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慈祥的老太太

我们是在学校食堂三楼遇见的她。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她是北大教授钱理群口中的那位“伟大的女性”！

她穿得很普通，浑身暗灰，找不出一丝亮色。她看上去就像个很平常的老太太，年过80，身材瘦小，皱纹横卧，满头银发。她挤在一群脸庞稚嫩的学生中打饭，男友见她年迈，主动上前帮忙，她很平淡地说一句，Thank you for your help。发音很标准。男友很惊奇，忍不住赞叹，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一杯酸梅汤1块钱，她执意要还给男友，几个回合下来，听男友说他开始挣钱了才作罢。我们喊她奶奶，她不置可否。

她开始和我们唠家常，说大学生的花销大问题，而我们就像站在博物馆橱窗前的小孩，想从她脸上的一道道沟壑里挖出我们想要的故事。我们太嫩，她早已洞穿我们的小心思，不予理会。我们的好奇心在她的一次次缄默和顾左右而言他中渐渐熄灭，最后我们都乖乖地闭上了嘴，听她一边吃，一边说。

她说老了就是苦，病痛也多，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我们点头。她说人活着很孤独，爱人不可信，孩子也会离你而去，我答，怎么会呢？

她瞟了我一眼，说，你还小。

邻桌是认识的同学，笑着看我们，给我们打招呼，多看了她几眼。她有点儿生气。正说着话，她突然停下，说，“你们看右前方那三个女生，尤其是穿白衣服的那个女生，一直在看我！”我和男友瞬间抬头去看，然而没有发现任何异样。正聊着，她突然又停下，带着点愠怒，“你看，又看了！有什么好看的！”我们再盯着那几个姑娘看，盯了十几秒，仍旧没有什么异常。我们安慰她说，“可能奶奶你在一群学生当中比较特殊，她们也是好奇嘛，很正常的”。她没有听下去，仍在说别人看她。

午饭吃了近两个小时。走在校道上时，她突然恍然大悟般说道，“我知道她们为什么看我了，因为我穿着裙子。”5月的兰州，还有些凉意，穿裙子的女生都比较少。她是南方人。再走了几步，在观云楼下，看到一个男生，她说是认识的某人，那小子贼得很，是绕了路故意躲开她。我们说，那就喊一下他，她不肯。快出校门时，她把她的真名告诉了我们。

她戒备心太重，十分敏感，有时甚至怀着敌意去审视你，一个眼神飞过来，把你的五脏六腑都要看穿似的。认识一个多小时后，她才渐渐放松了警惕。但她不说什么，只是叫我们在网上查阅一些资料。

她从随身的黑色布包里掏出了老花眼镜，架在鼻梁上，有点儿咄咄逼人的眼神，从眼镜上方挑出来，犹如一道飞镖，直直地射向你。她指挥着我们，“打开百度，写李蕴晖、追寻，点开，第一条是什么？读！”

她曾写过一本书，叫《追寻》，写她坎坷的一生，被打成“右派”，亲友离弃，遭受的巨大心灵创伤。书的封面是一个在巨浪中航行的帆船。

我们刚想细看，她说，“找下一个，钱理群，在这位女性面前我们羞愧难言——读李蕴晖《追寻》，找到了吗？点开，读一下你看到了什么！”

这又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她最可贵的精神与品格是“不肯苟同”，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最缺乏的。——这样的凡事苟且的国民性如何形成，它的历史文化与现实根源，都很值得研究。这其实正是种种恶行在中国一直畅行无阻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民族灾难要从民族精神上寻找原因。正是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这个女人这样，绝不苟且，守住底线，我们民族还会这样吗？因此，这位因不肯苟且而自踏死地、惨遭种种不幸的女人的悲剧，正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每一个因苟且而获得了种种利益的人们，包括我自己，都应该在这位女性面前感到羞愧与内疚。而我们早已失去“知耻”之心了。

她一辈子都耿直敢言，为别人遭遇的不公鸣不平，不肯低头，最后被打成右派，被人贴大字报，关进牛棚。她习惯了孤独，成为别人眼中的“怪人”，只和自己的病人说话。直到别人都已摘帽，只剩她一个时，她都拒绝承认自己是“右派”。

我们终于明白了她对人的这份强大的不信任源于何处。

南风窗的一篇文章里写道——

“政治斗争对每个人的人格都有损害。”她说，“我不承认右派，不告密别人，我能做到这样，是良知的坚守。”但她说自己也绝不再轻易相信人，而是极审慎地接纳人，极挑剔地观察人，极警惕地防范人。她的童心、爱心、同情心，遭到了很大程度的湮没。在当时政治的大是大非面前，她习惯了不思考、不发言，有想法也主动刹车。

回来后，上网查阅她的相关资料，发现这个上世纪30年代出生的老太太，经历过磨难，见识过人性中恐怖的阴暗面后，还是那么正直敢言：供热公司停暖导致自己感冒引发肺炎住院，而将兰州市热力总公司告上法院，要求热力公司赔偿各项损失3.3万元。此案历时近4年时间，经过一审、二审和再审的所有程序，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不接受和解，因为没有真诚的道歉。

兰州水污染事件出来后，市民状告自来水公司，她听说7位打官司的市民用去了3千元，就用自己的退休金给每位市民补偿430元。她说：“你们在为全体市民争取公道，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内心的安稳。”

世上慈祥的老太太那么多，而不犬儒的知识分子那么少。

她作为那段特殊时代的幸存者，却也是不幸中的万幸。更可贵的是，她把这段经历写了下来，她曾说道，“我对过去没有叹息，也没有眼泪。把我们这一代人做成这样，是国家的损失和悲哀。一个人生来就是要为社会奉献的。我以我的经历给社会做出了奉献，以能写出这段历史为荣。”

她对许多事情都持怀疑态度，唯独对人生价值与光明的追寻，不曾停止。这也是书的封面的寓意。

她说，她让孩子都去读理科或外语了，要远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