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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梧:教育的目的应是安身立命,而非出人头地

2017-02-24 母语教育领导品牌 亲近母语
晓语说
“现代教育鼓励我们追求卓越,而竞争意义下的‘出人头地’,早已经偏离了‘士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目标。所以,今天我们更应该考量的,不是什么‘出人头地’,而是‘安身立命’。”这是不久前,台湾大学哲学博士、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林安梧教授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上阐述的观点。今日,跟随晓语共同探究,当今的教育到底应该是为了什么。

教育的目的应是安身立命 而非出人头地


林安梧


“安身立命”就是通天接地

时代在变迁。以前的农业社会时代,聚族而居、聚村而居,读书人有限。我们讲的“士以天下为己任”的那个“士”,许慎的《说文解字》说的那个“士”,是上面一个“十”,底下一个“一”,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够成为“士”,所以大家努力地要求自己的孩子要“出人头地”。
在进入所谓的现代化的进程之前,当教育没有这么普及、知识没有这么丰富、信息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人们是在另外一种处境下生活的。


“出人头地”的背后,实际上蕴藏着一个非常深层的“安身立命”的道理。这个“安身立命”即为:人要通天接地,人是头顶着天、脚踩着地的。


我的父亲是一个农夫,他当时也要求我们这些孩子“出人头地”,但是他谈的“出人头地”的背后,实际上蕴藏着一个非常深层的“安身立命”的道理。这个“安身立命”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要通天接地,人是头顶着天、脚踩着地的。
我父亲有6个孩子,我们从小跟天地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同父母一起在大地上耕作。尽管老一辈人强调“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在以前那种氛围下,整个知识还没有进入到强调现代性、工具性、合理性的状况下,人还没有疏离、异化,没有跟天地割裂开来。强调要“出人头地”,其实背后还是以“安身立命”为本。
现代教育鼓励竞争意义的“出人头地”

现在不同了,现在的孩子离开了自然的天地,进入到一个人所建构的世界,而且是西方近现代以来建构成的现代性社会之中。在这个社会里,人跟天地是疏离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具性、合理性,甚至是一种理性法则变得重要起来。
追求欲望,追求此生此世欲望的彻底满足,甚至追求拥有更大能力去获得更多资源来满足欲望,变成这个时代很多人的共同认知。
人类不断地用这种方式来强调一种“成长”,其实这种观念使人类进入耗损非常严重的过程中,这100年来,人类所耗损的资源比人类在20世纪以前所有世纪加起来的总和还多。
现在的问题是,在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这种偏差,造成了现在整个世界“一往而不复”,一直往前走回不来了,这是西方近现代文明的一个特性。
追求欲望,追求此生此世欲望的彻底满足,甚至追求拥有更大能力去获得更多资源来满足欲望,变成这个时代很多人的共同认知。
在这个特性下,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如何追求卓越,如何“出人头地”,而这个“出人头地”是竞争意义下的“出人头地”,它早已经偏离了“士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目标,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如果我们在更宽广、更有深度的背景下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办?有些人认为,近现代以来,人类用这样的方式过活是有问题的,人类不能再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养下一代。
最前沿的思想家也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但非常不幸,还有很多人在所谓“现代化”的思考里来权衡这个问题,很多人想的仍然是如何满足“现代性”的欲望,或者怎么样通过一种工具性的合理法则获取更多的资源。我在台湾已经看到了很多弊病,而在中国大陆问题同样很严重。
重新思考教育是为了什么

这一二十年来,中国大陆很多朋友谈到,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在整个人性道德教养方面面临逐渐滑坡的现象,这个问题其实不仅是中国大陆的问题,它是全人类的问题。而我们如果能够好好地回归自己的文化传统,重新思考教育是为了什么,就有机会为人类文明开启新的可能。
对人类文明的思考应该是多元的,我们的教育不能只是朝向一个方向,人类不能够把此生此世当下这个“我”的欲望的满足,当成唯一重要的指标,这是再清楚不过的。我们的教育从来不是这样的。
在整个市场化、消费化的产出过程里,不少人已经成为工具性的存在了。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我们师辈教书的年代,没有那么多项目、课题、奖项、限制,但是至少在人文学科方面出了很多大师。而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如冯友兰、熊十力这样的大家,我们还有吗?是不是大家不够用功呢?也不是。因为在整个市场化、消费化的产出过程里,不少人已经成为工具性的存在了。
教育本来应该像江湖,“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鱼可以游得快一点,如果它愿意,它也可以悠然自得游慢一点,但是现在的教育常常是逼使这条鱼要怎么样游得快,甚至限制在一个速度上。“道生之,德畜之”,教育应该是一种生长,而不是一种制造。
教育不是鼓励竞赛

