被捕正是由这个女佣向敌人提供了线索。他被捕后，中共中央曾决定立即送五万元银行存折给杨度，让他去找杜月笙设法营救。但是两小时后，杨度就把五万元存折退回来了，说杜月笙也没办法，因为捕向的人是南京直接派来的。

张国焘：

张国焘

张国焘（1897—1979），又名特立。江西萍乡人。1921年7月中共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成员。1928年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初回国，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

被历史误会的人：叛党者张国焘的是与非

许世友曾说：“党内除了主席，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而在毛泽东的记忆中，与张国焘的斗争是他一生中最灰暗的时刻。任何一本中共党史，都跳不过张国焘这个名字，他在历史上的功绩和错误都无比鲜明，有文章用A面和B面来解读他的一生，但很久以来他在中共党史上最显著的标签是：叛徒。

随着近些年档案资料的不断公布，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有专家指出，虽然张国焘在革命过程中犯过严重错误，甚至中途叛变，但不应当遮盖其在建立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历史贡献。《建党伟业》中扮演张国焘的青年演员李晨说：“张国焘这个人在建党初期的时候，还是一个很单纯的热血青年，他在党史前期很重要，后期很特殊，我们要做的是正视历史……”

陈独秀：

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年），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虽然没有出席，但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从一大到五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

陈独秀：共产国际的“替罪羊”

在电影《建党伟业》中，陈独秀的戏有20多场，仅次于毛泽东，而此前，以陈独秀为主要角色的影视作品十分鲜见。扮演陈独秀的演员冯远征说：“我在拍《建党伟业》时重新认识他、靠近他、演绎他。他是一个立场鲜明、非常有远见的人，一大召开前，他就说不能让共产国际介入，中国命运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在戏里写的很清楚。”

在中共党史上，对陈独秀的定位历经了几次剧烈变迁，他曾经是“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共中央总书记，但1949年官方文献对陈独秀的评价是：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

改革开放30年来，这9顶沉重的大帽子逐一被摘去，只剩“右倾机会主义”。有学者认为，这顶帽子也应该摘掉，因为陈独秀所犯的种种错误，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国际错误指挥造成的，大革命失败后又把责任强加在他身上。

对陈独秀重新评价，并不仅是为之平反，更是为了还原他的人性本色。历史学者罗志田写道：陈独秀有“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的特质，他不迁就任何人，他永远是他自己。他一生用过38个名字，最喜欢的是“独秀”，好友汪孟邹说他这笔名取得太不客气了，陈回答说，“独秀”是他老家安庆的一座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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