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陈永贵连珠炮质问邓，小平同志笑问：你才入党多久？

1986年3月26日，作家马烽正在北京参加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休息期间，他忽然收到了一份讣告：“原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同志于今日病逝，追悼会定于第三天下午在八宝山召开。”得知这一消息之后，马烽感到十分吃惊，因为陈永贵是他二十年前结识的老朋友，因此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参加这次追悼会。

图：马烽与陈永贵

到了当天，八宝山殡仪馆冷冷清清，参加追悼会的只有200多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大寨的老干部、陈永贵的亲人或者朋友，但现场没有还没有出现一位高级领导人。就在这时，一辆黑色高级轿车风驰电掣一般地来到了八宝山门口，从车上下来一位带着墨镜、身穿风衣的老者，马烽定睛一看，心中一惊：“这不是华国锋吗？”

要知道，华国锋在退休之后很少参加外界活动，但这次他却破天荒地出席了陈永贵的追悼会。由于没有接到事先通知，中央办公厅的同志们有些不知所措，但还是打开了大厅的大门，请华国锋同志走入告别室之中。在告别室之中，华国锋默默地对着陈永贵的遗体三鞠躬，默默留着眼泪绕着陈永贵走了一圈，和陈永贵的家属们一一告别。最后，华国锋一言不发地走出告别室，乘坐汽车悄悄离开了八宝山。随着华国锋的离开，一个以陈永贵为标志的“学大寨”的时代彻底落下了帷幕，但总有些事情，我们不应该遗忘。

从农民到副总理

山西昔阳，虽然是一个人口不多的穷苦山村，但历来却十分重视读书教育。从唐代到清代光绪年间，这里出现过3个状元和31个进士，有些人甚至担任过尚书（正二品）的大官。不过陈永贵确实一个地地道道的“文盲农民”，在旧社会他没有机会上学，即使在1954年新中国开展的扫盲运动之中，他认识的汉字也绝不会超过一千个字。但就是这样一位农民，在数十年里就让昔日赤贫的大寨里里外外变了个样。

新中国成立之后，陈永贵所在的大寨村只有70多户人家，800亩的耕地被错综复杂的地形分割成为4700多块，生活上十分困难。作为大寨“领头人”的陈永贵率领全村人民奋战虎头山、狼窝掌等险峻的地形，使用铁钎、绳索和木杠等最原始的工具，开始对全村的土地进行重新整理，十几年如一日的埋头苦干，终于造就了大片新梯田、河滩田，亩产粮食也从237斤（1952年）提升到了774斤（1963年）。

大寨的改变被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看在心里。1959年，陈永贵应邀参加了建国十周年庆典活动，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从此之后，陈永贵的名字被全国人民所熟知。1964年，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之中大力夸赞陈永贵，为此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此后陈永贵更是步步高升，直至担任国务院农业副总理职务。不过问题在于，陈永贵是个半文盲，而农业副总理又是一个实职，分管全国农业的事情，必须要天天看报告、做指示，还有在大会上作报告，陈永贵又怎么应付得过来呢？

对此，陈永贵有着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批阅材料的时候，他总会将要看的材料递给自己从昔阳带来的文职秘书，只挑重要地向他念一念，如果他听了之后表示同意，就在文件上画个圈，也不用签名写字。有的时候，一些事情他自己也搞不懂，那他就会找来华国锋、李先念等人对相同文件的批示来看，如果他们也同意，那自己也跟着花圈就行了，毕竟对于他们陈永贵还是很信任的，这样做也不会出什么大的差错。

虽然陈永贵大字不识几个，但他的口才辩论能力却出奇地优秀。山西著名作家赵树理曾经这样评价陈永贵的口才：“别看他的话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但事后听起来，却处处都是毛泽东思想。”由于他讲话有一些辩证理论在里面，因此他经常能够总结出一些自己独到的新见解，并且还能将这些大道理讲得生动、有趣。

图：陈永贵手迹

在农村生产和生活报告之中，他从来不用讲话稿，常常张口就来，讲话逻辑也不混乱，还很有吸引力。不过，这种口述报告的内容难免会有“泥沙俱下”的弊端，因此在参加大会报告的时候，他为了避免出现问题，总会让秘书们事先按照自己的意思写一个讲话稿出来，当然字数不会很长，只有100多字。为了方便让他看懂讲话稿，昔阳县曾经特地为他印刷了一种大号字体稿纸，每张稿纸上只能写100多个字，就是为了方便他念讲话稿。

