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奥运第一人，不可救药的乐观者
傻干家
南开南开，越难咱越开。
——张伯苓
1935年，张学良受蒋介石命令，督率东北军和西北军，参加“剿匪”战争。
张学良出于良知，一向主张团结抗日，决心一试停止内战的努力，于4月9日毅然独自驾驶飞机飞抵延安，力图与中共代表接触，会谈抗日救国大计。
当日傍晚，在一座天主教堂里，与周恩来会见了。
张周二人刚一见面握手，张首先对周说：“我和你同师，咱们可以说都是南开的人。”
周恩来一愣，说：“张校长怎么成了你的老师了呢？”张学良随即谈起如何受张伯苓启发，改变人生志趣的过程，然后说：“我很感激张伯苓先生，我对他总是以师礼事之”。
在一个平常的春寒之夜里，“张伯苓”这三个字竟会成为一次伟大变革的催化剂。
会谈持续到次日清晨4时，周张握别时，张学良以私人款项2万银元相赠，回西安后又向红军馈赠了法币20万元充实红军粮饷。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以兵谏的形式扣留了蒋介石，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01
1892年，张伯苓考取了中国北方第一所海军学校，天津北洋水师学堂。
张伯苓从小好武，立志成为乱世里拯救危时的英雄。
他是航海驾驶班最好的学生，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希望毕业后为国效力。
然而当他以航海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甲午战争爆发，当时号称亚洲最强的北洋舰队溃不成军，全军覆没。
1897年，在日本和英国的操纵下，威海卫先由日本交还中国，又被迫租借给英国。
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黄龙旗。第二天，又降下中国的黄龙旗，升起英国的米字旗。
张伯苓作为海军实习军官目睹这场“国帜三易”的接收和转让仪式，亲自尝受了这一丧权辱国的场面，气愤填膺。
从威海卫归来之后，他认为海军报国无望，决定退役。
亲临祖国巨大的耻辱，让张伯苓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
眼看祖国衰弱无力，各行各业皆需要人才，张伯苓觉得要彻底改变祖国的现状，要从下一代开始培养。
所以他弃武从教，投身教育行业，并一生为之奔走。
1898年，张伯苓辞去海军职务后，回到天津，很快被曾担任翰林院编修的严修聘为严氏家塾的老师，开风气之先，以新式教育培养学生。
02
1905年，袁世凯联名张之洞推动清政府于9月2日下令，自公元1906年起，废除科举制度。
这也是袁世凯平生最引以为豪的一件事，但这件事真正的幕后提出者是严修，严修曾最早提出科举考试里要增加经济特科，被梁启超称为：中国戊戌变法的先声。
严修
严修与张伯苓曾畅谈平生，张伯苓说：“宁以身殉，不为利诱，终身从事教育”。
二人一起创办南开中学，在严修的支持下，张伯苓担任校长，全面开展他的新式教育体系。
面对国人身体孱弱的现状，张伯苓提出强我种族，体育为先的主张。
曾在南开中学上学的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写道：“至今六十多年，我仍记得跳远跃入沙坑前短发间呼啸的风，一个骨瘦如柴的十五岁女孩，首次觉得人生活着真好，有了生存的自信。”
1907年，10月24日，张伯苓首次以《雅典的奥运会》为题发表演讲，介绍奥运会的历史和现实。
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率先向国人传播奥林匹克精神，并明确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以及积极实现这一主张的第一人。
1910年，张伯苓创立了中国最早的运动会，华北运动会，被公认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但是张伯苓提倡学生加强体育锻炼，却遭到当时很多人诟病，守旧的人甚至骂他误人子弟。
张伯苓认为，体育不仅可以强身健体，更是医治国人“愚弱贫散私”病症的良方，奥林匹克精神，不分中西，是人类共有的精神，他认为体育的精神就是不服输，并力促刘长春首次参加奥运会。
刘长春
1924年，他创办“中华体育协进会”，为国际奥委会认定为中国最早的奥委会。
后来1945年，他组织召开体育协进会会议，申办第15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申奥活动。
因他教育有方，1911年始，张伯苓被清华大学聘请兼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总揽清华学校校务。
03
1912年，天津发生兵变，南开一下失去所有资助来源，几乎是灭顶之灾。
此时有教会说，我们要给南开钱，但是这样的话南开会变成教会学校。
