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6-2 《资政新篇》与太平天国的现实）
导读
即日起，连载《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请朋友们赏析。
本书系著名哲学教授袁伟时先生作品，袁老师是广东兴宁人，出生于1931年12月。他结集出版的著作包括《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 、《路标与灵魂的拷问》等。如果朋友们觉得本书不错，恳请从正规渠道购买正版书。本公众号只是传播袁老师的作品，不以此获利，恳请朋友们支持和关注。谢谢！
正文
《资政新篇》与太平天国的现实
友：洪秀全的思想真的只有这几方面的内容吗？
袁：评说历史人物只能根据事实。一部《洪秀全集》只有十多万字，与其听别人说得天花乱坠，不如自己翻阅一遍。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内容应该说到的，洪秀全曾经有过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现代国家的愿望，这是他有别于历来农民起义领袖的最重要的地方。他的堂弟洪仁玕1859年到了天京，受其委托总理朝政，提出一个新的建国纲领《资政新篇》。这是当时条件下挽救太平天国垂危的事业和挽救中国的最先进的纲领。洪秀全在上面写了31条批语，除四条有所保留外，其余均写上“是”或“此策是也”以示支持。如果太平天国或清政府真的按照这个纲领去办事，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也许早就实现了。
友：在炮火连天中谈什么造轮船、火车、开矿山，无非是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见，怎能挽救太平天国？
袁：请想一想，洪仁玕是1859年到天京的，不到20天就受命总理朝政，很难设想他在考虑施政纲领之时能完全不顾面临的紧迫问题。经过三年前的内部自相残杀和分裂，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洪秀全的昏愦也已暴露无遗。如何解决当时出现的问题，团结内部，鼓舞斗志，是推进革命、争取战争胜利的重要一环。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经过深思熟虑、兼顾目前和长远的施政纲领。学术界诸方家首先注意到它的先进的长远之计，这是非常自然的，加上有些话说得比较委婉，也容易被忽视。但细加玩味，我认为也不能忽视它的现实性。挽救太平天国首要的是军事，尽管前贤已揭示过洪仁玕在战略决策上有过贡献，但军事非其所长，他的贡献是在其他方面。
我想，这个纲领至少有四个方面是直接针对着当时存在的问题的。
首先是如何团结内部的问题。当时天京事变的严重恶果仍历历在目，洪仁玕语重心长地提出：“倘中邦人不自爱惜，自暴自弃，则鹬蚌相持，转为渔人之利，那时始悟兄弟不和外人欺，国人不和外邦欺，悔之晚矣！”（《资政新编》，《太平天国》(二)第532页。）这里说的鹬蚌相争当然不是指与清军的对峙，那是灭妖而不是团结的问题。而整个纲领实际是以谈团结问题起，以谈团结问题终。看看它的结尾吧：“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师克在和，不和则人心不一，不一则涣，何蓄锐之有？故廉蔺相和，而秦有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者此也。”（《资政新编》，《太平天国》(二)第540-541页。）团结问题被摆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那么，当今这个紧迫问题解决之道何在？他的头一条建议是“宜潜消其党，勿露其形，或如唐太宗之责尉迟恭以汉高故事，或如汉文之责吴不会而赐杖以愧之，亦保全之一道也”（《资政新编》，《太平天国》(二)第524页），也就是说要如唐太宗批评尉迟恭那样开诚布公地对待有毛病的臣下，或如汉文帝那样宽容地对待怀抱野心的宗室：吴王刘濞托病不参加朝会，反而赐以几杖。要用种种手段化解而不是激化矛盾。与此同时，他不无所指地大讲要部下听令：“在主将有以服之耳”，为此，要如孔明那样“器使群材，赏罚严明”，部将“虽有些须失错，不宜妄生议论”（《资政新编》，《太平天国》(二)第540-541页），等等。请注意，他的意见归纳起来无非是：团结能否搞好，关键在于领导。这实在是对洪秀全适时的讽喻。
其次，这个纲领要求对经济政策作根本性的调整，核心是要否定《天朝田亩制度》冀图在落后的自然经济上消灭私产和贫富差别的空想，把发展经济的立足点转移到支持和依靠私人资本主义上来。他建议全面地学习西方，不但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交通和开采各种工业原料和燃料，而且要办银行和保险等业，相应地还要办报纸，兴邮亭，实行保护人身权利的司法制度，推动社会制度走向现代化的轨道。
