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王”王洛宾传奇

佚名文史之友

“乐队“这个词儿，王洛宾刚学会走路时就听说了。

父亲是顶喜欢音乐的，觉得一个人吹拉弹唱不够劲儿，拉着王洛宾和他姐姐三人组了一支乐队，从《木兰从军》到《梅花三弄》，歌声远远传到胡同口去。

王洛宾确实有音乐天赋，18岁考上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后，老师给他指了条明路：“如果你想成为一名有作为的音乐家，那你一定要去巴黎，因为那里有世界上最美的音乐。”

当时的中国，甚至还没有现代音乐。

王洛宾心里有了方向：去巴黎，我要去巴黎！

家里几代人都走南闯北，母亲也早早地做了思想准备，“你长大了，还不知道要跑多远呢。”

结果巴黎没去成，他去了中国的大西北。

当时“七七事变”突然爆发，就此炸毁了王洛宾的巴黎梦。

母亲丢下全家人离开，王洛宾披着孝服东躲西藏，借着要给母亲上坟的机会，骗过了守在城门口的日本宪兵队，逃出北平。

当时王洛宾的女友还不是三毛，是个名叫杜明远的女孩。

他后来写《阿拉木汗》，其中有一句“身材不肥也不瘦”，灵感就是源于这个笑起来亮晶晶的姑娘。

爱情来得很快，两个人甜甜蜜蜜结了婚，还没来得及好好过日子就被一场战争打到天各一方。

王洛宾被迫从北京流亡出来，几经辗转跑到大西北做了音乐老师。

日子过得很苦，可心底那个遥远的巴黎梦他始终没忘。

炮火纷飞的岁月里，好几次，他带着学生在教室唱歌，炸弹落在隔壁老奶奶家的院子里，王洛宾抱着孩子们一起跑。

当时他唯一的爱好就是游泳，没事就约着一群“泳伴”聚集在桥头，萧军就是其中一个。

几个年轻人靠在白石桥上，听萧军读他的新书《八月的乡村》，当王洛宾听到那句“我要恋爱，也要祖国自由”时，心中大动，回到家便拿起笔为它谱曲。

他误打误撞，成了中国第一个为小说写插曲的人。

整整一年，战争把大家打到这边又打去那边。

王洛宾下了决心：加入抗战，去兰州！

他和萧军、丁玲几个人一同乘卡车经西安前往兰州准备去大后方宣传抗战。

人坐在货物顶上，吹着大西北的风。

当车子开到六盘山脚下时，一场暴雨拦住了他们的路。

没办法，只能等雨停了再走。

或许是因为赶路太累，王洛宾竟靠在茅屋边睡着了。

不知从哪里来的歌声断断续续传进耳朵，他吃力地睁开眼睛先要分辨声音从哪个方向过来。

这歌声太特别，像是来自远古，又分明近在眼前。

他细细听完一曲，愣在原地，赶忙掏出本子开始抄录。

歌声来自客栈一位50多岁的妇人五朵梅，这首名叫《眼泪的花儿飘满了》的歌，改变了王洛宾往后在西北40年的人生。

同年秋天，王洛宾和几个朋友一起加入了甘肃抗战剧团。

有一次剧团接到任务，为一支运送苏联援华抗战物资的新疆车队，举办欢迎会。

一位戴着花帽的维吾尔族青年上台献唱一曲，结果台下人一句也没听懂。

等他下台来，王洛宾凑上去问他唱的什么。

因为语言不通，小伙子只能吐出几个短句。

王洛宾连夜填词改曲，几易其稿，完成了他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的改编《达坂城的姑娘》，传遍大街小巷。

歌里第一句唱的是：“达坂城的石路硬又平啊，西瓜大又甜呀……”他哪里知道，达坂城根本不产西瓜。

从未到过新疆的王洛宾却改编了一首当地民歌，这多少有点命中注定的味道。

遇到17岁的卓玛姑娘时，是王洛宾离新疆最近的一次。

1939年7月，导演郑君里邀请王洛宾到青海省三角城拍摄中国第一部纪录片《民族万岁》。

导演找到一位当地大户人家的小女儿卓玛，扮演牧羊女。

卓玛是漂亮的，头发梳成几十根小辫子披在身后，笑声清脆无比。

赶羊群的过程中，王洛宾嫌羊群走得慢，无意间用马鞭抽了一下卓玛的坐骑，马一个起跳，吓坏了她。

卓玛回过头狠狠盯他一眼，不吭声。

等到拍摄结束，她悄悄骑着马绕到王洛宾身后，拿鞭子往他背上轻轻一抽，含羞拍马而去。

这一鞭，把王洛宾的心打得好远好远……

第二天一早，电影队离开了青海湖，卓玛和父亲骑着马一程又一程地送，直到在一个小坡上才停住了。

王洛宾不断回头望，随着驼峰一起一伏，一曲旋律升起，便有了那首不朽名作《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

