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爆性侵，殴打演员，他是国际一流导演，却被骂到不敢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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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威尼斯电影节上，一位韩国导演的作品掀起骚动。
据说，看完这部电影，评委团中的资深电影人都感到不适。甚至在公映期间，有观众当场呕吐、晕倒。
电影后来全面下架，豆瓣也查无此片。电影叫《漂流欲室》，导演是金基德。
12月11日，金基德在拉脱维亚感染新冠去世，不满60岁。
作为最先挺进国际三大电影节的韩国导演，他死后，整个韩国电影界集体失声，没人写下哪怕只言片语的悼念。
居功至伟，却又一身骂名。他毁誉参半的人生，既有迹可循，又注定无法原谅。
01
当一位导演被卷入性侵丑闻，结果是什么。
金基德的名声臭了，骂他“是可以贱卖自己女人的恶棍”，这种声音在韩国比比皆是。
性、暴力和血腥，在构成金基德电影风格的基础三元素，女性和动物往往是受虐者。
在电影之外，女演员也处在极度不安全的片场中。
2008年拍摄《悲梦》时，金基德被曝出为了追求拍摄效果，差点造成女演员窒息而死；
2013年因电影《莫比乌斯》包含母子乱伦场面，金基德被处以500万韩元罚款。
2017年，涉嫌强迫女演员拍摄剧本中不存在的大尺度床戏，并殴打女演员，他被立案调查。
2018年3月，一档电视节目《PD手册》中，三位女演员匿名公开，金基德以导演之名实施性骚扰、性侵，同样涉及暴力行为。
性、暴力、血腥，他在女演员身上也还原了电影场景。
接二连三的丑闻曝光，自然激起韩国民众的愤恨。后来法庭判决金基德无性侵嫌疑，但他已然名誉扫地，众叛亲离。
金基德在韩国沦为过街老鼠，只有远走他乡，才能继续拍电影。
在轰轰烈烈的“米兔运动”下，女性意识的普遍觉醒也加大了对金基德电影中，性别问题的审判。
前韩国映像资料院院长李孝仁曾表示：“金基德描写的女人们，就像是在金基德手下调理过的女人一样，她们不能依据自己的感情或意志去追求自我发展，而是那种不管何时何地都在等待接纳男性性器官的‘性器本体’。”
为了抵达他心中的艺术，不惜施暴来激发演员的情绪，这对他而言是种导演手法，实则是对女演员十足的侵犯。
也因此，大多数合作过的女演员都不会再与他共事。
金基德偏执、内向，导致他认为：“人生就是自虐、施虐和受虐。”
但这并不意味着，导演有“虐待”演员的权利。
每位导演都有自己调教演员的方式，可是艺术绝不该是暴力和歧视的遮羞布。
02
金基德30岁那年，一事无成，在父亲的咒骂中，他想重新生活。
可是韩国重视学历，他的初中文凭根本一文不值。
思来想去，只好卖了全部家当，换了一张飞往法国的单程票，他要去深造美术。
意外的是，两年后他人生第一次走进电影院，看完了《沉默的羔羊》、《新桥恋人》。
电影在他面前褪去了高高在上的姿态，他觉得自己也能拍。
于是金基德放弃绘画，转而开始创作剧本。
人生的转场仅仅源于一件稀松平常的小事，电影是声光影交杂的魅力，远比美术搭建的世界更加立体。
金基德沉入到了电影的世界中。
偶然间，他碰到一则剧本征集启事，很感兴趣。
遂动笔三个月，写出了一段以法国生活为背景的留学故事，奈何文笔生涩，落选了。
随后，他又不甘心地报名剧作家培训课程，毕业时，他的剧本《画家与死囚犯》得到了100万奖金。
金基德高兴得忘乎所以，一天之内就和朋友喝酒庆祝，花得一分不剩。
后来的两年时间里，他创作的剧本几乎没有带来任何收入，经济来源仍旧依靠美术。
这让一直说着放弃美术的金基德感到挫败。
他想再逼自己一把，干脆折断画笔，全情投入创作剧本。很快凭借《二次曝光》、《非法穿越》先后得奖。
一位只有初中学历的潦倒画家，终于在影视行业站住脚跟。
在他逐渐成名后，父亲的态度稍稍改善，逢人就说：“知道金基德导演吗？他是我儿子，我还没好好教训这小子，他就长大了。”
03
金基德的少年时代，一直活在父亲的阴影中，也是这股幽深的黑暗力量，给他的电影埋下了阴郁基调。