事实上，在当时的环境之下，陈永贵为全国农业办事有一个其他人没有的优势：他说的事情如果是正确的，话讲得对，其他人就会夸他马列主义水平高；而就算是他话讲错了，最后没有把事情办好，大家也总是以“老农民”的思想看待他，也不会抓着他的错误不放，由此可见，在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上，陈永贵是能进能退的。

向毛主席提出“三三制”

陈永贵从一介农民被提拔为国务院副总理，进入了中央高层的决策圈子之中，有权有势，因此不少人心中非常羡慕他，以为他在北京的日子一定很舒服。但事实上，天下的事情，有好的一面，就有坏的一面。陈永贵之前过惯了自由的日子，进入北京之后，各方面的管束让他浑身不自在，就像一只被装在“铁笼”里的小鸟一样。

一开始，陈永贵住在钓鱼台，这里的门口除了有解放军重兵把守之外，里面还设置了很多警卫，要是有人想要进入钓鱼台和陈永贵聊天，其一举一动都处于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之下，这就导致这位“农民副总理”进入钓鱼台之后很不自由，除了中央找他开会之外，只能每天在家里无所事事。

有一次，陈永贵提出要去王府井东安市场逛街，秘书请示保卫部，结果得到的回复是：“无法保卫，不能去。”普通老百姓随便就能够逛的地方，陈永贵竟然不能去，日子久了，陈永贵的心中也烦躁不已。在过去他还是劳动模范的时候，他去全国各地都很方便，结果现在成了副总理却哪也不能去，陈永贵觉得这样下去肯定不行。

于是他琢磨了一阵，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著名的信。在这封信之中，他除了提出搬出钓鱼台的请求之外，还对毛主席提出了“三三制”：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北京，三分之一的时间去全国各地，剩下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大寨。毛主席觉得陈永贵的这个建议很好，当即批准并且表扬了他。

图：陈永贵给毛主席写的信

从此之后，陈永贵就搬到了北京的一处老宅子里，尽管如此，中央还是为他配备了一个班的战士专门负责保护他。不过，相比在钓鱼台，他在这里住得可就随意多了，来自昔阳、大寨等地的老乡们都能随意在这里居住。在回到大寨那三分之一的时间里，他绝不带来自北京的警卫员来到大寨，甚至连自己昔阳老家的警卫员也打发他回家休息，这样他在大寨的时候，他身边的“一级护卫”才算真正解除，这是他为数不多能够自由自在的时间。

两袖清风：没拿过国家一分钱工资

尽管陈永贵担任过国家的副总理，但他却没有脱离农村户口，也不拿国家的工资，依然保持着农民的淳朴身份。那么问题来了，他既然不拿国家的工资，那么靠什么生活下去呢？原来尽管陈永贵当了副总理，却依然将自己划分在了大寨的村干部之中，大寨每年为他寄一个中年男性的劳动日。在当时，大寨劳动日的分配水平是很高的，每个劳动日陈永贵都能拿到1.4元左右，按照当时的消费水平，割两斤猪肉不在话下。

除此之外，山西省每个月还为他补助60元（后涨至100元）的生活费，再加上北京也为他每日补贴1.2元的伙食费，因此这些林林总总加起来，足够陈永贵在北京生活下去了。如果好好算这笔钱的话，陈永贵在北京应该会吃得很丰盛，但他却拒绝铺张浪费。先前，国务院机关事务局为他分配了一名高级厨师，可过了没几天，他就把这位厨师打发走了，另外从家乡昔阳雇来了一位厨师给自己做山西面食，而这样的饭菜水平还远远达不到江浙地区农家饭的水平。

为陈永贵做过专题采访的作家马烽还清楚地记得，当初来自昔阳的老乡和工作人员前往北京，陈永贵身边的工作人员准备办理招待补助，可陈永贵却说：“这都是我家乡的客人却要国家来报销？退掉。”对此马烽这样评价道：“一个人能够数十年如一日的保持一个淳朴农民的本性，这是他最令人尊重的一点。”

邓小平与陈永贵的两次谈话

1977年，当时顺风顺水的陈永贵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见到了邓小平同志，这次会议决定恢复小平同志的一切职务。会议之前，陈永贵紧紧握住小平同志的手说道：“没想到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你这次可要吸取教训了，好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吧。”

邓小平听得出，陈永贵的话里有话，而他也正想找这位“农民副总理”好好聊一聊。于是，小平同志把他拉到一旁的休息室里，给他点上了一支“中华牌”香烟，和他坐在沙发上聊起天来：“我说永贵同志啊，学习毛主席著作，说不定我是不如你的，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说毛主席倡导的生活作风之中，有哪两条是最实在的东西？”陈永贵抽了好几口烟，一时之间没有来得及做出回答，当然这也和他平时缺乏理论知识学习有关。