现代人读书很多,接受的信息很多,但是不少人的价值观是混淆的。很多看似很合理的口号,其实是错误的。比如,“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点”,这是台湾幼教的口号。有人说,那个起跑点很重要,要抓住恰当的起跑点才能够获胜。
曾经有这样的电视节目,父母亲带着孩子,用各种方式诱引孩子往前攀爬,谁得胜了,后面的人就开始鼓掌。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对人性的一种摧残。
孩子最需要的是自然生长啊!家长为什么要驱使他呢?在人类文明控制欲下的竞争,玩玩可以,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机制,通过大众传播扩散到社会上去,就是很大的错误,我一直反对这种节目。
父母亲带着孩子,用各种方式诱引孩子往前攀爬,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对人性的一种摧残,教育不是鼓励竞赛。
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人类生长过程中,来自生命内在的一种召唤能力很重要,而这个召唤能力来自于对终极信仰有真正的体验或者真正的要求,因此才会启动你的这种功能,教育重要的目的就是能够启动这个动能。
教育不是鼓励竞赛,如果一个人从一开始就要追逐跟人竞争的卓越感,那种卓越感很容易异化成“有我无人”,它很难产生“士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种带有服务意识的人生观,或者说难以产生能够去担负更多责任的这样一种卓越感。而我们只有真正去正视人应该如何“安身立命”,人的生命所重何在,我们才会明白怎么去做。
不能开口闭口就说“自我实现”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从来不以个人此生此世为核心来思考问题,而这个核心考虑的是个人如何处理跟天地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跟祖先的关系、跟前辈的关系,强调“礼有三本”。礼是一种具体实践的途径,讲的是在天地、人伦以及种种脉络中如何看待人。
人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体,不应该从个体自我来思考问题。所以讲“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我把它转译一下,意思是圣贤、师儒是文化教养之本,人的生命有自然的生命、有血缘生命、有文化教养的生命,人是在诸多脉络中来确立一个人的存在的。
所以,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不是现在哪个教育学者开口闭口就说的“自我实现”,我们的问题应该是,我们的行为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对得起父母、对得起祖先、对得起前辈、对得起圣贤吗?
我们要考量的是,在不同文明的背景下,如何让人类文明能够开启新的思考方向,推动人与人之间、文明之间的和谐相处。
现在的教育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做回自己的话,我们这一辈子就白活了,这是有些偏颇的教育思想。这种教育思想也许在美国可以行得通。为什么?因为美国拥有很多资源,而它的人口仅占全世界的6.67%。
不要盲目地认为,到美国去以后就可以如何发展,我们要考量的是,在不同文明的背景下,如何让人类文明能够开启新的思考方向,不是什么“出人头地”,而是致力于“安身立命”,不是如何保持本国、本民族在人类文明中的绝对优势地位,而是推动人与人之间、文明之间的和谐相处。
以传统精神资源解决人类共有问题

我们的传统价值强调“望子成龙”,什么叫“人中龙凤”?是地位很高、权力很大、敛财很多吗?不是。
孙中山讲得很好,“以天下为己任”,“有一人之力者,服一人之务;有十人之力者,服十人之务;有百人之力者,服百人之务”。国家也是这样,中华民族强盛起来了,不是要成为世界的霸权,而是要担负起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济弱扶倾”的责任。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的重点不在于“出人头地”,而在于“安身立命”。不要把“安身立命”同“出人头地”对立起来。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安身立命”一定能“出人头地”,但“出人头地”未必能安身立命。
所以,教孩子应该教他“安身立命”,“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应该教他帮助别人,而不只是教他跟别人竞争。当你真正能够生长了,你也不用竞争了,你已经有更大的能力去帮助别人了。
“安身立命”,人就要努力,生生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才可以真正启动生命的动能。
吴承恩、罗贯中虽然在功名上不行,但他们都足以安身立命,因为他们通过小说、通过写作,真正地“出人头地”了,大大超过了当时那些考上进士的所谓已经“出人头地”的人。
“安身立命”,人就要努力,生生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才可以真正启动生命的动能。
以车子在跑为例,如果大家想要真正地共利,那就是每一辆车要能“安身立命”,车速才会加快。如果每辆车都想超前,要“出人头地”,那么这个车在城市里是跑不动的。这里就牵涉到整个资源的分配以及重新调整。
所以,我今天其实企图把这个问题带到人类文明更宏观的角度去想,我们必须好好地正视我们民族原先有的非常丰厚的精神资源,这些资源可以慢慢解决人类共有的问题。
(文章来源:儒风大家(微信ID:rufengdajia);原标题:林安梧:教育的目的是出人头地还是安身立命)
作者简介

林安梧,现任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教授暨所长,玄奘大学中文系所教授,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教授、国立台湾大学哲学博士、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通识教育学会理事、东方人文基金会董事;曾任清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南华大学哲学所所长、《思与言》学刊主编、《鹅湖》主编暨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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