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若觉疲惫，与君谈谈自由

 自由  

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你思考，要紧的是深刻地做自己。

 —— 维特根斯坦

01

1974年，一艘油轮停靠在费城德拉河码头卸油，见习船员趁机乘出租车到了附近小镇，又给司机150美元拉他到了纽约。

24岁的台湾少年在纽约开始闯天下。

就这样成为非法移民十四年，直到1988年获得大赦。

少年便是世界级艺术大师谢德庆，1967年高中肄业，由绘画开始实践艺术。

在美国的最初四年，追寻艺术实践的同时，谢德庆以洗盘子和做清洁工维持生计。从1978年至1986年，谢德庆发表了五件一年表演，轰动艺术界。

1978年至1979年，他自我监禁在一个十平米见方两米多高的笼子里。一年期间，不交谈，不读写，不听广播，不看电视。

人人都想逃避牢狱之灾，他倒好，自我监禁。

他进笼子那天由律师贴了封条，每日三餐由一个朋友送，对伙食不满，只得摔碗抗议。

他每天在墙上画一道，整整三百五十道。

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笼子，只是往往意识不到而已。

1980至1981年，他把自己关进同一个笼子，穿着工作服，每小时打卡一次。

为了精确，他买了日本打卡机，与1978年间的半冬眠状态相反，他成了世界上最忙的人，每天打卡24次。

他说打卡久了，就像瘸子走路般自然而然。

在他看来，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消耗有限的生命，而时间是无限的，在打卡中他强烈感受到生命与时间荒谬的关系。

人生最可怕的是习惯，一切不合理的，只要习惯了就自然而然如同生来如此，然而，其实很多事情并非生来如此。

1981年至1982年，他在户外生活一年，不进任何建筑物，地下道、洞穴、帐篷、火车等。

他背着睡袋，在纽约流浪。

那年纽约的冬天奇冷，最低零下38度，他把所有衣服穿在身上，烤火取暖，一休息就会冻死。

有一回他在一家工厂附近喝茶，老板赶他走，拳打脚踢，他只能拿出护身用的三节棍稍作抵抗。

不久，老板又在街上看见他，叫来警察。先关了15个小时，还要判刑，他请来律师。开庭时，法官同意他留在室外。律师的铁齿铜牙和法官的同情，他被放了。

他像离群的孤狼一样在室外待了一年，旁观着一个城市的人间百态。

1983年至1984年，他和一个美国女艺术家琳达用一根八英尺的绳子在腰间互绑一年，双方身体不可接触。

吵架时非常棘手，有一回他正在洗澡，琳达大吵着要冲出室外，差点把他光屁股拖出去。

和平共处时，他们一起打工赚钱，一起教书，一起坐飞机去演讲。

由于完全没有隐私，1984年分开时，两人几乎到了彼此憎恨的程度。

1985年至1986年，他坚持不做艺术、不看艺术、不谈艺术一年，也不进入画廊或博物馆，只是生活一年。

1986年到1999年，13年时间，他做艺术，但并不发表。在千禧年的第一天，谢德庆在纽约的约翰逊纪念教堂（Johnson Memorial Church）做公开发布，宣布“我存活了”。

他说我的作品不是哪一件，而是一生。

真正宝贵的从来不是生命以外的东西，是非成败转头空，功名利禄久不过百年，甚至一旦失去心智更被其绑架，泯灭人性。不忘初心，这个初心便是从生命起以生命归，最珍贵的是“我就是我”。

陈丹青曾说：“我很早就认识台湾的行为艺术家谢德庆，很佩服他，二十多年前他就做，做得很诚恳，现在的大陆行为艺术家受到他影响。”

02

西方现代艺术，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艺术，主要是沿着杜尚的思想轨迹行进的，他打开了所有艺术家的脑洞。

可以说， 杜尚改变了西方美术史的进程，更改变了全人类对“美术”一词的理解。

马塞尔·杜尚出生于法国，1955年成为美国公民。他在绘画、雕塑、电影等领域都有建树。

1906年杜尚离开军队到了巴黎，那是各种现代艺术流派如火如荼的年代。杜尚的两个哥哥积极投身其中，并与许多现代艺术家过从甚密，杜尚轻易进入了他们的圈子。

在1906年到1912年的短短6年里，他把印象派、野兽派和立体主义等各样风格都尝试了一遍，并成为巴黎先锋派艺术家沙龙的成员，有资格参加每年一度的全国展览会，也有画廊经销他的画。

