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面对卢安克被迫离开，我土崩瓦解

柴静长三角之友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两个德国人。

第一个，名叫西洛特，最近因对中国教育的一番控诉刷爆了中国的互联网。他在苏州一所私立学校当外教，一干就是八年，但春节前，他离职回国了。

他是带着挫败感离开的，他说：“我一辈子也无法在中国看到真正的教育！”

他在中国看到4岁的孩子背诵拼音，5岁的孩子做加减法。而在德国，8岁的孩子只需要会播种，栽花，除草。

从幼儿园起，中国的学生就不断被灌输政治教育，这些对几岁甚至十几岁的孩子来说，简直是天书，就连很多政治老师也搞不懂，这些教育的功能只是为了应付试卷上的标准答案，别无用处，大多数学生的学习目标也是短暂的——为了考试。

与此同时，人性教育、逻辑教育却是空白。人性是人格的基础，缺乏人性体验和认识的人，又怎么形成健全的人格呢，连健全的人格都没有，又拿什么爱自己，爱家人，爱社会呢？

西洛特还认为，中国教育的扭曲还体现在安全教育方面。很多学校实行的是无缝对接管理，从学生进门到出校门，每一分每一秒都有老师看着，下一个老师不到，上一个老师不能离开。就像看管羊圈一样。

放学时，离学校不足50米的地方，是密密麻麻的家长及形形色色的车辆。孩子到家后，又圈养在房间里做作业、吃饭、睡觉。

这个循环过程一般持续15年之久。孩子终究要离开学校，离开家庭，终究要独立生活，独立之后，如何去拥抱丰富的世界，获得饱满的生命体验？

这位愤怒的德国人认为，中国教育是把人最珍贵的年华付给毫无意义、毫无发展价值的学习内容上。而舍不得花费一点时间去讨论和思考。记忆成了学习的唯一方法，高压成了教育的唯一手段，保护成了成长的唯一措施。

他说：“这种负成长的教育模式其实是对人性的一种摧残，是对人类的极大犯罪。”

这位愤而告别中国教职生涯的德国人，直指中国教育的根本弊病，甩了中国教育一记响亮的耳光，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这让我立刻想起了另一个德国人，他也甩了中国教育一个耳光，但方式更温和，也更发人深省。

这第二个德国人，有个中文名字——卢安克，在中国的教育一线也有着不短的实践经历，甚至更长，前后历时十多年，并且走得更远：深入到中国广西不通电话、不通公路的偏远山村，在那里不领工资，义务支教，一扎下来就是十多年。

他没有像西洛特那样愤怒地控诉什么，更多地是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去实践着这样一个理念：爱和陪伴，比所谓的教育更重要。让孩子体验生命本身的美好，比“灌输知识”更重要。

他在板烈村所面对的，基本上都是失学的留守儿童。不要说像样的正规学校教育，甚至连起码的亲情和爱的陪护，也都缺乏。而卢安克这个来自万里之外的金发碧眼的叔叔，充当起了这些孩子们的“家人”。

然而2013年的冬天，由于迫不得已的原因，卢安克不得不离开他支教了十年的小山村，离开之前，从来都是躲避媒体采访的卢安克，破例接受了央视《看见》节目柴静的采访，那期节目，为他圈粉无数的同时，许多网友也为他的被迫离开，流下惋惜的眼泪。

在做完《告别卢安克》节目后，柴静在她的博客文章中写到：

“教育，是人与人之间，也是自己与自己之间发生的事，它永不停止，就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触碰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只要这样的传递和唤醒不停止，我们就不会告别卢安克。”

在小山村实践着，教育的乌托邦梦想。

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他的个人特性难以用“常理”类推，卢安克就属于这种人。

这个1968年出生于德国汉堡的德国人，中学毕业后，四处浪迹，做过帆船厂工人，帆船教练，当过兵，后来进入汉堡美术学院进修工业设计。

最初他是以旅游者的身份到达中国的，然后很快发现自己喜欢跟中国的学生在一起，并且在他的内心，有着一个关于教育的乌托邦式梦想。

以志愿者的身份在中国的教育领域几经挫折和碰壁之后，最终，他找到了实践自己教育梦想的地点，那就是广西东兰县坡拉乡板烈村——一个不通电话、不通公路、村民只会说壮语的偏僻小山村。

从附近任何稍微大一些的城市抵达这里都需要经过四五个小时以上的山路颠簸。这是一个本地人急着逃离的地方，这位外国人却像是发现了自己的世外桃源，一呆十余年。

金发碧眼的卢安克，2001年来到板烈村支教，起初也引起过地方部门的警觉，后来因为确实“很老实”，他得以在这个小山村长期安定下来。

他是很多人眼中的怪人。没有家，没有房子，没有孩子，经常光脚穿鞋，因为在那附近买不到一双45码的袜子。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肉，长期不谈恋爱，因为在他心中，有“比这些更大的乐趣”。他也不拿一分钱工资，不在学校教职工表上，他上课甚至不用课本……