邓小平开门见山地指出：“我认为，毛主席倡导的生活作风之中，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最根本的两个原则。而就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党内的一些同志还没有弄通毛泽东思想到底是什么，只背会毛主席的一两条语录，只言片语的讲了几句毛主席的话，就说自己懂毛泽东思想，那根本不叫‘听毛主席的话’，你说对吗？”

陈永贵只能点头回应说：“我同意你的看法。”但其实陈永贵并没有弄清楚邓小平到底准备表达什么。邓小平通过身边的人了解到，过去的两年半时间之中，陈永贵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们曾经向小平同志反映了一些情况，邓小平对他的情况早就了如指掌了，很显然，这样的同志继续留在中央部门是不利于新中国改革开放的。

时隔3年之后的1980年1月15日，邓小平同志召开了国务院会议，此时陈永贵一言不发地在门口等着小平同志。等到参会者四散离去之后，陈迎港快步上前拦住了准备离开的邓小平，邀请他前往附近的休息室，说是有一些问题还没有搞明白，邓小平略微思索了一下，不过还是跟着陈永贵走入了休息室之中。

邓小平刚刚点燃一支香烟，陈永贵就在休息室之中发出了连珠炮一样的疑问：“小平同志，最近你天天开会，总是出一个又一个新主意，我有点接受不了。我想问问，你还究竟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后还会不会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理论到底还算不算数？”

听到陈永贵的发问，邓小平并不感到意外，他早就料到会有这样一天。他将自己手里的香烟按在烟灰缸里，然后对他微微一笑，这样的笑容似乎让陈永贵心中一寒。随后，邓小平的语气变得冰冷而严厉起来：“你以为现在还是过去那样吗？你提的这些问题实在可笑，简直就像是三岁小孩一样幼稚。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最有资格讲话，你才加入共产党多久呢？永贵同志，希望你首先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好好反思和检查一下自己的一言一行吧。”

被邓小平批评的陈永贵深感内心不安，深刻反思了自己过去所犯的一些错误。1980年9月，陈永贵递交了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报告。看了陈永贵的辞职报告之后，邓小平找他谈话，在谈话之中，邓小平劝诫他说：“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你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但你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和纪律。”陈永贵点头表示：“我向党中央保留我的意见，但我服从党的纪律和决定。”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邓小平提起陈永贵的事情，不禁长叹一声：“永贵同志本来可以在基层成为极其出色的农村领导人，可当初却硬要把他放在副总理的位置上，这不是让他很难受吗？”

临终之前：我梦见了毛主席

1980年9月辞职之后，陈永贵终于重新获得了一个自由人的生活，从此之后，他终于可以一个人上街买菜了，家乡的年轻人和小孩子见了，都称呼他为“永贵大叔”。此时，胡耀邦同志主持日常工作，尽管两人过去之间有一些问题上的隔阂，尽管有些人提议取消他的一些生活待遇，可胡耀邦同志还是保留了陈永贵的高级干部待遇。1983年，陈永贵给中央写信，希望能够出来给中央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很快，他就被安排到了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为新中国默默散发着自己的余热。

图：大寨的陈永贵（右四）

1985年夏，陈永贵因病住入医院，很快得知自己得了肺癌。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他便摇摇头不再吃药，他觉得反正癌症也治不好，吃药反而浪费国家的钱。当医生们耐心劝他一定能好起来的时候，他却摇摇头：“当初周总理也是癌症，要是能治好不早就好了吗？”

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华国锋同志感到非常痛心，于是急忙前往医院探望陈永贵。他安慰陈永贵说：“你就在这里好好住着吧，这里伙食费也便宜，不信你去大街上试试看，现在一顿饭都要五块钱了。”此外，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等老同志也前往探望陈永贵，希望他能够早日好起来。

1986年，陈永贵临终之前，将自己一生所攒下来的8300块钱全部拿了出来，希望老伴能够作为党费全部上交，为此老伴和他发生了争执，最后只交了3000块党费。此时他的身边坐着的都是大寨曾经和他搭过班的同志们，他用微弱的声音对大伙说道：“我们这套班长之中最年轻的要属郭凤莲同志了，你要是有机会，一定要向领导反映，我们大寨是实打实干出来的。”最后他留下了自豪的遗言：“我这辈子能够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不枉活这一世了，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前几天晚上，我梦见了毛主席，毛主席让我和他去另一个地方和他一起干事。”

1986年3月26日，这位备受争议的老人在北京医院安然去世，享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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