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辩护方式需要服从辩护实效

最近某律师不问情有“死磕”辩护方式引起争议，一些律师为其辩解说辩护方式可以有所不同，见仁见智。我则认为律师辩护方式需要服从辩护实效，没有辩护实效的辩护方式只能适得其反，甚至成为“无效辩护”的败笔。

杨学林律师在《论死磕派律师》一文中认为死磕的前提有三个，即办案机关明显且严重违法、当事人已经死磕且强烈要求律师死磕、不死磕已经别无法律通道。这说明“死磕”属于“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律师“不得已而用之”。只有在正常辩护无法凑效时，律师要么屈服要么“两军相逢勇者胜” 不惜“死磕”。

我一直佩服“死磕”律师的勇气，也认为那些办案机关完全无视律师技术辩护的场合需要“放手一搏”。不过，却有一些律师将“死磕”这种“非常手段”当成“常规手段”，不问情由不问场合一概“死磕”，只能人为制造律师与办案机关的对立情绪，如何能够“说服”或者“逼服”办案机关听取律师辩护意见？陈瑞华曾说一些“死磕”律师滥用回避申请，甚至以法官是党员为由申请回避，这如何体现自己的专业素养？

更有甚者，一些“死磕”律师只会“三板斧”，那就是回避申请、网络炒作、法庭对立。这种辩护律师不要说赢得办案机关尊重，就是普通律师同行都难以苟同。律师可以有不同的辩护方式，死磕辩护也罢，技术辩护也行，只要“不勾兑”只要“有实效”，都应该被肯定。但一些律师“死磕”数十年，平均每年却拿不出一件无罪释放或明显从轻判决的成功案例，如何证明他们的辩护方式帮助了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

斯伟江、朱明勇等律师的“死磕”不少，但他们只在证据上坚持原则，而不是把主要精力用在“死磕”程序上，甚至并不把自己当成“死磕”律师。我对这些注重“技术辩护”的律师很佩服，也经常借鉴他们的经典法律意见书与辩护词。但对于那些只会“三板斧”辩护的律师，即使口头上表示尊重，内心深处其实也不以为然——你没有拿得出手的成功案例，如何能够服众？

辩护方式需要服从辩护实效，“有实效”的辩护方式才是最好的辩护方式。辩护律师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 “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需要“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辩护律师只有提高有质量的法律服务，才能赢得尊重。那种认为“一磕万事足”的辩护律师，工作方式单一，如何能够有效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刑事服务市场需求？

律师不代表正义，只代表争议，代表委托人合法利益。这就需要律师不再用“道德光环”掩饰自己的业务能力不足，而是从证据出发，“让无辜者免受冤屈，让有罪者罚当其罪”。蔡华律师提出“交流不交易，沟通不勾兑，对话不对抗”，应该成为辩护律师的常规办案原则。“死磕”只能是“非常手段”甚至“最后手段”，切不可“轻用其锋”，也不可以更不可“滥用意气”。

杨学林律师的“死磕三原则”与蔡华律师的“技术辩护三原则”相结合，这才是辩护律师应该采取的“正确辩护姿势”。有位上海律师更是一针见血——那些高收费的案件，谁会请死磕律师？那些高收费的案件，谁会死磕了事？这也说明许多辩护风格与辩护方式，也是服务市场选择的结果。高收费的案件，律师当然有足够时间去精心准备，而不是简单的“程序破坏”。律师没有必要把自己装扮成道德君子，律师只是法律服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