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往事：汪道涵发现了他

2005年12月汪道涵去世后，江泽民前往吊唁

汪道涵发现了他

1947年，江泽民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一家外资冷饮企业工作。上海解放后，该企业成为国营益民食品厂的一部分，改名为“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隶属于华东工业部。1949年9月，时任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来工厂视察。他看到的是一家设备陈旧但十分整洁的乳品厂，到处散发着新鲜的冰激凌香味。一打听得知，国民党从上海撤离时炸毁了上海的发电厂，是江泽民发动了冷饮厂的发电机，使冷饮厂的招牌产品———“美女牌”冰激凌不至于融化。汪道涵记住了这个有潜力的年轻人，他后来回忆两人初次见面的情景时说：“江泽民充满活力。他是党员，而且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我觉得他前途无量。”

随后，江泽民和其他几名经理陪同汪道涵参观了益民的生产线，讨论怎样把这些冷饮送到饱受战争摧残的市民手中。34岁的汪道涵和23岁的江泽民谈得十分投机。尽管当时江泽民已经得到破格提拔，担任技术保障科科长和副总经理，但汪道涵的信任让他很快升任总经理一职。

随着相互了解的深入，江泽民和汪道涵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之处：都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都曾是地下工作者；都有相似的技能和旺盛的精力；汪道涵曾负责军需后勤工作，与江泽民的养父江上青都曾在张爱萍将军部下工作过。

1951年，汪道涵将江泽民调到上海制皂厂担任副厂长，对工厂进行国有化改造。当时，该厂正在亏损，开工量只有一半。改造后，工厂多种产品产量迅速增加。1954年，江泽民被派到长春一汽工作。1962年，汪道涵又将江泽民调回上海，担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同时还安排王冶坪在同一研究所担任总务秘书。“文革”时期，汪道涵受到迫害，江泽民仍然经常冒着风险看望汪道涵。1976年，江泽民和他的母亲还一度搬入汪道涵家居住了一段时间。

敢说真话，大胆提出改变援外模式

1970年，江泽民被调离一机部下属的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下文称武汉热工所），到北京一机部机关工作。在等待分配新工作期间，江泽民被挑选担任援助罗马尼亚考察组总组长。尽管当时我国国力十分贫弱，但为了打破外交上的僵局，在欧洲建立一个新的立足点，中央做出了援助罗马尼亚的决定。

1971年7月，江泽民和考察组6名同事刚到罗马尼亚就遇到一个大难题。长期以来，我国援外大多采取“套餐”模式———在项目建设中，中方负责总体设计和工艺设计，提供全部设备和建筑材料，派专家指导设备安装、生产等环节。然而，这种方式不对罗马尼亚的“胃口”。罗马尼亚有多年大规模建设的经验，技术水平和设计能力比较高，对中方提供的工艺设备并非全盘接受。罗马尼亚专家在会谈中要求提供的很多高精尖设备，中方专家甚至从没听说过。

是知难而退，放弃这些项目，还是知难而进，冒些风险，勇于创新？在这两种观点激烈交锋时，江泽民对考察组成员说：“既要援罗，就不能让罗马尼亚让步，应该尽量采用先进水平（的技术设备）。”为了得到一机部的批准，江泽民回国建言。

1971年10月3日，江泽民向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健做了请示汇报。根据在罗马尼亚考察的情况，江泽民大胆地提出要求调整援外模式。周子健一听就着急了，说：“江泽民，你不知道部里这个底线吗？你不要把事情办砸了！”江泽民说：“部长，请您先听我把话说完，再发火也不迟啊！”紧接着，江泽民如实反映了援罗考察中遇到的情况和实际困难。周子健听着听着，火气渐渐小了，要江泽民写一份详细的书面材料上报研究。从部长办公室里出来，陪同汇报的田文远对他说：“泽民同志，我很佩服你，不惧怕领导批评，敢坚持原则，不怕丢乌纱帽！”江泽民回答道：“乌纱帽算什么！在领导面前，就是要敢于讲真话！”

