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生态学 | 野狼与山都不会同意——深度生态学之经验、追问与承担

文 | 史蒂芬·哈丁（Stephan Harding）

译 | 张彩云、梁笑媚

插画 | 全海燕

来源 |《比邻泥土香》第9期“见远•深度生态学”栏目

1960年代，读过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 [注1] 的《寂静的春天》之后，挪威哲学家阿恩·奈斯（Arne Naess） [注2] 深受触动，随之将其卓越的哲学才识应用于理解生态危机及其解决方案。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奈斯热爱智慧，也热爱大山。他的生命经验已深深印刻在其生态观上。

“生态”（Ecology）一词源于科学，指生物之间及其与周遭环境的互动方式。在奈斯看来，仅仅关注事实与逻辑的生态科学并不能回答以下的伦理问题：面对生态科学所讲的事实，我们该如何生存呢？由是，他认为我们需要生态智慧，他将之称为“生态哲学”（Ecosophy）——关于我们如何在这世界存在、思考与行动的不断演变的个体哲学，其中反映了我们与自然关系的个体经验。在我看来，深度生态学旨在通过聚焦“深度”的三个相互关联的面向发展奈斯所讲的生态哲学，包括：深度经验（Deep Experience），深度追问（Deep Questioning）与深度承担（Deep Commitment）。

深度经验往往是启发一个人走上深度生态道路的导引。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 [注3] 在他自己所写的《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 [注4] 中，就提供了一个很震撼的例子。一次深度经验完全改变了他作为野生动物管理人员与生态学家的工作方向。1920年代他参与了一个旨在消灭美国境内所有野狼的科学研究计划。计划的依据是：野狼与猎鹿的猎人竞争，只要野狼减少，猎人就可以猎获更多的鹿。作为那个时代的野生动物管理者，利奥波德毫不怀疑地坚守一种信念——人类比自然中的其他万物高贵，只要是为了改善人类福祉，以任何方式利用和操纵自然，在道德上都是正当的。  

一天早上，利奥波德与几位朋友在新墨西哥州的山里行走。他们遇见了一群野狼，于是拿起猎枪向野狼开枪。最后一头老狼倒下了。利奥波德得意洋洋地走上前，想要亲眼看着老狼死去。然而，他看到的是一束绿色烈焰在野狼的眼中熄灭，对此，他写道，“在那双眼睛里我看到了某种新的东西，只有牠与山才知道的东西。以前我以为野狼减少意味鹿增加，没有野狼的世界是猎人的天堂。但自从看到那束绿焰熄灭后，我意识到野狼与山都不会同意这样的观点。”这就是让利奥波德心灵受到震撼的深度经验。

或许我们可以理解利奥波德所说的，野狼并不会同意这样的观点，但一座纹丝不动没有生命的山怎么可以同意或者不同意某件事情呢？利奥波德这样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显然，他是用“山”作为事件在其中发生的荒野生态系统的隐喻。那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一个在其中有鹿、野狼和其他动物，还有云、泥土、溪流等有生命和有意义的存在。利奥波德一生中第一次感到与这广阔的生态实存融为一体。他感到它具有让人知悉其伟大壮丽的力量和觉知。他感觉到它有自己的生命，以及自远古延续至今的故事。他经验中的生态系统是一个伟大的存在，自有其尊严与价值。这是意识极大地扩张且充满喜悦与能量的一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灵性或宗教经验。将自然视为一部冰冷的机器，目的是供人类利用的态度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对活着的自然的浩瀚存在，即我们现在称之为“盖娅”（Gaia） [注7] 的明晰确认。在我看来，利奥波德是“被盖娅”了。

此后，利奥波德换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待世界，并发展了他的土地伦理观。他在其中论述到：人类并不是更高级的、有权管理或控制自然界其他众生的一个物种，而只是“生物社群中的普通成员”。他同时写下了其著名的格言：“凡是有助于维护生物社群完整、稳定与美好的事都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

深度经验的一个关键面向是觉知到自然中不同事物互相关联构成的各种网络。我们直觉知道，世上没有孤立的事物，所有事物都是一个浩瀚关系网络的节点。我们对正在感知的事物产生强烈的广阔认同，包括同理心的提升以及对非人类生命的更大的关怀。我们意识到人类的身心安宁与自然的福祉息息相关，并因此油然生起一种保护非人类生命的意愿。责任感与强制变得没有必要。我们清楚知道，从微生物到多细胞生命，再到生态系统，水系，乃至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球（盖娅），它们的变化是显露其各自天赋潜能的过程，而奈斯将这些过程称之为“自我实现”。对我们人类而言，自我实现包括建立广阔的认同，让自我的意义不再局限于作为个体的我，而相反包含更大以至再大的整全。奈斯将这种对自我的觉知的扩大称为“生态本我” （Ecological Self）。既然众生通过各自的方式自我实现，我们就会意识到一切皆有内在价值，不论它们对于人类而言是否有任何经济上或其他功利上的价值。我们人类所追求的自我实现与其他众生所追求的自我实现并无二致。原则上人类与非人类的生命根本而言是平等的。这样的生态中心主义观点与主流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只承认人类的内在价值，自然的价值只限于她对我们这个物种是否有用。利奥波德的深度经验是一次自发的和意料之外的经验，但我们可以有意识地鼓励和培育让深度经验出现和蓬勃生长的土壤。在舒马赫学院整全科学硕士课程里，我们通过深入探讨亨利·波托夫特（Henri Bortfot） [注8] 的现象学研究，并结合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注9] 以感官/直觉观察自然的方法，实现上述的目标。