在1912年出现的最早介绍立体主义的书中，杜尚名列其中，他的成功顺利而迅速。而同年，杜尚却做出震惊世人的事。

1912年，杜尚送作品《下楼的裸女》参加独立沙龙展被拒绝了，理由是“超出了人们所能忍受的限度”。

在今天，这幅作品被认为是未来主义的先驱之作。如果哪一位学美术的学生说他没听说过这件作品，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在当时：巴黎不承认。

于是，杜尚离开了画家们的圈子，找了一份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从此不再参加任何标榜着某种主义和某种精神的艺术团体。

五十多年后杜尚在评论此事时说：他们对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已经有了明确的界限了，这是一种多么天真的愚蠢。

巴黎之所以不承认《下楼的裸女》，是因为巴黎的艺术审美有了固定的常规（习惯），一旦超出常规就会被不假思索地否定。而否定的恰是思想的自由。

在1917年，杜尚将一个从商店买来男用小便池起名为《泉》，匿名送到美国独立艺术家展览要求作为艺术品展出。

不出意外，这件作品立刻遭到了独立艺术家协会的拒绝。

而在2004年，英国艺术界举行的一项评选，马塞尔·杜尚的作品《泉》打败现代艺术大师毕加索的两部作品成为20世纪最富影响力的艺术作品。是现代艺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1919年，杜尚用铅笔给达·芬奇笔下的蒙娜丽莎加上了式样不同的小胡子，它遭到了以前卫自诩的组委会气急败坏的抨击。

但杜尚通过这幅画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大师”们的作品？如果我们永远把“大师”的作品压在自己头上，我们个人的精神就永远只有受到“高贵”的奴役。

他的作品总是独特、大胆、充满狂想。他对艺术的边界和本质提出了质疑，促使我们以新的眼光和视角来看待整个艺术史和艺术品。

“带胡须的蒙娜丽莎”成了西方绘画史上的名作。

他随心所欲地冒出许多奇怪的念头，轻而易举地颠覆了人们心目中的神圣。是一个在西方艺术史上，石破天惊，让许多人匪夷所思的艺术家。

伟大除了膜拜，它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以其为鉴，看见自我，如果自我迷失在神圣中，不假思索地膜拜，没有了自己的看法、选择、判断，必然造成自我的丧失，那生命又有何意义。

他的否定一切是为了呈现一种自由的人生境界。他所达到的新境界至今无一人能超越。

他说：“我喜欢生活，喜欢呼吸甚于工作。我不认为我的作品将来对社会有任何重要性。所以，我的艺术就是生活艺术，每一秒，每一呼吸都是一件铭刻于无处的作品，既不是视觉的，也不是思考的，那是一种恒久的陶醉。”

杜尚带给艺术界的启发性和影响力整整影响了一个世纪的艺术家。而他对待艺术不卑不亢，不期待、不功利的态度甚至超过了他惊世骇俗的作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屠杀现象令杜尚至感绝望，他带领志同道合的艺术家掀起一场抗议的运动，也就是所谓的达达主义运动。

他被称为二十世纪实验艺术的先驱，纽约达达主义团体的核心人物。但其实杜尚不属于任何帮派，因为他一生都在追求自由，真正心灵的自由。

 美国人说杜尚是“达达”派的领袖人物。杜尚却说：达达是什么？我不知道。

 杜尚后半生气定神闲，乐在“棋”中。

 曾有人问杜尚：一生中最好的作品是什么？杜尚说：是我度过的美好时光。

03

维特根斯坦出生于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父亲是奥地利钢铁大亨，同时也是非常成功的投资人，在奥地利富甲一方。极富音乐修养的母亲把他们家在维也纳的豪宅变成了上流社会文化精英的中心，人称维特根斯坦宫殿。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25岁的维特根斯作为志愿者积极参军，然他在战壕里写成了足以改写西方哲学史的《逻辑哲学论》。

一战结束后，维特根斯坦和其他五十万奥地利士兵一起，成了意大利的战俘。

为了把他尽早从战俘营弄出来，维特根斯坦家通过梵蒂冈的关系派来一位医生为他做体检，而后宣布他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呆在战俘营。

维特根斯坦偏偏拒不接受这项特权，对当局坚称自己身体完全健康而选择和其他人一道继续留在原地。

一战结束从战俘营出来，当维特根斯坦回维特根斯坦宫殿时，他是整个欧洲最富有的人之一。然仅在一个月之后他就一无所有了：他遣散了自己名下的所有财产，并且在法律上堵住了所有收回的可能。

