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盈盈 |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导读】近日，某知名985高校严禁研究生发生未婚性行为、对违者给予记过以上处分的规定引发关注。事实上，不少高校都有这条规定，也有一些学校近些年删除了该规定。为什么当代大学生的性观念和性现象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它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本文基于1991-2015年的9次性调查，发现大学生性行为确有显著上升，但绝对比例不高；由于大学生受到的主流规范制约与规章制度管控更多，他们在性爱、同居、多性伴等方面的发生率都明显低于同年龄段的社会青年，反而是社会中相对保守的一批人。作者指出，大众、舆论、社会乃至政府倾向于把大学生的性“问题化”，针对“大学生乱套了”的道德质问，其实折射出一种“性”聚焦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焦虑，这是各类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就此而言，这一质问，其实早就跳出了“大学生之性”这个问题本身，“性”所引发的社会情绪与相关治理，往往不是因为性本身的情况如何，而是因为性被放在生活与社会的某种特定位置上，与某些政治因素发生相互作用，才具有了某种价值，经由媒体放大之后，形成人们所认知的“问题”。因此，更有必要分析的是，在变迁时代，“性”的道德恐慌透射出的，是哪些社会问题，又反映了一个怎样的社会现实。本文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4期，原题为《大学校园里的性变迁与性政治》，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特此编发，供诸位参考。
大学校园里的性变迁与性政治
大学生作为一个青年群体, 一直以来是研究者和社会大众的重点谈论对象。而大学生的性行为与性观念, 自1977年恢复高考, 经80年代中后期与90年代初以来, 也一直在以“性”为主题词的社会调查与政策建议类文献中占据着主要位置, 同时也是极易引发媒体关注与社会焦虑的重要内容。而这一点, 在近年以及不久的将来, 在各类数据报道与性故事讲述合谋“制造现实”的治理术之下, 只会更加显著。“大学生”群体至少有四个特点使其成为包括研究与社会议论在内的话语对象。第一, 青年群体处于成长发育期的生理特点与先锋性的亚文化特点, 使其成为性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 青年人群的性之变以及文化反哺作用更是不容忽视。而作为青年群体之一的“大学生之性”无疑是备受关注的社会现象。第二, 相比于其他青年群体, 作为社会精英及祖国未来的“大学生”被寄予了更多的厚望。尽管1999年大学扩招降低了准入的门槛,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天之骄子”的光芒, 但是相比于同年龄段的社会青年, 其精英性依然凸显。而且, 如果联系到80年代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 以及整个社会的文明化进程, 90年代中后期以来作为独生子女一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也越发娇贵, 成为极易牵动社会 (尤其是中产家庭) 神经的一根弦。第三, 与西方很多社会的大学生不同的是, 我国的大学生在校期间几乎都是全日制和寄宿制, 很少有走读或外宿, 校园既是学习空间, 也是生活空间。各个高校都制订了《学生违纪处分条例》《学生宿舍管理规定》等校内规章制度, 规定了大学生在校内 (包括宿舍内) 的生活秩序和行为规范。因此大学生在集中生活、共同居住的情况下形成了独特的校园文化和校园生活方式, 具有相对独特的生活和交往特征。而大学也是意识形态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场域。第四, 就研究本身而言, 相比于其他群体 (比如校外青年) , 针对大学生的调查更加容易。这不仅仅是因为大学生对于研究的态度可能更加友善, 也因为具体抽样与发放问卷层面操作上相对容易。此外, 大学生群体在年龄上属于“成年人”范畴, 相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性调查与研究的伦理困境与社会争议要小。可是, 作为话语对象的大学生与作为经验实践主体的大学生, 却存在着偏差。大学生在诸多谈论中呈现出客体化、对象化的特点, 且相关谈论往往具有很强的道德焦虑感。