张伯苓一再婉言谢绝：“谢谢，南开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我们再困难，也不会接受你们的改变”。
从张伯苓开始，不再领工资，其实他家就是指着工资生活。也就是如此，勉力维持着南开度过多难之秋。
1913年，周恩来入学南开中学，1917年周恩来中学毕业，去日本留学。
1918年准备建立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前往美国考察教育，归国时途径日本，周恩来前来探望恩师，张伯苓骄傲地对他说：“以后，你可以回天津，上南开自己办的大学”。
1919年，南开大学成立，招收的第一批学生96人，其中也有周恩来。
由于学生风潮，不得不被迫除名周恩来，但张伯苓和严修成立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去法国留学，周恩来在法期间，南开一共提供了银洋七千多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庞大的开支。
青年周恩来
在民国教育史上，最大的奇迹不是北大、清华，也不是燕京大学，金陵大学，而是南开大学，创下了当时民办教育无法复制的奇迹。
张伯苓对朋友说：“一个教育机构应该总在欠账，并且一个学校的主持人，若到年终银行存折上还有余款，他必是一个吝啬人，失去了拿钱办事的机会。”
正是因为他一心为公，所以能够募集到很多教育资金，也因为如此，很多人说他是“傻瓜”。
在他准备创办南开大学时，不少人劝他不要傻干了，也有人直接说：“政府的学校都快要关门了，不知道这位张伯苓有什么本事，却要在这个时候办个私立大学。”
张伯苓并非不知道前方困难重重，甚至有着不可逾越的艰难险阻，然遍考世界，各国国力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就是大学的竞争。
所以中国一定要办大学！
04
南开大学与当时大多学校只办文法科不同的是，南开一开始便针对中国现状，在文法科之外设立了当时中国教育所欠缺的理科和商科，不久又添加了矿科。
南开大学的成立，是张伯苓教育事业的重大发展，同时巨大的压力也接踵而来。
南开大学的维持靠社会捐赠，但办一所现代大学经费是庞大的，作为近代中国私立学校的拓荒者，前路艰难。
南开大学每年都有几万元的亏空，几度开不下去了，张伯苓也曾想过将南开大学转送给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局。
他走在南开大学的校园中，看到雨点打在小树上，在叶子上汇聚后一滴滴又流下去，就感到是自己在流泪一样。
但是，在动荡不安的时代张伯苓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南开南开，越难越开”。
别看我傻，我干，干出个样子来看。
靠着张伯苓四方化缘，南开大学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当时，南大大学请美国资金在南开建一个科学馆，美方要求，南开大学必须出一半资金。
几十万的大洋，对于当时的张伯苓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数字，当时美国在中国的办事人员，都认为张伯苓几近崩溃。
张伯苓为南开大学募捐的时候，社会各界捐什么的都有，有捐银元的，有捐债券的，也有捐煤的。
所幸一个债券正好到期，兑换了七八十万现金，一下子把所需要的钱凑齐了，美国资助款也马上进入，南开大学科学馆得以顺利建成。
接着木斋图书馆也建成，南开大学随之进入正轨。
张伯苓的傻干劲也进入正轨，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经济研究所、化学研究所等先后成立。
最终形成了大学部、研究部、男中部、女中部、小学部合而为一的南开学校体系。
在战乱频仍的环境中，张伯苓靠着傻干和苦干的乐观精神，创立南开学校体系，与一流大学北大清华并肩而立，是中国教育界的奇迹。
且南开务实的教育风气，南开的学生总是被社会特别重视，国内各行各业的岗位上有，美英法一流学校企业中亦有。
张伯苓自己也很满意，但他还是不失傻气地教导学生，现在要改造国家社会，非有傻干的人不行，你们人人都要这么嘱咐自己。
当时“永利、南开、大公报”被称为天津三宝，当时也有一句话，入得南开便可放心。
05
当时的中国工业极其落后，经济操纵在外国人手里，张伯苓把应用两个字提到特别重要的位置。
南开大学率先在国内创立了直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化工系和应用化学研究所。
天津市邀请外国人来建硫酸厂，南开大学的化工系说，我来给你办，只花费了外国一半的费用，也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硫酸的历史。
1927年，张伯苓在南开创立了全国第一个经济研究所，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很多经济研究的文章，研究的课题都是中国问题，如物价指数，开中国之先，外国人研究中国经济，依据的就是南开的经济统计数据。