当时，对外经济联络部（下文称外经部）担负着国家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归口管理工作。江泽民和时任罗马尼亚使馆经参处专员的刘锡惠又来到外经部，向部长方毅、副部长陈慕华面陈此事，希望外经部能够给一些特别政策。两位部领导仔细听了江泽民的汇报，沉吟片刻。当时还处于“文革”期间，提出改变援外方式是要承担风险的。因此方毅说：“我们研究一下，请你们明天再来。”第二天，江泽民和刘锡惠再次来到外经部，方毅对他们说：“你们的想法我清楚了，过去的老路在亚洲、非洲走得通，在罗马尼亚走不通，我们不能只走一条路，那就按你们的想法回复罗方吧。”

后来，方毅同外经部其他同志谈起此事，他说：“我那时候根本不熟悉江泽民，我们没什么交情。江泽民同志能说服我，真是不简单，至少说明他有充分依据，尤其是对这项工作极端负责。”

离开工作了10年的一机部

1972年，江泽民完成在罗马尼亚的工作后，转而担任一机部外事局的副局长、局长。

1979年，邓小平提出建立经济特区。为此，国务院设立了两个部级机构来推动改革———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两个委员会均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担任主任。邓小平在1980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这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听到邓小平的讲话后，刚刚被委任为上海市长的汪道涵找到谷牧，推荐江泽民在新成立的委员会中担任高级职务。谷牧在20世纪50年代当过上海市委副书记，对江泽民有所耳闻，于是任命他为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谷牧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这几个助手（副主任），都挑得很得力。因为我在国务院工作很久，这些人我都熟。我经常召集八个部的联席会议，那以后找一个人主持日常工作，就挑的江泽民。我觉得他脑子很新，是个很有才气的人。”从此，江泽民成为谷牧的重要助手、两个委员会的领导骨干。

1980年，江泽民离开工作了10年的一机部，出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

1982年，汪道涵与谷牧共同推荐江泽民担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一年后升任部长。1985年，江泽民出任上海市市长，从此，他的名字开始为全国所熟知。

大部分工资寄给妹妹、母亲、妻儿

1949年12月（一说1951年1月），23岁的江泽民与自己高中时代的心上人王冶坪结婚了。王冶坪是江泽民养母王者兰的亲侄女，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性格内向，为人低调。两人青梅竹马，他们的结合使这个大家庭变得更加紧密了。

1952年，年轻的江泽民夫妇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江泽民为儿子取名“绵恒”，意思是“绵和恒久”。1954年，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也出生了，取名“绵康”，意思是“绵和康健”。尽管肩负着工作和小家庭的重担，江泽民仍然照顾着他的两个妹妹。“我上大学时，三哥（江泽民在大家庭同辈中排行第三）在长春工作。”江泽民的妹妹江泽慧回忆道，“每个月他都给我寄10多块钱资助我，也给我姐姐寄10块钱。那个时候，这可是一大笔钱了，而他自己的工资很低。他还要供养父母、妻子、两个儿子，以及搬过去与他们同住的岳母。但他从没漏掉过一个月。”1966年，江泽民从上海调至武汉时，每月工资为158元，除了给在南京和安徽上大学的妹妹泽玲、泽慧寄去生活费外，他还寄40元给在扬州的母亲，自己只留20余元生活费，其余的寄往上海家中。

尽管江泽民竭尽全力地照顾家人，但“文革”中的政治运动还是给这个家庭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他的五叔江世雄被迫害致死，妹妹江泽慧被下放农村劳动，妹夫也因为曾在苏联学习而被认为是苏联间谍，遭到清洗。江泽民的两个儿子江绵恒和江绵康的学业被中断了。14岁的江绵恒初中刚毕业就被送到农村，同其他知青一起下乡接受教育改造，在粮库工作，成天背大袋面粉。江绵康在1968年初中毕业后参了军。直到1979年，两个孩子才得以继续完成学业。

江泽民的个人生活一直非常俭朴。除非是参加活动，他很少去饭店，总是回家与家人一起吃饭，饭后的时间常用来读书和学习。他也时刻提醒家人不搞特殊化。1993年2月，江泽慧当选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江泽民马上给她打去电话。“你的职位是不是省里‘安排’的？”江泽民一开口就十分直率。江泽慧耐心地向他做了解释，江泽民这才放下心来，并不忘嘱咐妹妹“应当努力为信任你的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