人们也许会说，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下这些都是纸上谈兵，不会有什么现实意义。但只要考察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就会弄清楚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任何政权的巩固归根到底都取决于经济状况。当时太平天国面临的紧迫问题之一是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这不能完全归咎于战争，更重要的是实行错误的经济政策招致的恶果。例如，在天京等城市人民都被编入军事化的各“馆”、“行”中，生活资料由“圣库”供给。特别是有技艺的手工匠人，即使不被征调参加修建王府等官家建设，也完全在官家控制下劳动。这是他们冀图消灭私产的天国空想指导下的必然政策，其性质却是几千年的官营手工业的延续。商业亦归公营，“本利皆归天王”（《金陵被难记》摘引《待百姓条例》，《太平天国》(四)第750页）。
在19世纪中叶实行这样的制度，劳动者的积极性很低，浪费大，亦缺乏不断促进技术更新和扩大再生产的内在动力，其直接恶果是不少人不愿享受这样的天国生活，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逃亡，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更无从谈起。显然，这样的政策如不改弦易辙，后果不堪设想。有些太平军占领区在悄悄自行调整。以农村来说，《天朝田亩制度》颁行于1853年12月，由于“兵士日众”，需粮甚多，第二年便不得不“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东王奏请准良民照旧交粮纳税本章》，《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但全面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却没有明确的转变。
《资政新编》的历史作用在于它抛弃了那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勇敢地承认了能人的创造性劳动和富者经营的事业的价值和正当性。通过实行专利制度，“准富者请人雇工”（《资政新编》，《太平天国》(二)第536页），奖励私人兴办各种工商企业、开矿、办银行、办“学馆”和各种社会福利事业，从而把旧式的农民战争与切合中国当时需要的历史进步事业直接联结起来。
由于多种原因，这些措施大部分没有实现，但不能说纠正指导思想的错误没有一点实际效果。进入60年代，太平天国统治地区街市繁荣，“商店充塞着商品，处处都显出兴旺景象”（哈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的记录屡现中外考察者的笔下。显然，不抛弃起义军初期的空想，这些景象不可能出现。
再次，这个纲领针对洪秀全冀图做“万方来朝”的真圣主的迷梦，正确地阐述了与各国平等相处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它肯定西方的富强“由法善也”，批评中国闭关锁国“以致全体闭塞，血脉不通，病其深矣”，因此在对外关系中既不能“拘拘不与人交接”，要大胆地开放，“亦必有一定之章程，一定之礼法”。在具体政策上，除了不应再讲“万方来朝”、“夷狄”等轻侮字眼外，还建议要容许外国人通商和向人民传授技艺。特别值得玩味的是这么一段话：“与番人并雄之法。如开店二间，我无租值，彼有租值；我工人少，彼工人多；我价平卖，彼价挂卖。是我受益而彼受亏，我可永盛，彼当即衰，彼将何以久居乎？”（《资政新编》，《太平天国》(二)第528，538页。）它的意思是要与“番人”并雄就要发展经济，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在经济竞争中取得优势。这些建议既针对现在，又规划将来，已远远超出魏源的认识而为后来商战思想的滥觞。
最后，这个纲领还提出了改进太平天国政治生活的建议。一是要洪秀全勇于听取不同意见，决策必须慎重：“恳自今而后可断则断，不宜断者付小弟掌率六部等议定再献，不致自负其咎，皆所以重尊严之圣体也。或更立一无情面之谏议在侧，以辅圣聪不逮。”（《资政新编》，《太平天国》(二)第539页。）太平天国虽有军师总理朝政的传统，但作为专制君主，洪秀全保留着不容争议的最后决定权。天京事变的是非尽管仍有争议，但作为最后决策者的洪秀全肯定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洪仁玕这个建议的内涵洪秀全是不难领会的。