他的父亲是一位朝鲜战争亲历者，战争结束后，留有一身枪伤和诸多后遗症回到家中。
肉体上的漫长折磨，逼迫他不断给国务总理写信，渴望拿到国家补偿。
但年年收到的回复都只有四个字“无据可查”。
几十年来，本是战争受害者的父亲变成了一头狂怒的怪兽，也让孩子们被迫成了下一代家暴的受害者。
但金基德并不痛恨父亲，相反他很理解这种创伤。甚至为父亲写过1000多页的非虚构文学，名字就叫《父亲的战争》。
可是他怕父亲。从小，哪怕是递餐具这件小事，都会招来一顿狂风暴雨般的咒骂。
“小王八蛋，长大后还能干啥？”
金基德害怕饭桌上剑拔弩张的气氛，匆匆吃两口就赶紧跑开，饿了再去菜园偷白菜充饥。
院子里的厕所，成为他最喜欢的避难所。
而父亲每周去首尔抓药的下午，则成为他最快乐的休闲时光。
9岁那年，为了方便大哥上学，一家人费尽周折搬到了首尔。可是不久后，大哥却被学校开除。
愤怒的父亲做出了决定。“看来你们都不是学习的料儿，还是早点去工厂学技术以后当厂长吧”。
金基德也被迫从初中辍学，成为一名普通的工人。
那时只要父亲在家，他就没有任何表达的空间，任何小事都能成为被攻击的理由。
走路、关门、说话，时时刻刻都要小心翼翼查看父亲的脸色，这也让他养成极度压抑的个性，从不主动麻烦别人。
家庭氛围如此，金基德的怨恨和怒气得不到施展，他便在野外欺负小动物。
抓住青蛙，给它涂抹色彩，放在书桌上简直就像欣赏一件艺术品。
这种残酷的美，让他心神荡漾。
后来类似“捉弄”动物的桥段，在他的电影中屡见不鲜。
《春夏秋冬又一春》中，小和尚抓青蛙，捉鱼，捕蛇，再给它们缠上石头，看它们费力地挣扎，小和尚便开心地咯咯直笑。
《漂流欲室》中，同样有电鱼的场面出现。
这些令人不适的场景，都是童年的金基德会做的事。
他无意识地转嫁自己的痛苦，幼年时欺负弱小的动物，当上导演后，对女演员施虐。
世间善恶环环相扣，金基德的可怜与可恨是硬币的两面。
当然，他取得的艺术成就有多高，引起的争议就有多惊涛骇浪。
04
金基德是彻头彻尾地务实者、执行者。
当他决定做好一件事，就一定能完成，而且效率惊人。
初中辍学后，他按照父亲的安排进入工厂，重复机械的劳动。但他不满足于低效的工作，开始琢磨新工具。
当时车间中最熟练的女工，一天最多能生产60个部件，金基德发明的机器工作效率是女工的三至五倍。
凭借这股聪明劲儿，他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厂长。
后来成为导演，他的执行效率也依旧惊人。
多数导演都几年磨一部电影，往往作品之间还留有大量间隙休息。
而金基德一年可以拍两部，一部电影拍摄只要十几天，又快又好。
16天拍完《空房间》，11天拍完《撒玛利亚女孩》。
纪录片《阿里郎》中，编剧、导演、演员、后期制作、主题曲演唱，全部由他一人完成。
最有名的《圣殇》，拍摄成本只有约55万人民币。
他只花了十天拍摄出来，就成为韩国历史上首部在威尼斯、戛纳、柏林三大电影节得奖的作品。
金基德的国际影响力名噪一时，但他心里始终有个鞭策的声音，那是从小到大父亲严苛的敦促：不许玩，快做事。
就连背负骂名离开韩国后，金基德仍旧在找电影拍，他的人生出口后来都寄托在剧本和镜头里。
然而，在重视资历的韩国，没有学历背书的他始终被贴着“情色导演”、“娼妓导演”的三流标签。
不管国际电影节将这位导演捧得多高，韩国人始终把他当作边缘人物看待。
可是金基德始终坚信，韩国影迷对他存在误解。
甚至还说过：“即使我现在死了，我知道，他们会争先恐后地转变态度，重新解读我的电影。”
这一次，他真的死了，死于新冠。
韩国影坛一片沉默，几乎无人公开悼念。
他的艺术也许拯救了自己，也许填补了世界影坛的空缺。同样，留下的伤害也毋庸置疑。
非凡的电影成就和令人诟病的私德，都是金基德的注脚。
两者无法忽视，也无法相融。
当我们爱一个人的作品时，到底该怎样对待私德？想想那些受害的那一方，答案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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