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身将门，一生未婚，见过张爱玲，启发过三毛，是当代台湾最知名作家
白先勇
我的故乡是传统文化。
——白先勇
作者|知更夫
编辑|度公子
01
1937年，白先勇出生于广西桂林的一个回族家庭，家中排行老八，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小诸葛”白崇禧。
不平凡的家世注定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卢沟桥事变后，白崇禧无奈举家离开苦心经营多年的广西，在蒋介石的统领下，辗转多个城市投身抗战。
幼子白先勇的童年也随之烙下颠沛流离的印记。
年幼的白先勇，隐约地感知到父亲白崇禧是个位高权重的大人物，尽管不多见，但能想象他总是威风凛凛地骑着大马冲锋陷阵的样子。
正如他对父亲的解读，“有时说我父亲是桂系军阀，我觉得不严谨。我认为，军阀是只顾着自己地方的小利，而不是放眼全国。但我父亲不是这样的，他很早就对国家的将来有长远性的考虑。”
事实上，民间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中国只有两个半将军，一个林彪，一个白崇禧，剩下的半个是刘伯承。”
遗憾的是，白先勇从小跟父亲聚少离多，优秀的军队将帅却无暇照顾自己的孩子，这可能是那个时代最大的悲哀。
02
7岁时，白先勇患上了肺结核，因此不能去学堂读书。
被强制隔离的他，既没有同龄人一起玩耍，每天还要被保姆强制睡觉、逼着喝牛奶。
这时，小先勇最要好的朋友就成了白家的御用厨子“老央”。
“老央”忠厚有趣，经常给他讲“隋唐演义”的故事，从宇文成都讲到裴元庆，从秦叔宝讲到单雄信，白先勇感觉自己都成了故事里的英雄。
然而，故事里的美梦抵挡不住现实的残酷。
在重庆，白先勇常常在睡梦中被保姆抱起来，跑进防空洞躲避日本人的轰炸。
还有一次，白先勇的姨姥姥在车站走散，被赶来的日本人追上，此后音信全无……
从抗战到内战，白先勇在满目疮痍的土地上长大，直到辗转香港、跟随父亲到了台湾，他的心才终于安定了下来。
这样的经历，注定了此后白先勇的作品的沧桑与悲怆。
03
白先勇的台湾生活回归了舒适安逸。
1956年，中学毕业后，带着“兴建三峡大坝”的梦想，他跨越整个台湾，从台北跑到台南市的成功大学念水利系。
但很快，白先勇发现自己的志趣不在于此，“三峡梦”不过是年少冲动，索性又瞒着父亲白崇禧转投台湾大学外文系，改读英国文学。
事实证明，白先勇对自己的判断正确的。
1958年，他发表了人生第一部小说。两年后，他和同学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这在那个特殊的严管时代，实属不易。
杂志喊出的口号是：“我们虽然身处动乱的时代，我们希望我们的文学并不动乱。”
1961年，当时在台湾的美国新闻处处长很喜欢白先勇，把他请过去和途经台湾休整的张爱玲一起吃饭。
当时张爱玲已经是大明星，这让白先勇很激动：“她很文艺、很高雅、也很和蔼，和我们这些年轻人交谈得很高兴。”
这些经历，让白先勇看到了文学道路的光。一如张爱玲，对他的启发，另一位台湾女作家三毛后来曾说，“我是读着白先勇长大的”。
1962年，毕业不久的白先勇还未来得及选职业、尽孝道，就遭遇了母亲离世的打击。
白先勇的母亲，出身名门，知书达理，用爱心为孩子们言传身教。
白先勇记得大伯妈有六个儿女，其中五姐桂英因为倔强叛逆遭家人嫌弃，常遭毒打，母亲看不下去，就把桂英接到家里，一直养到桂英大学毕业。
善良可亲的母亲走了，按照回族的风俗，白先勇为母亲“走坟”四十天，那段痛苦的时光里，他感悟到了生命无常，也在思考自己的出路。
母亲下葬后第四十一天，也就是“走坟”仪式结束后的第二天，白先勇就搭上飞往美国的飞机，开始了求学之旅。
白崇禧到机场送行，那是父子此生最后一次相见。
04
这一走，远离故土，远观乡情，反而更全面。
1971年，白先勇出版了小说集《台北人》。
这部作品的十四个故事，融入了他对颠沛流离三十几年生活的感怀，往事一幕幕映射到了四面八方来到台北谋生活的“台漂”身上，写得自然入木三分。
《一把青》中，十几年前的朱青还是一个清纯的邻家女孩。后来她遭遇丈夫战亡，移居台北，却变成了一个妖娆女人，为生活所迫贱卖了初心，整日生活在混混沌沌之中。
就像包括白先勇在内的那一代台湾人，灵魂深处的根没了，失去了生活的目标。
余秋雨曾这样评价《台北人》这本书：“大家都知道他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后，总希望他在作品中传达出某种一鸣惊人的社会观念，但他却一径不紧不慢地描写着某种人生意味，精雕细刻，从容不迫。”
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评选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白先勇的《台北人》高居第七位。
前六位作家有鲁迅先生、沈从文、老舍、张爱玲、钱钟书和茅盾。皆已不在人世。
唯他一人尚活着，况且，写这本书时，才34岁。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这个不算早慧的文学青年，彼时在中国文坛一举登顶了。
05