同年，张伯苓去东北考察，回来后便说：“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
并迅速在南开大学成立了东北研究会，集中调查东北问题，并不断推出研究成果。这使得日本人非常仇视，并在报上称“南开为排日根据地”。
但张伯苓无所畏惧，顶着巨大的压力，出版了日本问题专号，加强了对日本罪行的揭露。
“九一八”事变后，南开学生在张伯苓的支持下，积极投身于爱国运动，更是引起日本军国主义的极端仇视。
张伯苓却自豪地说：“在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平津陷落以前，华北的学生爱国运动，大多是我南开学生领头。”
南开校园北边就是海光寺，海光寺时为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南开校园里却一片抗日运动与抗日标语。
虎口拔牙，真勇士也。
日本驻华领事馆就有专门研究南开的科，也有专人跟踪张伯苓。
1934年，第18届华北运动会在在天津召开，各国驻津领事出席开幕式，其中也有侵华战争的甲级战犯梅津美治郎。
南开400名拉拉队员，举牌变幻出“勿忘国耻”“还我河山”等字样，抗议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拉拉队队长严仁颖是严修的孙子。
日本领事一看，气的离开会场。日本驻华使馆像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张伯苓召集拉拉队队长到自己办公室“训话”，只训了四句话。
第一句：你们真讨厌。
第二句：你们讨厌得好。
第三句：下回还这么讨厌。
第四句：要更巧妙地讨厌。
他的训话使得南开师生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也埋下祸根。
06
“惨哉，大人数十年来心血之所积，一旦为人作无意识之消灭。”
这是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祜从抗日前线发来的家书。
张锡祜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不久，日寇侵入天津，南开大学成为抗日战争中第一所遭受野蛮摧毁的高等学府。
破击炮架在楼顶上，第一炮河北省政府，第二炮南开大学。
34年苦心经营的高等学府，一夕之间成为废墟。
当晚日军士兵冲进已经是一片废墟的南开大学，抢掠图书、教具、火烧图书馆教学楼，在短短两天里，烧毁了张伯苓的几十年心血和生命。
张伯苓把南开看的比生命都重要，他悲愤至极，可是第二天，他就站起来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当时留守南开的是张伯苓的得力助手黄钰生，他是最后一个绝望地离开南开的人。
带出来的只是学校的一串钥匙。
他见到张伯苓，从怀里拿出钥匙说：“张校长，我没有能够保护好南开学校，以至于学校被炸毁了，我把南开大学各个楼的所有钥匙拿来，交给您。”
张伯苓心下恻然，热泪盈眶。
然祸不单行，南开被炸后不久，张伯苓收到一份电报。
九月初的天气，气候炎热，一份电报送达，他拆开一看，脸上红涨，涨得发紫，两眼湿润，但是竭力压抑着，不让眼泪流出来，电报上赫然写着，他的四儿子牺牲了。
过了一会，他才慢慢地说：“我早已把他许给国家了，今日之事，早在意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
四子恰是张伯苓最钟爱的儿子，张锡祜。
国难校难家难千般难。
周围人都担心张伯苓会因悲痛而倒下，可是他没有，他依旧为南开的事务四处奔波。
张伯苓再次让世界惊异与感叹，这位真正的硬汉，有着愈挫愈奋的教育献身精神。
在与蒋介石约见时，张伯苓说：“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张伯苓的刚毅，在当时胜局无望的情况下鼓舞了很多中国人。
蒋介石慷慨激昂地说：“伯苓兄，你放心，有中国就有南开！”
因此一句话日后但凡南开缺钱，张伯苓便去信，抬头便是南开师生都感念领袖对南开的承诺，然后下面就是我们又缺钱了。
张伯苓一次次宣誓，一定要将抗战进行到底，一定要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
他的乐观精神受到学生无比崇敬，学生们给他起了个绰号，“不可救药的乐观者”。
然而抗战的最终胜利，恰是数万万这般不屈不挠的乐观者抗争而来。
07
早在抗战爆发前两年，张伯苓非常有预见性地在重庆办了一所中学，重庆南开中学，仅从重庆南开中学，就走出了32位院士。
从制订计划到建成上课仅用了９个月。
面对创办得如此神速的学校，人们赞叹张校长是魔术师。他笑呵呵地说：“我不是魔术师，我是不倒翁，日本人把我打倒，我又站了起来！”
他说“我国教育，近既被敌炮火所毁，大可借此机会，将以往教育中的错误，重新彻底改革。”
此言一出，四方倾叹，他为人们内心注入大灾难中重建的信心与力量。
在1936年抗战形势紧迫时，张伯苓亲往重庆办学，南渝中学成立，南开被毁后，张伯苓将其改为重庆南开中学，抗战期间，成为有名的中学，周恩来在这里做过演讲，于右任、翁文灏等世界名流也在这里留下足迹。