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

后来很多人打趣王洛宾，草原上的那几天有没有动过心。

王洛宾笑笑，不讲。

他轻轻转动着无名指的婚戒，只想赶快回到妻子杜明远身边。

谁知，夫妻俩三年来天各一方，杜明远早已移情别恋。

兰州一家报社登出了两人的联合声明，婚姻关系解除。

那一年，王洛宾26岁。

他没想到，3年的牢狱之灾就要来了。

当时两党局势紧张，王洛宾在返回青海的途中，被国民党用枪顶着脑袋关进了兰州沙沟监狱。

作为重点人物必然受到特殊“照顾”，特务把王洛宾打得皮开肉绽关在“小号间”里，不见天日。

小号是真小，长宽都是1.5米的木笼子，来回踱步都嫌小，更别说睡觉了。

王洛宾就是从那时养成了缩着身子睡觉的习惯。

在狱中，王洛宾的歌声没有停下，他带着狱友们一起唱歌。

透过窄窄的窗口，王洛宾总能在黄昏时分看到远处老乡家的炊烟，他悄悄在心里哼着长长的调子……

他用牙膏皮卷起来做笔，在一张特务让他投降的纸上，写下平生第一支囚歌：饥饿的黄昏呦，炊烟总是那么遥远……

王洛宾被关押的笼子对面，也关着一对母女。

这个叫丽丽的小姑娘只有3岁，在她8个月大时与父母一起囚禁至今，父亲已在狱中牺牲。

丽丽问王洛宾：“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吃？”

王洛宾答：“馒头、包子、水果糖。”

丽丽摇摇头，掏出3颗蚕豆，是刚刚一个监狱看守送她的。

王洛宾心都碎了，写下一首《蚕豆谣》。

手稿附记中，他特地注明，是为兰州监狱中的丽丽所作。

在监狱度过3年后，国民党青海省主席马步芳动用关系把王洛宾保释出来，并任命他做了军官训练团的音乐教官。

后来西宁解放，王洛宾谢绝了马步芳一起去台湾的邀请，他只有一个想法，一辈子在大西北写民歌。

人人都说马步芳是个大军阀，王洛宾却一直心存感激：“一个人落水被强盗救起，别人告诉他救命恩人是强盗，可那人觉得要是没有这个强盗，自己早就淹死了。”

可就是因为这个“强盗”，王洛宾的人生埋下祸根，与监狱结下了一辈子的不解之缘。

1951年6月，王洛宾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

在这之前，他刚刚迎娶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黄玉兰。

黄玉兰脾气很好，从不与王洛宾红脸，把小家安排得妥妥当当，又生下3个孩子。

两人在北京定居，过了几年甜蜜生活。

没想到这又是一次短暂的婚姻，有人揭发王洛宾档案里，有一张穿着马步芳部队军服的照片。

新疆军区以历史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将王洛宾押回大西北。

他放心不下家中大出血的妻子和3个孩子，不顾危险，跳车逃回家中，半路又被抓回。

几个月后，妻子承受不了打击在北京病逝。

此后王洛宾再也没有成家，直到他临终前，家里的客厅里还端端正正挂着黄玉兰的遗像。

王洛宾的故事

两年后，独臂将军左齐到乌鲁木齐开会，听说此事，他再三向新疆军区交涉并提出以监外执行的名义把王洛宾带到喀什去。

甚至为王洛宾写了一份保证书，担保他不会越境不会逃跑。

后来有人问左齐为什么要救王洛宾，他说：“只有一个原因，因为我喜欢他的《达坂城的姑娘》。”

王洛宾从没想过，自己的歌还能救命。

但老天爱开玩笑。

大跃进开始后，王洛宾在新疆以莫须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20年。

两年后，独臂将军左齐又一次以假释的名义把王洛宾要回了文工团，但他不能穿军服，属于戴罪服务。

这次关押比想象的严格，一纸《关于停止演唱反革命分子王洛宾歌曲的决定》下发，曾经被四方传唱的歌不能唱了，把王洛宾逼到了墙角。

有一天，王洛宾突然失踪，翻遍整个文工团都找不到人。

有人说他去北京伸冤了，也有人说他朝边境逃跑了。

其实他是骑着自行车去了吐鲁番，到旷野中呼吸些新鲜空气，感受难得的自由。

在回乌鲁木齐的路上，身上没钱吃饭的他又累又饿，昏倒在达坂城的街头。

最后被团里的人抓回去，认定畏罪逃狱，又关了10年。

出狱的日子遥遥无期，一想到自己没了音乐，又受尽屈辱，王洛宾不想活了。

他找了根麻绳往脖子上套，眼看绳索越勒越紧，大喇叭里突然传来他改编的歌曲《亚克西》。

“还有人爱我的音乐，我不能死。”

