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甲：造成巴东这种“民刁官滑”的是什么原因？
2015年6月我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后，在东湖梅岭礼堂省委中心组向省四大家领导讲“严以修身”的学习体会，当时已经是省政协副主席的肖旭明同志（当时的州委肖旭明书记）特意等到散会后留在礼堂大门外跟我打招呼，他握着我的手说：“行甲，看到你今天的成绩我好高兴，我为当年曾经顶住压力保护了一个好干部而感到欣慰！”
还记得2012年底在省里开会时，和省里一个关心我的副厅级领导说起巴东的情况，他告诫我说在巴东这种“民刁官滑”的地方，最好别让老百姓对你期望高，否则你会顶着石磙唱戏，非常吃力，戏还不好看。
可是，作为党派到这个地方的党代表，除了让老百姓对我怀有期望，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
巴东老百姓的这股冲天的怨气戾气是从哪里来的呢？巴东如此恶劣的民风民情，怪得着老百姓吗？我细细调研，细细思考之后的结论是，不能怪老百姓。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当地的党员干部作风坏了。在我去之前， 巴东官方对邓玉娇事件的定性是一起偶发极端事件。作为新任县委书记，我觉得有必要把巴东历史上发生的这起轰动全国的恶性事件复个盘，我让县委办把邓玉娇事件的全部案卷调出来看了一遍，我看完后的结论是，这是一起必然要发生的事件。镇政府两名干部给企业办了一点事，企业给了好处还不算，还得请吃饭；请吃饭不算，还必须喝酒；喝完酒还不算，还得请洗脚；洗脚找小妹还不算，还动手动脚轻薄人家；人家姑娘愤而拒绝，他们恶语相向还不算，还把姑娘“推坐”，拿出一沓钱在姑娘头上敲……我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说：这哪里是偶然事件啊！如果这姑娘是我妹妹，如果我在旁边，根本轮不到她动手，我会亲自动手拿刀子捅这两个WANGBADAN的！我在大会上说，不会无缘无故就发生极端恶性事件的。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个“末”，就是干部作风，就是我们基层的党组织与人民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有一件事情最能简单地说明巴东干部作风症结在哪里，前任县委书记在2011年明确知道自己马上要调走之前，大规模地调换了一遍全县几乎所有重要部门的领导干部，牵动面达上百人，那一年的清太坪镇居然一年内让她给换了三任党委书记，简直匪夷所思。但是作为继任者，我还必须遵守刚动过干部的岗位一定时间内没有特殊情况不得随意调动的规矩。等到党的十八大后反腐飓风刮到巴东前任县委书记身上时，才被省纪委四室发现，就在换届之前的2011年3月，她居然在离天安门直线距离只有十几分钟车程的北京东二环某小区一口气买了两套房，当时那个小区的房价已是一平方米6.8万元，没有贷款，一次全款付清。他们两口子都是普通公务员，这笔巨款是从哪里来的？用脚趾都想得到。要想富，动干部，这基层的潜规则算是被她明摆着用了。巴东就在长江三峡边上，长江上航行的船只全靠灯塔引领，我曾经在大会上说一个地方的一把手就好比是这个地方的灯塔，如果灯塔歪了，暗了，后果一定是灾难性的。当时巴东这些主要官员的言行，明明白白地揭示出巴东穷的原因、巴东老是出事的原因、老百姓恨党委政府的原因。那个阶段巴东老百姓是真的“刁”， 但是，真的不能怪老百姓。
巴东的民风之顽劣让我心焦，可是真正最让我心力交瘁的还是巴东的贫困。上任后的第一个月到民政、扶贫办、县残联三家单位集中调研，沉重的数据压得我心痛。按以往的人均年纯收入1196元标准统计，巴东全县有贫困户5.8万户16.1万人，如果按当时刚颁布的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年人均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统计，全县的贫困人口还会大幅增加；全县共有各类民政对象5.1万人，其中，农村低保22885户40024人（占全县农业人口的9.2%），城镇低保3652户7351人；孤儿240人（其中艾滋病孤儿46人）；财政供养的五保对象（鳏、寡、孤、独）2655人，应保未保1200人；精神病患者1573人，其中重度精神病患者721 人；办证残疾人12409人，其中视力残疾2022人，听力残疾319 人，言语残疾100人，肢体残疾7595人，智力残疾591人，精神残疾478人，多重残疾1232人。