抗战时期，所有来到重庆的外国人士都会参观南开中学，拜访校长张伯苓。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威尔基，在参观重庆南开中学的生物、物理、化学实验室后盛赞，像南开这样的中学，在美国都不多见。
然而日寇的迫击也追踪而来，1939年5月8日以来，以重庆南开中学为目标，几十次狂轰滥炸。
1941年8月，日军将南开校园锁定为炮轰目标，投下三十余枚炸弹，劫后余生的南开师生直接在山城的防空洞中继续他们的学业。
南开中学就这样倔强地站立在炮火中，在抗日战争中重庆南开中学被评价为中国奋斗复兴的象征。
1944年，南开建校四十周年，也是张伯苓七十寿诞，分散在大江南北的南开学子为了表达对校长的敬意，发起了伯苓四七奖助金运动。
原本只打算从社会上募得110万元捐款，但当活动结束，捐款总数竟然超过600万元。
08
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曾多次敦请张伯苓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张伯苓总是推辞，我是办教育的，还是办教育的好。
早在1926年北洋军阀政府颜惠庆组阁，聘他为教育总长，被谢绝了。1927年张学良主持北方政局，聘他为天津市长，他也没接受。张伯苓一心一意办教育，不愿从政。
由于张伯苓深有人望，蒋介石不放弃，又一次派人来见张伯苓，并带来他的亲笔信，许诺行宪后，把教育部划归考试院，请先生要为全国的教育事业设想，再多尽一份力量。
蒋介石的信，正应了张伯苓的家国情怀，也由于蒋介石曾对南开有恩，所以张伯苓最终答应担任。
其实这一时期，国共两党胜负已分，蒋介石即将败退台湾，这一时期担任院长，实则是引火烧身。
担任仪式上，本该慷慨激昂发表演讲的张伯苓只是说了一句话：“此后考试院事宜，都由副院长负责”，便匆匆走下讲台。
其实他仅仅在南京一个星期，去考试院点了个卯，就以病为由回了重庆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
1949年，蒋介石将要撤去台湾，曾两次到沙坪坝催请张伯苓同行，张伯苓始终没有答应。
蒋介石走后，蒋经国多次对张伯苓说：“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几时想去都可以。”
蒋经国
但他是不会离开南开的。
1949年12月，张伯苓让教导主任编造清册，核查学校财产，把私立重庆南开中学、小学、幼儿园捐给国家。
但由于他回报蒋介石资助南开的情谊去担任考试院院长，南开根本不让他参观，甚至有学生公开批评他与蒋介石的关系。
他没有办法辩解，蒋介石确实曾对南开有恩，感其恩义，却将自己的晚年推向深渊。
他甚至不被允许参加南开校庆。
10月17日是南开校庆日，早晨下起了小雨，很早他就起床收拾好自己，准备出门。
可在16日晚，南开中学派人来对张锡祚交代：不要让张伯苓参加校庆活动。
张伯苓穿上雨衣正要出门，锡祚对他说：“下雨了，爸爸您就别去啦。他们也不太欢迎您。”
说完锡祚心里一酸，他眼看着老父亲一早起来满心期待地要去南开看看。
他一手创办的南开抛弃了他，不久，张伯苓便中风去世。
他曾多次叮嘱孩子，我死后一定要葬在南开大学，我要永远看着南开的存在和发展。
直至1989年10月16日，他的骨灰才终于迁至南开大学中心花园，魂归南开。
09
张学良晚年，有人问他：“先生在年轻时受谁的影响最大？”
张学良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是张伯苓先生！”
他曾说：“予之有今日，张校长一言之力也”。
接着他回忆了早在1916年他还是一位年仅16岁少年的时候，在故乡沈阳聆听了张伯苓先生的一次讲演，讲题是“中国之希望”。
张伯苓的讲话十分感人，使他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
张伯苓讲到国民对国家的责任时讲出了一句语惊四座的话：“中国不亡吾辈在！”在张学良的头脑中引起了震撼。
张伯苓讲道：“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
他临死的时候，皮夹里只有几块钱，给子女留下一句话：不给子女留财，给子女留德。
他以其无私奉献的教育家人生，为万千桃李树立了典范；他用人才丈量了中国近代历史；他从平民中走来，用“私立民有”的教育实践，矗立起教育家的丰碑。
早在半个多世纪前，著名文学艺术家老舍、曹禺就说过：
“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这不吹，也不是谤，真的，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伯苓！”
鲁迅先生弃医从文救心，张伯苓先生弃武从教亦是救心救人，皆是我巍巍华夏铁血男儿！
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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