然而他却受到孩子们的热烈拥戴，在孩子们眼里，他是最好的朋友，老师，是可以一起爬树、在泥巴里打滚的玩伴。卢安克常和留守的孩子们一起玩，带孩子拍科幻剧、玩泥巴、抓泥鳅、设计河坝，甚至花几个小时去犁地，有学生说他“像暖男一样”。

卢安克发自内心地热爱这片土地，漫山遍野都是他的步子，一草一木都是他的乐趣，柴静采访即将离开这里的卢安克时，发现他经常一言不发地望着大山发呆，仿佛整个人也都沉浸在与这片土地的最后相处中。

03.放弃改变孩子，改变就自然发生

说到卢安克独特的教学方式，媒体常常提及他带领学生们拍摄科幻电视剧《心镜》的情景——孩子们变成一个剧组，自己制作道具，并分别表演不同的角色。

一个叫牙韩运的男孩扮演主人公容承，他的超能力不是来自于武力，而是来自于他能够承受每一派的人对他的羞辱、打骂、欺负，他扮演的这个角色，将最终明白：“人的强大不是征服了什么，而是承受了什么。”

农村孩子牙韩运很专注地扮演这个角色，从冰冷的淤泥里出来时，他没有一句抱怨……

采访完卢安克后，柴静在博客里写道：“面对卢安克，我土崩瓦解。”过去她脑中奉为常识的东西，突然发生了动摇。

卢安克对待孩子的方式，更像是一种陪伴，而不是教导。对此，卢安克说：“孩子们最需要看到的是，‘有一个人，他在作为真实的自己。在陪伴着我的时候，他忘掉了所有的想法，仅仅保留着真实的自己。’”

卢安克尽量少地用语言跟孩子去解释什么。他尽情地带着孩子们做游戏，玩耍。对此，卢安克说，“语言很多时候是假的，一起经历过的事情才是真的。”

他认为，“体会”比“知识”更重要。“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真正的教育，是‘自己教育自己’，‘知道’和‘体会到’是两码事。”

卢安克曾经在博客里大篇幅批评和反对标准化教育、反对整齐划一的校园、反对“让人心死去”的教育理念，他曾经跟现实世界里的问题较着劲。但现在，他不想改变了，“如果带着改变的目的去做事，那就不用去做了。我不想改变，也就没有压力。”

柴静问他：“不想改变，那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他回答：“改变不是目的，也不是我的责任，但改变会自然发生。”

他甚至强调，作为老师，不应该对学生有所想象，有所期待，“作为老师，带着一种想象，想象学生该怎么样，总是把他们的样子跟我们觉得应该的样子进行比较，这是教育上最大的障碍。这样就没办法跟他们建立关系，中间隔着一堵墙。”

他说：“只要我们放弃掉对‘什么是好的’的想法，通过观察，我们能找到最符合他们的角度。”

“人生中不存在任何必须的事情，只存在不必要的期待。没有任何期待和面子的人生是最美好的、自由的，因为这样，人才能听到自己的心。”

柴静问，不“比较”，不“进步”，孩子进入城市和社会后，不会成为弱者吗？

卢安克说：如果他们能学会创建自己的东西，他们到城市的时候，也不用觉得“别人那么有钱，我没有，我被抛弃了”，“他可以自己创建，他不需要逃。”

（柴静采访卢安克）

卢安克还特别强调“归宿感”三个字，“中国的留守儿童也将会成为一个失去控制的因素，除非我们能给他们带来归宿感。”

在卢安克看来，纪律可以带来秩序，但那是被动的，只有一个人归属于一个事情，一群人，一个社会，才会有认同，才会有发自内心去照顾它的愿望。

在卢安克心中，能够提供“归属感”的东西，便是“创作”，便是“玩耍”，是活出生命本身的色彩……

这种教育的理念，充满“无为而治”的色彩，透着“了悟生命”的禅机，带有乌托邦色彩。它与当今社会显然充满格格不入的矛盾。

但柴静觉得，卢安克的教育理念，细思又有一套强大的逻辑在支撑。这种理念和逻辑，在卢安克过去的实践中，遭遇到过抵抗，也一步步在完善。

（卢安克邀请柴静与孩子们坐在田野里聊天）

04.带孩子“不务正业”，其实是建设心灵

卢安克在中国最早的支教实践是1997年，他在南宁一所残疾人学校义务教德文，后因没办下“就业证”，被公安局罚了3000元。

1999年他从德国回到广西，到一所县中学当初中老师，因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家长们有意见，学校把他开除了。

