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否定文革,那叫没良心;想否定改革开放,那叫没头脑
王健:1970年从上海去江西插队农耕8年,恢复高考后入学上海师范大学。现为同济大学教授,曾任教育部创新教指委秘书长、上海市新闻传播学学科组成员、中国创造学会常务理事。独创优势富集效应理论,主要著作有《让思想冲破牢笼》《非常规思维的力量》《超越性思维》《先者生存:优势富集效应》以及《王者的智慧》等。
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一书中曾经写道:“在历史中也像在艺术和生活中到处遇到的情况一样,那些难忘的时刻并不多见。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
那些平时慢慢悠悠按照顺序发生的事,都会压缩在某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做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从1978年12月22日开始的那个历史段落,某种意义上就属于这种性质。
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张报纸所覆盖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随后仅仅几十年特定的单位时间里,发生了地表史上最摧枯拉朽的变迁。
但真正令人感怀的,应该是在那些群峰般凸起的城乡建筑群的深部,冰山的水下部分,一个看不见的精神大陆正在缓慢崛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那个决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像整个大陆板块脱臼后历史性的复位那样地动山摇。
这是一个巨大的逻辑公理的转换,由此而延展出的所有引理,像血透一样革命性地更改和释放了人们的伟大天性,思想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所创造出的一切奇迹都在为这个转换做注解。
|从阶级斗争的恐惧中解放出来
丁玲和方方都是女性、都是中国作家、都曾因自己的文字而遭到非议,但酷烈程度之所以完全不同,根本原因是因为她们中间隔了一个改革开放,从而使她们分别站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逻辑大地上,她们分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舆论板块和心理现场。
左为“大右派分子”丁玲被批斗,右为武汉作家方方
当有人煽动用文革阶级斗争手段对付方方时,反对和质疑方方的人们大多没有响应;当有人号召武林壮汉用拳头群殴方方时,政府公权力决不会袖手旁观。
这不仅是方方们的幸运,更是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幸运。如果你看不到这个伟大而感人的历史进步,那可能是因为你没有亲身经历过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代。
今天,已经没有人相信方方会因为自己的言论而成为当年的丁玲、卞仲耘、张志新,更没有人会因为支持过方方而像当时“胡风的朋友们”那样夜不成眠、惶惶不可终日。
我们感怀这样的进步,不是因为我们糊涂,而是我们来自寒彻透骨的文革现场,我们能体察到改革开放的温度。
我们惊讶,在卞仲耘被学生活活打死的北师大附中校园里怎么会没有一丝犯罪后的恐惧气氛。
我们感叹,反而是卞仲耘的丈夫夜半不敢哭出声音而将床上的草席边沿咬到粉碎。
我们庆幸,自己的孩子不再会因为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打破了一个印有头像的水杯、坐在套红标题的人民日报上而惊恐万状。
阶级和阶级斗争也许客观存在,“阶级斗争为纲”却是主观臆断,其核心逻辑是:“八亿人不斗行吗?”这个逻辑的前提不是基于客观事实,而是源自策略需要,既然是需要,没有阶级敌人,就要创造出一个敌人来,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就是一个证明。
于是,客观上果然就造出了一个人人自危的恐惧环境。阶级斗争真的就会溢出它本来的堤岸,而终于成了浸没一切的汪洋大海。
帕瓦罗蒂说:“歌剧是假的,但随着一点点展开,它就是真的了”。
今天的人们,对张春桥这篇凶相毕露的报纸头条早已恍若隔世。他们永远无法想象,当年的人们触目之下是如何的惊心,对那些历次运动中早已遍体鳞伤的家庭而言,佝偻在昏暗的灯光下,从字里行间琢磨深浅,在夜深人静时猜度轻重……
普遍的绝望就是希望。历史总有一天会像几米说的:我总是在最深的绝望里,看见最美的风景。
正是改革开放,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挽狂澜于既倒,把整个民族从“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恐惧症中解救出来,这是什么样的时代巨变?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梦已经醒来心不再害怕有一个地方那是快乐老家……
我们深信:比高楼大厦崛起更重要的,是理性和常识的回归;比商品堆积如山更珍贵的,是尊严和自由的重建。
我们深知:不否定文化大革命,那叫没良心;想否定改革开放,那叫没头脑。
历史不能,也绝不会走回头路。即便人真的可能两次踩进同一条水沟,也绝无可能两次坠入同一个深渊。
那是因为: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主要不是灯火阑珊的不夜城、甚至也不仅是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豪感,而是那些留在我们自由而奔放的灵魂里的,如同河流留给山川的、润物细无声的永恒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