从文献上看, 尽管相关的社会调查越来越多, 社会讨论异常热闹, 但是无论是数据的实证基础还是媒体上性故事的社会学经验基础都有待检视, 大部分数据/资料质量堪忧。大学生的性经验 (包括其作为主体的所思所言所行) 与围绕着大学生之性的社会话语之间存在的张力不容忽视, 而且在近几年, 这种张力有增无减。(在网络上引发争议的某985大学研究生手册部分条款）本文将基于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1991年与1995年两次北京市大学生性调查, 1997、2001、2006年三次全国大学生性调查, 2000—2015年间每隔5年开展的四次针对18～61岁中国人的性调查数据, 辅助以其间开展的若干定性研究, 作为认识的实证基础;同时结合社会观察与切身认识, 对发生在校园里的其他数据报道、性故事讲述展开较为综合的分析。我们也将以8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以及中国社会的性之变为重要背景, 兼顾一定的时间性与重要事件来论述大学生的“性问题”。本文的目的不是量化的假设检验, 更不是价值评判——既非倡导也非谴责, 而是希望基于社会现实, 从整体趋势上粗略地勾勒三四十年来发生在中国大学校园里的性变迁以及围绕着大学生的性话语。反之, 我们也可以从“大学生之性”这个维度透视更为广阔的中国社会的变迁、当下的健康与道德治理的特点及其问题。▍重返校园的青年人：20世纪80-90年代大学生的性与爱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生”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本文更加直接的时代背景, 20世纪50—70年代,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口号之下, 中国人的“性”在整体上呈现出“去性化”与高度政治化的特点, 而青年作为“革命接班人”与被贴上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标签的“性”被同时绑架在政治的战车之上。“文化大革命”十年, “大学生”这一群体更是随着大学停招、停课而不复存在, 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 一批年龄不小的青年人重新走进大学校园。20世纪80年代初, 由于下乡知青陆续返城, 年轻人的婚恋出现了很大的困难, 因此党中央和团中央破天荒地发起了“帮助大龄青年婚恋”的社会运动。这段时期, 一方面革命歌曲如《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被极力提倡, 但是另外一方面, 青年人的自主性也越来越强, 愈来愈多地投入穿喇叭裤、戴蛤蟆镜、跳迪斯科、唱摇滚乐的流行文化之中, 并在90年代最终成为年轻人的主流。80年代的大学生群体, 有相当部分是社会阅历丰富的大龄已婚青年, 精英且充满理想可以说是他们的主要时代特点, 而除了平时读书讨论, 举办舞会是80—90年代初大学生的主要社交方式。也是从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开始, 媒体上有关“青年人堕落了”“大学生乱套了”的媒体报道、读者来信与社会评论就不绝于耳, 直至今日。80年代大学生群体的爱与性更多地体现在文学与影视作品里, 更早时期知识青年对于爱与性的憧憬则主要反映在手抄本的流行 (如《曼娜回忆录》) 。社会学领域的调查研究尚未兴起。与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基本一致, 后者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恢复高考十余年后的90年代, 大学生群体至少在社会阅历、年龄与婚姻上已经与现在相似, 只是依然是“天之骄子”。潘绥铭分别在1991、1995年对北京地区的全体本科生的性观念与性行为进行了邮寄随机抽样调查;并于1997年针对全国正规高校的本科生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在此, 我们且分性别地选择自我判断的“开放”程度、对于性与爱之关系的认识、性爱交往行为以及“看黄” (包括爱情文艺作品) 这四个方面, 简单地从发生率来粗描90年代大学生性爱观与性实践的大致图景。放入这一部分的2001年全国随机抽样调查数据则可以作为一个时间点上的对照参考, 看1997年大学扩招之后到21世纪初大学生的性与爱。就自我评价的性观念开放度而言, 不管是北京还是全国范围, 女生自认为观念传统的比例要高于男生;而不管男生女生, 1991年到1997年的调查结果基本保持不变, 而且与2001年也几乎相同。