要是说这个建议仍未超出封建帝王虚心纳谏的传统，为解决“上下梗塞，君民不通”而设计的方案则充分显示了洪仁玕在现代意识薰陶下的广阔视角。这个方案的内容包括兴建以火车为骨干的全国交通网络、由民办的书信馆、新闻馆与官设的各省新闻官、意见箱及邮亭相结合的全国信息网络。这里包含着由人民监督各级官吏的思想，其主要渠道是发挥报纸作为信息传播媒介和舆论监督工具的作用。当时，中国境内两个敌对的政权都面临着君民上下阻隔的严重局面。这本来是一切专制政权的痼疾，而濒临覆灭的政权的腐败又加剧着这个顽症。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有了社会管理系统比较先进的西方为参照系，这个状况的不合理就更显得突出了。冯桂芬不是大声疾呼：“君民不隔不如夷”吗？洪仁玕不但提出这个问题比冯桂芬早几年，且已不囿于古方正药，而开始从资本主义世界去寻求对症良药。再加上这个纲领中包含的“罪人不孥”、“善待轻犯”等现代法制思想的幼芽，规定社会基层的“乡官”的任务只限于“理一乡民情曲直、吉凶等事”（《资政新编》，《太平天国》(二)第535页），抛弃了政教合一、军政合一的模式，这不是蕴含着社会生活现代化的契机吗？
太平天国与清政府之间的生死存亡当然要靠战场上的博斗，但是，战争不是简单的角力，政治和经济政策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古往今来，未有军心民心涣散而能最终战胜敌对势力的。对垂危的太平天国说来，《资政新编》就是冀图力挽狂澜的一次重要尝试。可惜，1861年2月后洪仁玕的权力一再削弱，很多事情已无能为力了。即使在他握有较大权力的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内也没有切实推行。一个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挽救太平天国的方案被搁置了。
友：这是个人未能充分施展救国抱负的不幸，更是历史的不幸。
袁：确实如此。当时，真正比较了解现代西方的中国人就数洪仁玕和容闳了。洪仁玕在香港生活了四年多，在那里接触了资本主义文明。容闳则是在美国系统地接受了中等和高等教育后，于1855年太平天国革命高潮中回到祖国的，他曾寄希望于太平军，1860年11月他访问天京，与洪仁玕讨论了推进太平天国事业的方案。容闳提出了七条建议：“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这个以现代思想为主导整顿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制度的建议与《资政新编》是互补的。当时容闳便感到“干王居外久，见闻稍广，故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故对于所提议之七事极知其关系重要，第善善不能用，盖一薛居州，无能为役”。（容闳：《西学东渐记》第56-5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新译本第六点是：“为民众建立各级学校教育制度，并以圣经为教科书之一。”)他俩的建议无疑是当时中国学习西方的最先进的方案，已经远远超出魏源至60年代初的所有其他中国人的认识和各种方案，这是凝聚着报国热忱和新的时代精神的救国良方。同中国近代不少历史人物一样，洪仁玕也有好些陈腐不堪的言论，但瑕不掩瑜，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能写出《资政新编》那样充满时代气息的著作是了不起的。
友：也可以救大清？
袁：当然可以。1861年4月，曾国藩的重要幕僚赵烈文看到《资政新编》的刻印本后在日记中写道：“其中所言，颇有见识，……法法类，皆是效法西人所为，其钦折外洋，殆为心悦诚服，而于夷情最谙练；……然其长处颇能变通用之，亦未可抹杀。……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志云：知已知彼，百战百胜。有志之士，尚无忽诸。”（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咸丰十一年三月廿二日)，学生书局1964年，台北。）这是来自敌方统帅部的评论，钦敬之情溢于言表，其意思归纳起来无非是一句话：《资政新编》是结合实际学习西方的佳作。
赵烈文所以承认太平军中有出类拔萃之士，在于他敏锐地看到如果自己的对手按照这条路向前走，必将战胜自己效忠的那个腐朽朝廷。清政府所染痼疾不但性质相同，而且有些方面更为严重。《资政新编》提出的正确处理中外关系、发展经济、解决军民阻隔、促进社会进步等一系列建议大体都适用于清政府统治地区，而且后来的洋务运动按其思想高度说还没有达到它的水平。例如，那些官僚们哪里有依靠“富民”促进社会进步的思想？又怎么会赞成和支持私人办“新闻馆”作为传播信息、监督官吏、战胜腐败的重要工具呢？而这些差距正埋下了洋务运动失败的根由。如果清政府按照洪仁玕和容闳建议的精神去办事，大清恐怕就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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