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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鲁迅去世。鲁迅是肉,还是魂?

2017-10-19 历史坐标

今日导读: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在他活着的55年中,是一个有一些名气的作家,写了若干文字,也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不过总的来说,活得还是比较贫困,当然是非常充实。不过,这55年的人生经历和起伏,远远比不上他去世后,到今天这80多年的辉煌,他成为了一座丰碑,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代表,更是被塑造成了一个符号。

今日正文:

70年后,鲁迅成了巨大的历史公案与文化公案,譬如但丁、蒙田、尼采……他们在身后被不断解读、塑造、发掘、延伸。他们属于不同的国族和时代,但不属于政权;他们对文化与政治发生深远影响,但从未被现实政治吞没


鲁迅可以商榷吗?这是典型的奴才思路,是极权文化才会提出的问题——“商榷”这个词,那是中国式伪争论的代用词,吞吞吐吐,躲躲闪闪


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文革”期间人们互相攻讦斗争的恶习?阿弥陀佛!这样的问题需要回答么?有人问福楼拜最近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继续诅咒我的同胞,向他们头上倒粪便……


鲁迅与好几位左翼小青年从亲昵到绝交,但与国民党军政界或右翼小朋友反倒未有闹翻的记载。鲁迅的外国友人,非左非右,并没有政治色彩。



鲁迅先生的纪念会,70年来不知开过多少次了。在中国,鲁迅至今是个大话题。


概括说来,从鲁迅逝世的1936年到1980年代初,“鲁迅话题”是百分之百的“政治话题”。此后,鲁迅话题逐渐被移出政治范畴,挪进学术领域。近20多年,鲁迅话题由“在朝”转向“在野”,随即在学界与民间展开“鲁迅争议”,王朔,是这场争议的发难者。


到了新世纪,“鲁迅争议”衍生了“还原鲁迅”的愿望。就我所知,不论是鲁迅的“捍卫派”还是“质疑者”,近10余年出版的鲁迅专著大幅度超越旧有尺度,试图描述真实的鲁迅。旧史料出现新的解读,一些新的史料披露了。其中,最可注意的声音来自鲁迅后代:先有2002年周海婴回忆录《我与鲁迅七十年》,后有2006年海婴先生大公子周令飞在交通大学的一场讲演,这位鲁迅的长孙直截了当问道:“鲁迅是谁?”


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最为激烈而讽刺的发问。这一问,宣告70年来我们被告知的那位鲁迅先生,面目全非。





我们可能都会同意,几十年来,中国历史远远近近的大人物许多都被弄得面目全非。而鲁迅的被扭曲,是现代中国一桩超级公案。从50年“政治话题”到近20年的“鲁迅争议”,中国毕竟有所进步了,今天,鲁迅的读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鲁迅生前的语境。


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的“还原”。


鲁迅先生的寿命是50多年,他死后被政治化也有50多年;鲁迅著作是一份遗产,被极端政治化的鲁迅是另一份遗产。鲁迅的幽灵、鲁迅的读者,70年来始终在两个鲁迅、两份遗产之间游荡。


这是鲁迅公案的一面。另一面,我们看看西方。譬如但丁、蒙田、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尼采……都是巨大的历史公案、文化公案,他们在身后被不断解读、塑造、发掘、延伸。他们属于不同的国族和时代,但不属于政权;他们对文化与政治发生深远影响,但从未被现实政治吞没;他们的主张阶段性过时了,因为后人接续了他们的文脉;他们历久常新,因为他们早经熔铸为文化之链与历史坐标。


而鲁迅的命运,正好相反。他死后50年,曾有无数革命者或权势者的鲜花奉献到他的墓前,近20年,鲁迅才算清静了,不再被乱用,也不再被供奉。从炙手可热到暧昧的冷漠,都是反常,都归因于历史的冻结。


90多年前,鲁迅誓言“放孩子们到光明里去”。今天,浑身光明的孩子们应该放鲁迅回家。鲁迅的大愿是“救救孩子”!今天,孩子们的命题可能是 :“救救鲁迅”!





鲁迅身后的所有话题,是鲁迅先生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如果是鲁迅的问题,他的遗作俱在,要争议就争议,无所谓还原不还原;如果是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还原鲁迅?怎样还原?有没有可能还原?


我想来想去,答案是:一、问题出在我们 ;二、鲁迅很难还原 ;三、要还原鲁迅,还原无数历史人物,有待于“我们”发生根本的变化;四、这种变化不论是良性的、恶性的、还是中性的,过程会很长——可能需要另一个70年——但眼下这变化已初露端倪。


所以重要的不是鲁迅,不是还原,而是“我们”的变化。


以下试着扼要谈论鲁迅为什么难以还原,为什么这“难以还原”是我们的问题——最近,香港凤凰台就鲁迅逝世70周年采访我,给我一组关于鲁迅的质疑。有的早就听过,有的闻所未闻。记忆所及,仅举如下数端:


1.鲁迅的思想可以商榷吗?2.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人们在“文革”中互相攻讦斗争的恶习?3.鲁迅的名句:“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是否助长了中国人的恶?


在半小时访答中,我无能展开谈论,现在顺着问题想下去,我清清楚楚看见,问题在我们,在那份鲁迅政治的遗产。


其一,鲁迅可以商榷吗?这是典型的奴才思路,是极权文化才会提出的问题——所有人物与思想都可以“商榷”,理应“商榷”,但我不用“商榷”这个词,那是中国式伪争论的代用词,吞吞吐吐,躲躲闪闪。


其二,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文革”期间人们互相攻讦斗争的恶习?阿弥陀佛!这样的问题需要回答么?有趣的倒是看看别的国家、别的时代,文学家思想家怎样骂人。太远的例子不去说,仅看比鲁迅略早、略晚,或大致同期的人物:有人问福楼拜最近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继续诅咒我的同胞,向他们头上倒粪便;托尔斯泰一辈子骂人,谁都骂,骂皇帝和教主,骂莎士比亚和尼采,骂前辈赫尔岑,骂老朋友屠格涅夫,当然,也骂他自己;尼采的咒骂则指向整个基督教世界,他说,天下只有一位基督徒,那就是耶稣,而基督教是两千年来欧洲最大的政治……在中国,应该为温柔敦厚的好人们编一册世界文豪骂人史,虽然全世界没有另一个国家发生过“文革”,那样人整人。


这种人整人的基因、模式、话语方式,在30年代的左翼内部已经发难,成为“五四”百家争鸣的异化。80年代出版了鲁迅论敌骂鲁迅的大部头史料,90年代有一部书叫做《鲁迅:最被污蔑的人》,历历举证鲁迅被谩骂被围攻的史实。这里仅举一例,即在新中国文艺牌坊中仅次于鲁迅的郭沫若同志,30年代公然宣判鲁迅为“双重的封建余孽”。当郭同志出口定罪前,他自称几乎不读鲁迅的书。


其三,鲁迅“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这句话居然“助长了中国人的恶”?且不说此话通不通,这是什么逻辑?莫非此后至今遍中国滔滔不绝的恶人们在作恶之前,都曾请教过鲁迅的著作么——恶意,分两种,一种是自知其恶,一种竟出于所谓“善意”,若是今天还有中国人以这样的“善意”去责难鲁迅,这善意就是十足的恶意。


不过以上的问,以上的答,都愚蠢,那是一笔现代中国是非观的糊涂账。可资详实对照的是鲁迅时代与我们时代的差异,这差异,才是还原鲁迅真正的难处。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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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ture never ask the past, the wise never ask the present and the open-minded never ask the future. 

成熟的人不问过去,聪明的人不问现在,豁达的人不问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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