也就是说, 在那10年里, 从自我评价的角度来看, 无论男女, 本科生们对于性爱方面“保守”或是“开放”的自我评价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变化。而北京地区与全国的本科生在这个问题上也几乎没有差异 (表1) 。表1:1991—2001年本科生的性观念的变化 (%) 在90年代这个十年里, 几乎不变的还有本科生的性爱观。虽然婚前性行为的容忍度无论是从数据上看还是社会报道来看, 都有了较大变化, 但是就性与爱的关系而言, 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先有爱后有性”的观念, 而且持这种观点的全国本科生比北京地区略多一些 (表2) 。表2:1991—2001年对性爱关系看法, 历史的变化 (%) 再来看“色情”。表3中至少有三点情况值得关注:首先,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 爱情文艺作品在男女生中都相当流行;其次, 从裸体图像、有性交内容的作品与图像的观看比例来看, 男女生之间的差异开始拉大, 男生发生率远远高于女生, 而女生看“黄”的比例, 除了最后一项, 也都过半或者接近一半;最后, 描写性交的科学材料、文艺材料与图像材料, 在1991—2001年有显著的变化, 基本面上呈上升趋势。具体数据有异, 但是整体而言, 这与我们其他若干次性调查的情况基本一致:尽管法律层面扫黄, 但是生活实践中的看“黄”比例一直都不低。
表3:1991—2001年大学生看“黄”行为的历史变化 (%) 最后来看大学生人际性交往的实际行为。从表4看, 无论男女生, 大部分交往行为的变化并不明显, 近一半有过恋爱经历。而就窄义的性交行为而言, 1991—1997年男女生的发生率基本没有变化, 但是90年代与2001年则有了比较大的变化:男生从10%左右上升到20%;女生从7%～8%上升到13%左右, 而且这种变化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如果联系表3, 那么无论男女生, 发生性行为的比例都要明显低于看“黄”的比例。在这个部分, 我们并没有对看“黄”与性交及其他性实践进行检验分析, 但是结合若干次调查的认识来看, 观看色情与这些性行为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表4:1991—2001年大学生人际性行为发生率的历史变化 (%)可以说, 不管社会上如何感叹“现在的大学生都怎么了”, 90年代大学生的性与爱, 仅发生率而言, 其观念及行为, 依然与主流与正统相符。尽管北京作为首都与全国其他高校不完全一样, 在性观念与性行为的差异上也有高有低, 但是整体上看, 90年代开展的这三次调查数据变化并不大。把扩招后的2001年数据放进来比较, 即从1991—2001这十年变化来看, 除了性交行为有显著上升 (绝对比例却并不高) , 其他层面的变化也都不算明显。相比于我们所感知的80年代以来迅速的社会变迁与性之变, 与其说大学生“乱套了”, 还不如说大学生群体在实践层面趋于保守。当然, 如果不与其他人群比较, 尤其是与同年龄段非大学生进行比较, 我们很难判断其是“更加开放”, 还是“更加保守”。1999年随着教育部出台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大学开始大幅度扩招, 提升录取比例以及大学生在青年人群中的所占比例。尽管, 大学生群体的精英色彩依然存在, 但是与80—90年代相比, 显然已经褪色不少。具体来讲, 扩招使中国大学的性质发生了较为根本的改变。第一, 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需要缴费, 使高等教育成为带有消费性和商业性的行为, 意识形态管控失去了经济基础, 而师生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第二, 2000年前后, 全国各地陆续取消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 意味着“影响前途”这一重要管控手段的失效。第三, 集中居住、助学金等制度对大学生的管控作用也都开始松散。从纵向上看, 这些改变使得大学生在这个阶段从精英阶层走向平民化, 而对大学生的管理从集中管制走向社会松散。这些变化构成了21世纪大学校园性之变的社会基础。进入21世纪后, 除了前面提及的2001年调查, 我们在2006年针对在教育部正式注册的本科院校与专科院校的学生开展了一次全国随机抽样调查。同时还针对18～61岁的全国总人口开展过随机抽样调查。