最让我沉重的是那么多老百姓生了大病的求助信，刚到巴东几天就收到第一封求助信，是东壤口镇一个患肾衰竭的女孩子的信，我还吩咐县妇联和乡镇马上行动给予帮助。但是接连不断的信件过来，动辄都是欠着十数万元医药费、等待救助的患者，面对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我感到如此的无力。我的巴东太穷了！想到老百姓无助的期望，翻翻捉襟见肘的财政，想想几个月前在宜都任市长时还雄心勃勃地想实现全市免费医疗的梦想，恍如隔世。
最让我难过的是作为全省艾滋病重灾区的巴东，当时仍在世的在册艾滋病患者就有490多人，不知道在那些年因贫穷去卖血的人中还有多少没被检测出来。最严重的茶店子镇三坪村，一个村子就有35个仍在世的艾滋病感染者，这个村基本不与外界交流，成了孤村。我在到巴东的一个半月后到了三坪村，让镇政府出钱杀了一头猪，中午在一名患者家做饭，我先是走访了三户患者，然后让村支部书记把全村患者都请到一起，算是我请大家一起吃午饭。我坐的那一桌，除了我以外全部是艾滋病患者，我和他们互相夹菜，一起喝酒，用这种方式告诉全县的老百姓，艾滋病一般接触不传染，这些人已经够苦了，他们不应该受歧视。全县一些受艾滋病影响的特殊孩子让人揪心，46个艾滋病孤儿中有一个叫小燕的女孩，父母都因卖血感染艾滋病去世，她跟着爷爷生活，后来爷爷去世，15岁的小燕独自安葬了爷爷，无法想象孩子当时的悲凉。我去看她的时候，小燕不怎么说话，眼泪流个不停，她也不擦，任由眼泪像两条线一样流到脖子上。有一个8岁的艾滋病患儿小航，我去看他时，小航满脸满头都是红疮。母亲前几年已经因艾滋病去世，因治病还欠了5万多元外债，父亲在浙江打工，71岁的爷爷和68岁的奶奶带着小航在村里生活。简陋的家居和老人身上破旧的服饰，无不向我诉说着这个家庭的风雨飘摇。奶奶跟我说，这个孩子的妈妈就埋在屋场旁边，现在眼看着孩子一身的疮，一点点地走他妈妈的老路。他们家已没有亲戚来走动过了，村里的人从他们家旁边路过也都是绕着走，这个孩子也没法上学，没有任何一个玩伴，就是白天跟着奶奶下地玩一玩，晚上奶奶给他洗一下，跟着奶奶睡。奶奶说，这孩子变了一世的人，我也对得起他了。奶奶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语调很平静，她的眼中甚至都没有眼泪。临走前，搂着天真地笑着的小航，拉着爷爷树枝一样粗糙的手，我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还有一点让我尤其心塞的是巴东的路难行。寇准1000多年前曾在巴东任过县令，当地流传下他一句话“八百里巴东”，我原以为这是一句诗意的描述，到了巴东之后才知道，从最北端的沿渡河镇堆子村到最南端的金果坪乡泗井水村，整整397公里，基本上就是800里。可是巴东的山路崎岖破损，颠簸不堪，我作为县委书记坐的车还算是好的，我从县城出发到金果坪泗井水就要坐6个多小时的车，一般的老百姓呢？他们是多么的不方便可以想见。第一个月里，我走访了十多个偏远的村子，越看越沉重，越听越沉重。我每到一个村，有两个必看，一是问村支部书记这个村里最穷的是哪一户或者哪几户，无论多远多偏我一定要上门看；二是这个村有没有学校，如果有学校我一定要去看，并且在时间来得及的情况下在村里学校课堂上听一节课。巴东的农村太穷了，走到大山深处，有的贫困户甚至不能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因为我见过只有三面墙的老百姓的房子。有些村支部书记的描述和恳求让人心酸，所到之处没有见到一个村级经济发展好、稍微有点豪情的书记。491个村，到底有几个稍微像样的富裕一点的村呢？我下决心要在我的巴东任内走遍全县的每一个村。我安排县委办公室给我策划安排“县委书记边界行”，就是拿着地图从800里巴东最边远的村子走起，开始我的县委书记大调研。
经过充分的调研，我的结论是，老百姓的怨气戾气是被我们一些党员干部的恶劣作风给逼出来的，是被我们800里巴东崎岖难行的道路给颠出来的，是被贫困封闭的千山万壑给憋出来的。摸清基本情况之后，我给自己定的在巴东当县委书记的思路就是彻底走群众路线，带领全县党员干部回到人民群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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