我们鼓励同学利用（由深度经验所引发的）他们对智慧宇宙的归属感，深度追问其根本信念，并将这些信念转化为个体的决择、生活方式及行动。强调行动是重要的，因为有行动，深度生态学才不只是一门哲学，而同时也是一场社会运动。通过在学院附近的树林与田野中进行的深度追问，同学们互相帮助，各自醒觉到自身的个体生态哲学，而这正指引着他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

在对社会作出深度追问时，我们会从生态角度理解社会的一些基本假设。我们会看到生态危机以及相关的和平与社会公义危机的集体心理根源。深入追溯西方历史有助于我们发现贻害无穷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源，而我们的科学、哲学与经济均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我们必须理解当今西方文化全球化的趋势正如何摧毁人类文化与自然。对于我们文化的基本假设的深度追问与主流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往往会为了维持现状，采取一系列“绿化”商业和工业的举措，包括污染防治以及因为其药用的经济价值或有助调节气候的作用而对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等。虽然深度生态学支持者常常别无选择，与主流合作时只能策略性地采取改良的做法，但他们始终持续不断地对社会作出深度追问。这可能无形地影响着他们在工作中交往的各方人士。

最后我们谈谈深度经验与深度追问结合后带来的结果：深度承担。当一个人在他的生态哲学旅程上走了一段路以后，他的行动是建立在整个人格之上的，因此他会有巨大的能量与承担精神。这样的行动是和平和民主的，而目的是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发现生态本我会带来喜悦，而喜悦带来的是对世界的具有承担精神的实际投入。这种投入带来更广阔的认同和更大的承担精神，并让人“进一步关怀所有人，以及加深对非人类物种的关怀”。从舒马赫学院整全科学硕士课程毕业的同学们正在世界各地从事令人惊叹的重要事业，包括：管理缅甸最大的保护自然和原住民的非政府组织；组织2015年巴黎气候峰会；领导哥伦比亚的绿色和平；在南非建设野生动物走廊；为环保商业与企业家提供咨询服务；担任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设计学院院长。这名单很长很长。迄今为止，舒马赫学院有150位整全科学硕士毕业生，通过他们，生态哲学成为充满活力的行动，令真正的生态生活方式的种子得以撒播在世界各个角落。

作者是舒马赫学院的驻留生态学家和整全科学课程负责人。90年代与阿恩·奈斯一起在学院教授深度生态学。2007年与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一同出任奥斯陆大学“全球公义与环境之阿恩·奈斯首席教授”（Arne Naess Chair in Global Justice and the Environment），著有Animate Earth: Science, Intuition and Gaia一书，也是舒马赫学院出版的Grow Small, Think Beautiful: Ideas for a Sustainable World一书的编辑。

本文内容源自舒马赫学院整全科学硕士课程之简介，经作者许可翻译为中文并编辑刊出，关于该课程的更多信息，详见：https://www.schumachercollege.org.uk/deep-ecology-in-the-holistic-science-programme

深度生态学系列文章

[注1] 蕾切尔·卡逊（1907-1964），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其作品《寂静的春天》1962年问世，第一次阐述了DDT的危害，以扎实的数据和资料，严肃地指出人类不加选择地滥用农药、杀虫剂和除草剂等化学合成制剂，将会危害鸟类和其他野生生物的生存。该书第一次向人类提出警示，化学合成制剂通过污染食品、空气和水，直接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生存。有评论认为，该书是二十世纪最早最有说服力的呼吁保护生态平衡、拯救地球的开山之作，引发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环境保护事业。

[注2] 阿恩·奈斯（1912-2009），挪威哲学家，深度生态学的创始人。他以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为深度生态学的重要发展基础，并融合甘地的非暴力抗争与生态学观点，建立环境运动的“直接行动”准则。

[注3] 奥尔多·利奥波德（1887-1948），美国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被称为“美国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其自然随笔和哲学论文集《沙乡年鉴》，是他对于自然、土地和人类与土地的关系与命运的观察与思考的结晶，被誉为“土地伦理学的开山之作”。他倡导一种开放的“土地伦理”，呼吁人们以谦恭和善良的姿态对待土地。他试图寻求一种能够树立人们对土地的责任感的方式，同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影响到政府对待土地和野生动物的态度和管理方式。

[注4] 《沙乡年鉴》，又译作《沙郡年记》、《沙乡的沉思》，是奥尔多·利奥波德的自然随笔和哲学论文集。书中记录了他在沙乡进行生态恢复实践的所见所闻，及在美国大陆各个荒野地带的游历经历。

[注5] 盖娅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又称地母。1972年英国独立科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首次提出盖娅假说（Gaia Hypothesis），认为地球就像一个超级有机体，生物演化与环境变化是耦合的过程，生物通过反馈对气候和环境进行调控，造就适合自身生存的环境。在生命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之下，能使得地球适合生命持续地生存与发展。后来经过洛夫洛克和美国生物学家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共同推进，盖娅假说逐渐受到西方科学界的重视，并对人们的地球观产生重大影响，也成为西方环境保护运动的重要理论基础。

[注6] 亨利·波托夫特（1938-2012）是英国独立学者、教师与作家，致力于物理与科学哲学的探讨。波托夫特曾根据舒马赫学院整全科学课程的框架在学院中教授物理和科学哲学，也曾在英国和美国主持众多关于歌德的科学著作及现代科学发展的研讨会，著有The Wholeness of Nature、Taking Appearance Seriously: The Dynamic Way of Seeing in Goethe and European Thought等书。

[注7]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1832），德国著名的思想家、小说家、剧作家、诗人、自然科学家、博物学家、画家，是德国乃至欧洲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歌德的作品在诗歌、戏剧、散文、自然科学、博物学等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主要作品有《浮士德》、剧本《葛兹·冯·伯里欣根》和中篇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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