在这部分, 我们首先将集中选择性交与恋爱这两个方面, 略微分层地看下2001—2006年大学生的变化情况;并将重点移向横向比较, 即根据2006年的两个数据, 以及2015年包括了大学生与非大学生的18～61岁成年人的调查数据, 把大学生人群与18～23岁同年龄的社会青年进行比较, 分析在扩招后的21世纪, 大学校园内外的性爱生活有着怎样的差异。首先, 如上文所示, 大学生的性交发生率, 从1991年北京的10.7%到1995年北京的9.4%再到1997年全国的10.1%, 基本持平。但是到2001年增加为16.9%, 2006年再次增加为32.0%, 且形成了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其中男生仍然多于女生约10个百分点, 但是女生增长速度快于男生。这与中国总人口的多伴侣情况的发展, 呈现出类似的趋势。如果分层来看, 大学生群体内部呈现出若干差异。比如, 从大学的性质来看, 省会城市的非重点大学学生的性交发生率, 每年平均增长最多, 而省会以下城市大学的学生则是基本持平, 没有显著增长。从年龄上来看, 最近五年的变化, 主要是那些21岁以上年龄更大一些的大学生带来的。从努力学习的程度来看, 恰恰是那些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来学习的大学生, 性交发生率增长得最快。从校内社交机会来看, 在2001年的时候学生干部/社团成员/文体骨干, 性交发生率还稍微少于其他学生, 可是到了2006年, 情况颠倒过来了, “骨干”的性交发生率比“非骨干”多出几乎10个百分点, 且“非骨干”没有出现显著的增长。此外, 这五年里, 大学生在专业上也呈现出不同的增长势态。那么, 大学生相比于同年龄段其他社会青年, 性方面更开放吗?如果把全国总人口中18～23岁的非大学生拿出来做统计比较, 2006年的两次调查结果发现, 非大学生的同龄人总体的性交发生率是36.9%, 比大学生还高出5个百分点。非大学生中的男性的性交发生率, 与男大学生几乎一样。非大学生中的女性, 在性交发生率上, 比女大学生多出10个百分点。即便这个差异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或者说在统计意义上我们并不能据此判定大学生比非大学生更为保守, 但是至少也不支持大学生更加开放的论断。再把时间往后推近十年, 根据我们2015年最新的一次调查, 以下的两个图 (图1、2) 则更加清晰地反映出与同年龄段社会青年相比, 大学生“并没有乱套”, 而从横向比较上看, 反而恰恰是当今社会中日益趋于保守的一批人:在性交、同居、多性伴等方面的发生率都明显低于同年龄段社会青年。图1: 2015年大学男生与同年龄段男性的性生活比较 (%) 图2:2015年大学女生与同年龄段女性的性生活比较 (%)
与性交情况不同, 大学校园相比于城墙外, 倒更是一个谈恋爱的空间。2006年, 在异性交往与恋爱活动这个方面, 大学生的发生率要远远超过同龄人:有异性好朋友 (不是恋人) 的, 大学生多出16个百分点;其中有两个以上异性好朋友的, 大学生多出20个百分点。大学生有恋人的, 多出11个百分点。接过吻的, 大学生多出33个百分点。大学生有过性爱抚的, 多出11个百分点。不过, 如果看2001年到2006年的纵向变化, 我们则发现, 大学生恋爱活动的发生率无论是男女生, 并没有增加, 在“爱过异性”“有过性爱抚”方面还显著减少 (表5) 。而到了2015年调查的时候, 大学生的这几项恋爱内容都已经比非大学生要低了。换言之, 近年来, 大学生无论在恋爱还是性交方面, 其发生率都比同龄的社会青年要低。
表5: 2001—2006年大学生的恋爱活动变化 (%) 综合大学生性爱的纵向变化以及大学生与非大学生的横向比较这两个方面来看, 可以说, 进入21世纪以来, 大学的扩招降低了“天之骄子”的精英性, 大学生也越来越“普通化”。但是, 尽管21世纪整体的社会规范在松散 (包括2005年修订的《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取消了对在校大学生结婚的限制) , 比较而言, 大学生所受到的社会主流规范的制约与规章制度的管控 (包括集体居住形式与各类校规) 依然比同时段社会青年更多, 反映在性爱层面, 大学生更趋于保守而不是更具有“反叛性”。而恋爱活动的显著减少, 则与全社会的“宅男宅女”“独处偏好”等现象日益增多有关。此外, 虽然我们在此没有详细分析独生子女政策下单性别成长对于青年人性爱的影响, 但是可以说, 80年代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 以及相随的社会娇贵化, 在大学校园的围墙内外, 所产生的效应与影响程度及速度是不一样的。进入21世纪, 另外一个与大学生人群的社交及性爱活动密切相关的现象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流行。