1976年，白先勇创作小说《孽子》，成为华语同性恋题材小说领域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白先勇与同学王国祥的特殊关系也终于大白于天下。
许知远在《十三邀》中，曾问及“假如您父亲看过这本书，他会做何评价？”
白先勇说：“我非常感谢我的父亲母亲，他们对我的性向有所感知，但没有说出来，也没阻挠。”
历史上，有为数不少的作家都是同性取向，比如莎士比亚、王尔德、拜伦、三岛由纪夫，他们的文学成就丝毫没有受其影响，反而带给了读者更加细腻敏感的文字。
早年，白先勇和朋友在台湾读书时因为一次“意外相撞”相识，阳光坚韧的王国祥让白先勇感受到了生活的力量，王国祥也对白先勇欣赏有加，两人交往愈加密切，最终成了相伴一生的朋友。
白先勇和王国祥后来都定居美国，白先勇研究文学，王国祥研究物理学，他们一同生活，一同进步，彼此温暖鼓励，分享人生经验，享受着不一样的人生乐趣。
归有光在《项脊轩志》中悼念所爱，写道“亭有枇杷树， 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后来，王国祥因病离世。六年后，白先勇比拟《项脊轩志》写下《树犹如此》。
“抬眼望，总看见园中西隅，剩下的那两颗意大利柏树中间，露出一块楞楞的空白来，缺口当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云，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
文中的树，正是两人一起栽种的。
曾经比肩而立，而今阴阳相隔，生死两茫。不动声色，却字字泣血。
06
除去写作，白先勇在《红楼梦》上花的心思最多，也因此与刘心武、周汝昌并称“红学三大家”。
童年在重庆生活时，白先勇的表姐喜欢收集“美丽牌香烟”上面的“公仔画”，白先勇最早就是在这些“公仔画”中认识了林黛玉、薛宝钗。
后来，流落上海，电台又播《红楼梦》广播剧，白先勇听入了迷。
12岁时，终于拿到《红楼梦》原著，还是母亲的绣本，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时隔多年，他仍会把书放到床头，没事就会去翻几页。
“忘年交”蔡康永后来回忆过一件有趣的事。
当年，白先勇与蔡康永合作筹拍《谪仙记》，两人相约见面后，白先勇滔滔不绝地给蔡康永讲起了《红楼梦》，谁知蔡康永并没读过《红楼梦》。
白先勇一下子像泄气的皮球没了兴致：“我不会是找了个呆子吧？”
他学贯中西，他精通外国文学，仍视《红楼梦》为“天下第一书”，年过八旬，还说只读懂了《红楼梦》的七八成。
“中国现有唯一的先生”叶嘉莹在《白先勇细说红楼梦》的代序中说：“天下有奇才者不多，有奇才而能有所成就者更少，有所成就，而能在后世得到真正解人之知赏者，更是千百年难得一见之奇遇。私意以为，红书与白说之结合，实可称为作者与读者之一大奇遇。”
能够解读这本奇书的白先勇，自然也是奇才。
07
白先勇用传统文学给自己造了两个梦，一个是《红楼梦》，一个是《牡丹亭》。
9岁时，正赶上京剧大师梅兰芳“蓄须息演”，梅先生在上海美琪大剧院复演，盛况空前，一票难求，黑市把票价都炒到了“一根金条”。
由于梅兰芳的京剧乐手没有到位，主办方把演出曲目定为昆曲《牡丹亭》，白先勇有幸看到了梅兰芳大师的精彩表演，从此柳梦梅、杜丽娘的形象也牢牢地嵌在了脑海里。
白先勇那篇著名的《游园惊梦》就取题于《牡丹亭》。
上世纪六十年代，昆曲等中华传统艺术在开放的台湾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以“披头士”为代表的欧美音乐文化，作品中刻画的人物，就是白先勇在唤醒当代人对昆曲的热爱，身离大陆，更不能忘本。
从加州大学退休后，白先勇感觉比教学时更忙了，他甘愿当了一名“昆曲义工”。
2001年，白先勇萌生了对《牡丹亭》进行重新演绎的想法，他找到昆曲发源地的江苏昆剧团，与最专业的演员进行了心有灵犀的合作尝试。多年来对昆曲的执着，一瞬间爆发在了白先勇的剧本里。
2003年，“青春版”昆曲《牡丹亭》跟观众见面，场场爆满，好评如潮，如今已在全球公演200多场。
昆曲著名表演艺术家、“青春版”《牡丹亭》总导演汪世瑜这样评价白先勇：“他是一个有心人，做事情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对他来说就是喜欢。他不止喜欢，他想做事。”
这种想做事的念头，一直生生不息，恐怕得持续到他心有余力不足的那天。
08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80岁的白先勇回到桂林老家时，念了这样一首诗。
在海外教书多年，乡音难改，乡情难忘，所以他又回来做了两件大事，出了本《白先勇细说红楼梦》，编了部青春版《牡丹亭》。
白先勇曾说“我的故乡是传统文化。”
这场传统文化的梦，终于落地生根了，他也终于回到了思想上的故乡。
他时常回想起，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把这个世界分成两头，“一头是热腾腾的生活，一头是不会言语的四面白墙”，前者与他无关，后者却是他的童年。
这两句话几乎写照了他的一生，出身将门，带来一世桎梏的虚名，和前半生漂泊的命运。
好在他颠沛一生，归来仍是一往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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