之后他教不识字的青年修路，画地图，试图改变他们的生活，但发现他们没有应有的感受力和创造力。再之后，他从小学的孩子教起，教音乐，美术等副课，但孩子长大了，读到初中，就会有大量的孩子辍学，打工，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再之后他完全放弃对结果的设计，放下期待，只是陪伴孩子，默默做着人之为人的最不显见却最本质的心灵建设。板烈村的十年，是他的理念真正得以实践的一段生涯。

即使在板烈村，他也不是没遭到过质疑，有些家长觉得卢安克总是带着孩子们“不务正业”，玩野了，为此找校长理论……

但一个德国人十年如一日，不拿一分钱，扎在中国偏僻小山村支教的故事，终于引来了媒体和互联网的关注，聚光灯打过来，各种声音也随之而来。

有人把他当成乡村教育实验的特立独行的英雄，是感动中国的“洋雷锋”，也有人认为他是危险分子，甚至怀疑他有“恋童癖”。

媒体的关注，破坏了过去的宁静，让他不堪重负，后来他关掉微博。他在个人著作《是什么带来力量》一书中写道：“我已经变成一个随时都有可能被媒体点燃的炸弹。”

他中途也曾经因签证问题，几次短暂离开中国，但又重新回来。

直到2013年冬天，由于签证失效，又没有稳定的工作，他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再加上，同在山区服务多年的一位女志愿者与他结了婚，妻子到了希望安稳的年龄，也害怕卢安克的理想主义会被他人利用，希望他去城市里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已经45岁的卢安克，将从33岁到45岁的大好年华，留在了这个偏僻小山村，然而这次，他不得不考虑家人的感受，2013年冬天，他离开了板烈村，这一次，他没再回来……

05.好奇心和信心，这个暖男老师留下的财富

2016年，在卢安克离开三年之后，有媒体来到板烈村，寻访卢安克支教十年，是否还留下什么“痕迹”。

记者碰到了曾主演过科幻剧《心镜》并参与道具制作的牙韩运。如今他已是翩翩少年，进入城市读大学，选的是汽车维修专业，发动机拆装让他乐此不疲，他觉得，这和他当初在科幻剧中搞的那些道具有点相似。

记者还碰到了村中一位喜欢画画的女孩子，卢老师的教育让原本羞涩的她变得活泼。

村子里的人们普遍认为，好奇心和信心，是卢安克留给孩子们的财富。板烈小学的牙校长如今也在思考卢安克的教育方式，“为什么有的孩子敢拿毛笔在卢安克脸上画画，卢安克不愠怒？”

一位村民说：“卢安克一个外国人都来无私地教我们的小孩，想一想，我们也应该陪在我们小孩的身边，但是由于生活又迫不得已。”

没有了卢安克的板烈村，变得更加落寞、萧条了。当初因卢安克慕名而来的多名志愿者，已纷纷撤退。由于师资不理想，生源减少，不少家长把孩子带到县里的学校。现在的板烈小学，由于学生绝大多数住校，全天大门紧锁，学校立了牌子：禁止下河游泳。

（带孩子河中玩水、骑牛，是卢安克的常态）

据说，卢安克得知这个事情后，曾给学校老师发了封邮件，邮件中说：“这是限制学生的自由，越严格可能问题越多……”

卢安克陪伴过的孩子正在成长，而村子本身，却在萧条、衰落。

中国教授拼排名，德国教授关注好奇心。

跟随柴静一起采访卢安克的编导范铭，完成节目后也非常感慨，她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一位曾参与创建上海一家生物学研究所的德国教授，在和一些中国教授一起为研究所确定发展目标时，中国教授们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努力成为XX领域世界前十名的研究所”。这位德国教授非常不赞同这个说法，因为“我们是世界上这个领域唯一的一个研究所，哪来的前十之说”，他的观点是，让研究所成为“科学被好奇心驱动之地”。

范铭感慨道，我们身边许多同学努力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和别人的比较，只有赢了，才有自信。

我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比较之中，我们必须通过比较来体现优秀，我们的清华北大的办学目标之一，也是“努力跻身世界一流大学”。我们的欲望慢慢变成了“让别人夸我们好”，却忘了自己最原始的欲望是什么。

而生命中真正的乐趣，是当你沉潜于某一事物，完全忘我的刹那。它触发的是人内心中最为单纯的欲望，就像童年时的我们，总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单纯的好奇，觉得生活中处处充满新鲜和美好。

在做完《告别卢安克》那期节目后，柴静在博客文章中写道：“卢安克给人的，不是感动，不是那种会掉眼泪的感动，他让你呆坐在夜里，想‘我现在过的这是什么样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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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面对卢安克被迫离开，我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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