在2006年的调查里, 我们就大学生的网上性爱做过专门分析, 除了网上看“黄”的比例不低, 无论是网恋还是网上约炮, 比例都不高 (都低于5%) 。但是这毕竟是十多年前的情况, 对于迅猛发展的互联网来说, 数据或许过于陈旧了。在2010与2015年的调查里, 尽管我们有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城乡等阶层情况解读14～61岁人的各类网络性爱 (包括网络“看黄”、聊性、约炮等11个指标), 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参考, 但是尚未对大学生网络性爱做过专门分析 (样本量有限) 。结合定性认识, 至少不可否认的是, 从20世纪末21世纪初开始盛行的高校BBS性爱版, 到后来的耽美文学、网络文爱, 以及以网络为直接性爱平台或认识交往途径的各类APP与线上空间, 互联网可以说直接构成了大学生性爱实践的一个部分, 或者说在大学生 (以及很多其他人群) 的性爱实践里扮演着“重要他者”的角色。即便是网上性爱的活动在近年有了很大的变化, 前文图1与图2所展示的2015年数据依然告诉我们一个现实:大学生人群, 无论男女, 相比于同年龄段的非大学生人群, 性交、同居、多性伴的比例都是显著偏低的, 而且发生率上也并不高。可是, 相比于这些数据告诉我们的“事实”, 与新媒体发展相伴随, 各类报道所引发的日益增长的社会焦虑却更加聚焦于“大学生”这一群体。换言之, 偏向生活实践层面的经验现实与媒体报道、政策规定以及众多缺乏实证基础的研究论述参与型塑的社会话语所凸显的焦虑情绪, 这两者之间的张力更加明显地体现在“大学生”身上。从近年的性话语来看, 80—90年代所呈现的“乱套”担忧依然在延续 (比如时不时报道出来且挑动人们神经的“好学生”多性伴与约炮行为、高校3p现象、女大学生卖淫等等) , 但是艾滋病的 (高校) MSM化、多元性别的兴起以及女权意识增强背景之下高校“性骚扰”话语及相应的性教育与性治理呼吁是新近涌现的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在大学校园, 多元性别的现象在80—90年代就存在, 只是最近十来年在社会上更加显现 (包括相关活动以及经由互联网传播开来的各类报道) 。以至于家长们的担心从早期的“早恋”、略晚的“婚前性行为”开始转向“我的孩子要是变成了同性恋该怎么办”, 而社会上对于“同性恋是赶时髦” (以及后半句“因此不应该大肆宣传”) 的说法也不绝于耳。而这种担忧, 从21世纪中叶“MSM” (男男性行为者) 被标签为新一波重点“高危人群”开始, 至最近几年对于青年 (包括大学生) “MSM”人群感染率的关注, 尤其是2018年聚焦“高校艾滋病感染率上升”的各类报道里集中爆发。科学地看, 从绝对数以及发生率上看, 所报道的高校艾滋病感染数据其实并不高, 而数据的上升也与逐年扩大的检测面明显相关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艾防中心主任韩孟杰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 2017年发现高校艾滋病例3077例, 仅占在校生人数的万分之一。而且这些报道说的都是被感染者的绝对人数, 而不是作为百分比的发生率, 因此根本无法得出“高校艾滋病感染增加”的结论。此外, 新增感染者的绝对人数的增加与全国范围内的扩大监测密切相关, 2017年的检测人次为2亿, 是2008年的4.4倍。艾滋病在总人群中的发生率仅仅是万分之9, 远远低于很多其他疾病。) 而且近年国际上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 (包括药物副作用的降低与治疗技术的提升) , 恰恰使得艾滋病病毒的传染更加具有可控制性, 而且越来越迈向“慢性病”的方向。可是, 这一轮报道及评论的字里行间所透射的道德恐慌、社会歧视以及脆弱情感却也是空前的。在专家知识参与的相关报道里, 我们不难看到, 大学生MSM群体及LGBT议题、互联网社交软件 (如Blued) 、艾滋病新发感染率、性放纵这几个议题至此被集中勾连在一起, 借由艾滋恐慌形成新时代的“乱套”话语。最近十年, 多元性别与女性主义的议题也进一步联系在一起。只是, 这方面的话语更加集中在“男教授-女学生”所蕴含的双重权力关系为核心的反性骚扰方面。“女大学生”这一群体, 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因为“女大学生卖淫”的案例报道而受到“现在的女大学生都怎么了?!”的痛彻心扉的质疑, 而如今则以“受侵害”角色再次进入性话语的主流。趁2018年世界范围的反性骚扰之势、大众对于腐败 (包括教育领域的不公) 的痛恨情绪以及“校园”所牵动的道德感, 并借由互联网的平台, 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 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长期缺席于中国社会的“性别平等”议题。