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斗胡耀邦

作者原名马波，又名老鬼，自由写作者。1947年生于河北阜平，1968年从北京去内蒙古锡盟西乌旗插队，1976年到山西大同矿机厂当工人，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82年后在文艺出版社、法制日报社任编辑，1989年应邀赴美国布朗大学当访问学者，著《血色黄昏》、《血与铁》、《母亲杨沫》等书。

日月如梭，耀邦一晃就离开我们20年了。

　　我还记得大约是1964年，胡耀邦作为共青团第一书记在团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做了一个《为我国青年革命化而斗争》的长篇报告。当时所有渴望进步、渴望入团的中学生们都曾反复阅读和学习这个报告。我也如此，拼命的自我革命。

那时候打心眼儿里以革命为荣，以革命为美。所以狠挖自己总跟人搞不好关系的根源，向灵魂深处的私心杂念猛烈开火。不断地、相互比赛地进行自我革命，自我揭发，自我批判。

　　我是学生，学习却不好。怎样证明自己革命呢？就特别渴望参军打仗。当文化大革命来临之际，觉得考验和表现自己革命的机会到了。在运动中紧跟“伟大领袖”，紧跟中央文革，紧跟《人民日报》，为当个红色打手、红色暴徒、红色造反者而积极努力。

1967年初，在动物园旁的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了一场首都中学生批斗“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的大会。当时是首都中学红代会头头李冬民通知我们学校红卫兵的，要选派十来个人去担任押解黑帮上台的任务。因为我穿一身军装，比较健壮，荣幸当选。

　　记得耀邦是被一辆华沙牌小轿车送来的。他身穿一件黑呢子大衣，个子出奇的矮，大约要比我矮半个头。

身体瘦小。下车后，他表情平静恬淡，挺着胸脯，在我们几个人的围簇下从旁门走进展览馆剧场后台。一路上他默默无语，就好像去上班一样从容不迫，镇定自若。

　　“三胡”他是为首的，要被第一个押到主席台前。我和另外一个红卫兵（记不清名字，肯定是我们47中的），各揪住他一侧后脖领，攫着他一条胳膊，把他喷气式状押到台前。随着他的出场，下面黑压压的中学生高呼口号。

　　到台上站定后，我们两个押送者就松开他的脖领和臂膀，让他自己独自站立。我们则站在他身后。耀邦默默地低着头，双腿站的笔直。我们看押者每隔20分钟左右就换班休息，另外一批红卫兵上来接替我们看押。当时我们都是十六七的小伙子，站一会儿腿和腰都觉得累。耀邦他们三个“黑帮”却从始至终一直低头立正站着，其疲累程度可想而知。

　　来自各个中学的代表一个又一个上台，义正词严地发言批判“三胡”。由于北京市各中学的工作组成员很多来自团中央，所以北京中学生对团中央意见很大，憋了一肚子怨气，就把怒火撒到了“三胡”身上……

　　这次批斗会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20年之后，1987年初，当听到耀邦辞职的消息时，心里非常非常难受。这时候，我对耀邦已经有些了解，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

　　我知道，1979年贵州有个“启蒙社”最先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贴出了大字报，揭露极左政策，被当时的公安部门认为反动组织。耀邦却主张用教育的办法，温和地解决这个组织问题，受到公安部坚决反对。

　　我知道，他曾接见过四五天安门事件和西单民主墙下的活跃人物。这两位青年都被公安局挂了号，属危险分子。

一般干部都不敢沾他们，高级干部就更躲得远远的了。在当时的中共政要中，耀邦是唯一接见过他们的中央一级领导。

　　我知道，他同情民众疾苦，积极大胆地为很多冤假错案平了反。比如江西赣州的李九莲问题、福建的地下党问题、河北的伊玛尼党冤案以及刘少奇、彭德怀等大冤案。

当他向邓小平提出要给61个叛徒集团平反时，连老邓都没想到，有些惊讶地问：“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最可贵的是那61个叛徒集团之中还包括原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当初曾把挂职到陕西省委主持工作的耀邦整得死去活来，被迫灰溜溜离开陕西。

但当刘澜涛被打成叛徒后，耀邦却毫无芥蒂地花大力解救他于水火。

　　我知道，他待人宽厚，从不落井下石。老红军、原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吴自立曾在40年代的延安干部会上当众嘲讽他：“我参加革命那阵，你还穿开裆裤呢。”把耀邦骂个狗血淋头。后来吴被打成“彭德怀分子”，1972年70多岁了还遭尽毒打关押，特地给毛主席写信，派儿子去送。

儿子找到了耀邦。当时耀邦自己还没解放，却不怕犯“包庇彭德怀黑干将”的错误，也不计较吴自立与自己私交不好，积极帮助转交信件，终于改善了吴的处境。

　　我知道，他对老战友的孩子有情有义，所有受苦受难的老战友子女他都热情相助，从不刁难摆谱不理。他家成了落难子弟的庇护所，本人前妻之父曾涤原是王震部下，文革中被中组部郭玉峰迫害致死，孩子全流落外地。

其母为孩子的调动费尽心血，找过王震，得到的却是一堆官话，毫无用处。无奈之中又托人把材料转给耀邦，耀邦当即批示将曾涤小女儿从广州189医院调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门诊部。

　　我知道，耀邦是个孝子，真诚善良，襟怀坦白，从不戴假面具，装模作样。听说父亲死后，他像个孩子一样在办公室里捶胸顿足，号啕大哭。新来的秘书推门进来，他什么寒暄话也没有，就是痛哭流涕，完全失态。令秘书大吃一惊，感到这个首长“不深沉”。

　　他曾经说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可有。如此人际关系才能融洽。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人不设防，有时候那么单纯，一点不油，根本不像个政治家。

这样的好人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把手真是一个奇迹。他在中国当代历史上顶天立地。

1987年1月某天晚上，我从广播中得知耀邦辞职的消息。思绪起伏，心情抑郁，非常痛苦。再没心思玩摩托车了，当即就把摩托车卖掉，以至于被老婆臭骂一顿。

　　这年年底《血色黄昏》出版之后，我感觉应该送给已经下台的耀邦一本。让他知道，当年在批斗会上曾经押过他的人，现在对他充满敬意和内疚。

　　中央大官，我的书只送给了耀邦一个人。当时也并没奢望能得到什么回音。

1989年春，工人出版社给我转来了一封来自广西的信，有位自称李洪欣的在信中写道：我岳父孙洪泉（广西自治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是耀邦同志的老部下。当耀邦在南宁的时候，我们多次到耀邦住处看望。

闲聊时耀邦曾问我认不认识老鬼，我说不认识，但能找到他。耀邦说：请你转告老鬼，他给我的书收到了，向他表示感谢，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真让我万万没有料到。

　　这是1989年春他逝世前所发生的事。每逢想到此，就无限的惆怅，无限的悲伤。

耀邦多么平易近人啊，对我这样一个崇尚武力的打手，曾经押过他、撅过他的红卫兵造反派，本可以置之不理却不置之不理，还认认真真地托一个年轻人捎话。

　　耀邦的肉体生命虽然没有了，他的精神生命犹在。他自己曾说过：“我本来不是当总书记的材料，而是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特殊的岗位。”

　　但唯他这个总书记却干得最好，最得民心！唯有他这个当众痛哭，“不深沉”的总书记最受广大民众爱戴！他永远不孤单，他的好评如潮，他的名字万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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