为了生计，维特根斯坦决定成为一个偏远山区的乡村小学教师，为此，快三十岁的他天天和一帮十七八岁的孩子一起坐在板凳上听师范老师讲课。

师范老师偏对他的姓产生了兴趣，问他是不是富有的维特根斯坦家的亲戚。他回答说是。老师似乎并不满足，又问：“是很近的亲戚吗？”维特根斯坦只好回答：“不很近”。

在一战开始前维特根斯坦在剑桥跟罗素学哲学的日子里，他一直很有钱。

他为自己挑选的家具时，对款式和质地极尽挑剔，剑桥家具店里的东西他都看不上，最后是定制了家具，他和挚友品生特到挪威旅游的所有费用都由他一手包办，极尽富家子弟的风范。

1914年，维特根斯坦主动联系素不相识的出版人费克尔，表示愿意出资10万克朗援助“缺乏生计的奥地利艺术家”。当时的10万克朗相当现在的50万英镑，那可是一笔让费克尔十分震惊的巨资。

从自主脱富致贫的那时起，直到他死，他从未有过很多钱。

1923年，友人到维特根斯坦教书的山区去看他，发现“他非常穷，起码他过得很节约”，墙上刷了石灰的房里只有一张床，脸盆架，小桌和一把椅子。

早饭只有难吃的粗面包，黄油和可可。

对这个著名的哲学教授来说，从事体力劳动不仅从来不是惩罚，而且是他认为体面的生活方式。

家庭门第和社会地位，历来是隔绝社会纵向流动的藩篱。不过，这在其他人生活中意义巨大的社会分层，在维特根斯坦的眼中就像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

在终于摆脱了家庭的光环之后，维特根斯坦于1929年重返剑桥，这时他的学术声望，已经超过了他的导师罗素。

他成了西方哲学界的领军人物，剑桥最具人气的教授之一。

不久，二战爆发，维特根斯坦到了英国。那时，伦敦处于德国战机的狂轰滥炸之下，普通民众在战火和瓦砾中顽强地坚持抗战。

不愿意置身事外的维特根斯坦觉得在战火之中做哲学是件荒谬的事，所以离开了三一学院的教职，选择去做一些最卑微的体力劳动。

在申请成为救护车司机未果后，他去了伦敦一家医院做勤杂工，负责把药品从药房分发给伤病员，几周后又被调往实验室去配制软膏。

对已年过五十的教授来说，医院的体力工作是繁忙艰苦的，一天下来，他往往累得几乎走不动路。然而他不为所动，在给朋友的信中写： “像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一样，为了不倒下我不停地踩着踏板” 。

这位著名教授，一生也做过花匠，木匠，小学老师，看门人，工程师，药剂师等等。

对他而言，所谓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不是一个在理想世界里应当被消除的社会顽疾，只是一个人心里毫无意义的魔障。

1949年，维特根斯坦得知自己患有癌症后，清点了自己的积蓄，那笔钱差不多够他过两年。对此他也并不上心，“那之后会发生什么我还不知道，也许我反正活不了那么久。”

到了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的积蓄快要告罄，为此他的学生兼朋友马尔科姆为他申请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

然而在给基金会的信中，维特根斯坦坦白地叙述了自己不容乐观的身体状况，但却总结道：“以我目前的健康状况和智力上的迟钝，我不能接受资助。”

他赋予自己一种严苛的律己精神，绝不接受任何不是他自己挣来的东西。

妻子祝他“生日快乐，幸福再来”。他说“没有‘再’了”。他临终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有这么一人，独立强大，执着于自己的理念，一心只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无论贫贱富贵。他超脱与潇洒，为世界注入一股人性的清流，使人变得更加高贵而丰沛。

2002年，在一份由多国哲学家联袂推荐的书单上，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名列榜首。

谢德庆说我的作品不是哪一件，而是我的一生；

杜尚说我度过的美好时光是一生中最好的作品；

维特根斯坦临终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爱你所选择的生活，便是人生的意义，太多的硬性指标，反而会让自己焦虑，同龄人纵然甩我一万条街，亦是一日三餐，好好生活，好好睡觉，认真工作，独立思考。

有人问陈丹青是否对自己画拍卖不出好价钱而不满？

陈丹青回答:“有个画室多好啊，够了，还要怎样？现在已经是我能想象的最好的生活。”

喧嚣的不是世界，是内心的浮躁不安。

认识自己，尊重自己，爱自己，当下所度过的美好时光，独一无二的生命本体就是存在最真实的意义。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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