不管经验基础如何, 与以往的“大学生”性话语相比, 其推动者、所牵动的社会担忧程度、性话语的保守/进步色彩以及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已经与早先的“乱套”话语大有不同。可以说, 传统文化中对于“女性贞操”的强调, 性别平等现代话语之下对于女性“受害者”地位的强调, 青年人群“ (被) 儿童化”的倾向, 连同被赋予了不同内涵的“女性自主”“青少年主体”的呼声, 不管其力量消长如何, 不管人们赞同与否, 在现实层面共同参与构建了新时代的女大学生性话语。如果说, “大学生乱套了”的话语, 在80—90年代 (今天依然存在) , 基本上体现的是一种异性恋主导的话语体系;那么现在则更加明显地添加了多元性别、性别平等口号之下的担忧。而因为“性”上所凸显的高度道德性特点, 这种种担忧的社会情绪, 混杂着其他层面的社会焦虑, 将首先以“性”为切入口, 推动相关的社会治理。虽然, 因为更大范围内各方国际政治力量的相互竞逐, 多元性别、女权主义在当下中国尚且处于边缘的位置, 但是, 不管初衷如何, 借助健康促进、性别平等此类全球话语所推动的“反性乱”“反性骚”将非常有可能 (部分已经) 与当下的道德治理合流, 而进入高校管控的条文规定与机制建设。而这类治理, 会走向何方?对大学生乃至中国人的性爱及更广范围的现实生活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样的问题仍有待观察。不过, 与压制性权力一样, 具有道德进步意义的“保护”话语及机制所透射的社会焦虑、道德恐慌、娇贵情感至少不容忽视。可以说, 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生的性变迁与性话语, 不仅仅反射出更大范围的性变迁与社会变迁, 也正在凸显出多种力量并存、多重政治性的新时代特点 (对比于50—70年代较为单一而集中的政治化特点) , 而它们所共同构成的新时代的规训与治理术也正从不同方向指向 (某些) 个体/群体“不合时宜”的那部分现实生活, 以及“不道德”的那些身体与性爱实践。
▍结语：大学生怎么了？！——变迁时代的道德质问与回应对于“大学生之性”, 且不论现状如何, 大众、舆论、社会乃至政府总是倾向于把它作为一个“问题”, 甚至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来对待。而“问题化”的背后恰恰是“性, 在中国社会, 以及更大的世界社会, 到底是个什么问题”的问题。“性”所引发的社会情绪与相关治理, 往往不是因为它本身的情况如何, 而是由于它被放置在生活与社会的某种位置之上, 与某些政治因素发生相互作用, 才具有了某种价值, 经由媒体放大之后, 形成人们所认知的“问题”。换言之, “大学生怎么啦?!”这个很大程度上由“性”牵动的变迁时代的道德质问, 需要分析的恰恰不 (仅仅) 是“大学生之性”本身, 而是其在各类因素的互相作用下“被问题化”的过程。这些因素包括但不局限于本文所提及的大学性质及各类校规的特点与变化, 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 社会层面的改革、变迁与问题,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与高科技合谋下的治理术, 以及一方面在互联网时代青年人的世界越来越远离我们曾经熟悉的社会生活, 而另一方面大部分成年人却依然自以为是地把大学生不加区分地“儿童化”与去主体化, 而在某种文明化的倡导下这种趋势愈演愈烈。在大学生的性爱问题上, 我们的主流社会在不同时期都在焦虑些什么?焦虑的社会学基础在哪里?相关治理背后的预设又是什么?变迁时代, “性”的道德恐慌所透射的是哪些社会问题, 或者说, “性”聚焦了哪些社会问题?如果把社会话语与社会情绪也作为一种“现实”来看待, 那么, 进一步的追问就是:各类“现实”是如何被制造的?是哪个阶层的“现实”?各类“现实” (包括不同人的生活世界) 之间的张力投射的是怎样一个更大的社会现实?在互联网时代数据横行、故事泛滥、情绪易动而话语权却并不均等的当下, 这样的提问, 乃至质疑, 是积极而批判的, 也恰是本文在现阶段给出的一种回应。“大学生怎么了?!”, 对于这个道德质问的质问, 也早已经跳出了“大学生之性”的范畴。本文尚属粗描, 旨在正视现实、抛出问题, 期待更多扎根于中国情境的经验研究, 也邀请大家共同思考、补充与讨论。
本文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4期，原题为“大学校园里的性变迁与性政治”，篇幅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