音乐又一次救了他。

友人来狱中探望他，问他想不想吃些什么。

王洛宾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说：“我想要些稿纸，我要写歌。”

很长一段时间，王洛宾每次干完活就跑到狱友们中间琢磨些事情，看起来神神秘秘的。

后来才知道，他是看准了监狱里来自新疆四面八方的犯人，什么民族都有，劳动之余，王洛宾总会找他们收集当地民歌。

对方说没劲儿唱了，王洛宾就把每天的两个窝窝头省下一个来，哄着对方继续唱下去。

当时正巧赶上自然灾害，监狱配粮是人人都吃不饱肚子的量，两个窝窝头已经前胸贴后背了，何况只吃一个。

10年后，王洛宾刑满出狱，带出来满满几大本民歌笔记。

因为在狱中被虐待致残，他的左手中指和无名指已经畸形。

出狱后的王洛宾依旧被政治管制5年。

他无处可去，没工作，没户口，没吃饭的粮票，他白天做小工，晚上给人看库房，勉强能吃上饱饭。

1981年，新疆军区召开平反大会，王洛宾脱下囚服，穿上了军装。

这一年，他已经68岁了。

他刮掉留了很多年的山羊胡子，常常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到处跑。

一顶礼帽、一条短裤、一件红色T恤，没有终点……

这位身披传奇经历的老人，歌曲终于被传唱到世界各地。

1994年联合国授予王洛宾东西方文化交流特别贡献奖，这位81岁的作曲家站在台上跟着旋律又唱又跳，好像可以永远年轻。

他一生没有机会踏上巴黎的土地，可他的歌曲却成了巴黎音乐学院的教材内容。

有人这样形容王洛宾：“如果用音乐来表述20世纪的中国，那都在王洛宾的歌里。”

即使到了今天，只要那首《阿拉木汗》的前奏响起，全球华人总会热泪盈眶。

王洛宾基本是在乌鲁木齐过完了退休生活。

有一天，一位围着金边腰带，穿着方格长裙的女人闯进来，“请问是王洛宾先生吗？“

定睛一看，竟是三毛。

几天前，三毛偶然间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王洛宾的文章，大呼：“这个老人太不幸太可爱了，我要写信安慰他，我恨不得立刻飞到新疆去看他。”

三毛是个行动派，前脚刚说完，后脚就出现了。

她站在王洛宾房中巡视一圈，发现只有一架钢琴和一些简陋的家具，觉得很好奇：

“洛宾先生，一个人住在这样空荡荡的房间，有没有寂寞感？”

“那你到处流浪，不寂寞吗？” 王洛宾反问。

“流浪本身是为了排除寂寞。” 三毛说完，仰天大笑。

两人畅聊三天三夜，在那台钢琴边，三毛为王洛宾唱了自己的作品《橄榄树》，王洛宾回赠了一首《高高的白杨》。

当她听到“孤坟上铺满了丁香，我的胡须铺满了胸膛“时，泪如雨下。

三毛渴望与这个可爱的老头朝夕相处，回到台湾没多久就写信给他。

王洛宾大她31岁，她却不称“老师”，就叫“洛宾”。

“我们是一种没有年龄的人，一般世俗的观念，拘束不了你，也拘束不了我。尊敬与爱，并不在一个称呼上，我也不认为你的心已经老了。”

因为实在想念，她以王洛宾有3个空房间为由，飞过来住进了他的家里。

当时王洛宾正好要拍个人纪录片，三毛跟在身边忙前忙后，像个助理。

王洛宾觉得有心理负担，他自比是萧伯纳笔下的“破伞”，总觉得受不起三毛的热情。

因为不愿别人说三毛闲话，就找了一个女学生与她同住。

三毛一听，有点心灰意冷了。

临走之前，三毛将一枚红色的发卡，别在了王洛宾的吉他上，并留下一句话： “你这么狠心，夺走了我生活的拐杖！” 她拖着箱子上了飞机，再也没有出现。点击阅读精彩内容：落马官员九个私生子只有三个是亲生，谁敢嫖“公安厅长”的女人？

直到1991年1月5日凌晨，王洛宾从收音机里得知三毛离世的消息，他呆坐了很久，强撑着坐到钢琴前，写下他生命中最后一首情歌——《等待》。

你曾在橄榄树下等待再等待

我却在遥远的地方徘徊再徘徊

人生本是一场迷藏的梦

且莫对我责怪

为把遗憾赎回来

我也去等待……

1996年新年刚过，王洛宾就倒下了。

躺在病床上的王洛宾，执意要护士为他找来一块写字板，架在病床上，忍着剧痛创作完成了他承诺给万年青合唱团的团歌《歌唱万年青》。

这首歌，成为他人生的绝笔。他说：“我的生命不可能达到五百年，但是我要写出最好听的歌，让人们传唱五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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