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加速震荡的时代，至少可以不合作
12月16日，红专厂当代艺术馆推出新展“未来生活手册”，展览开幕当天的下午，举行了一场中德青年艺术家对话，《打边炉》记录并编辑了对话的文本，有删节，并获得授权发布。
瑞秋·芮斯·沃洛荷和马里亚纳·哈恩是来自德国柏林的策展人和艺术家，董冰峰和子杰来自北京和上海，徐文恺则生活在柏林和上海。沙龙由来自香港的艺术媒体人周敏芝主持。
上图为论坛现场，封面图片为aaajiao。
“未来生活手册”展览现场
加速主义
周敏芝（Vivienne Chow）：这是红专厂当代艺术馆筹备很久的一个青年艺术项目，红专厂当代艺术馆一直非常关注青年艺术家的创作，但我们提到“青年”时，会有很多不同的定义，到底什么是“年轻”，什么是“青年”，德国和中国对年轻的定义可能很不一样，今天我们邀请在座各位谈谈，你们觉得“年轻”的定义是什么？定义的不同在艺术的作品里又如何显现出差异？
瑞秋·芮斯·沃洛荷（Rachel Rits-Volloch )：在欧洲，如果你在50岁以下，那就是年轻人。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大家也许会觉得德国人很高效，做事情很快，但其实在德国是非常非常慢，在这样的国家，时间流淌得很慢，所以我们也很难变老，我非常幸运我还是被认为是年轻人。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在德国50岁以上的艺术家其实很难再年轻了，他们很难拿到专门给年轻艺术家申请的基金，年轻艺术家在欧洲有很多资助，如果是50岁以上的艺术家，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马里亚纳·哈恩（Mariana Hahn）：我在想，我在二十来岁的时候如果是一名艺术家，可能没人会把你当一回事，也没有人说你有人生的经验，也不会做出很有意思、很有韵味的作品，也不太可能以不错的价格卖出作品，因为他们觉得“年龄”意味着人生的阅历，越老阅历就越丰富。在欧洲很多人生活在过去，也生活在历史里面，我觉得这也会对年轻人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讲到有经验、年老、老教授等概念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要把它当一回事。
徐文恺（aaajiao）：去一个中国艺术家的工作室，你说这是我的老作品，一般指的是两年以前的作品，但到德国的艺术工作室，他说这是我的老作品，这指的是他十年前的作品。两个国家的区别在于我们对时间的看法非常不同，我们不能讲我们是未老先衰，但我们确实是加速主义的发展状况。
其实我已经不是年轻艺术家，五年前我就在做年轻艺术家的事情，我今天是被瑞秋·芮斯·沃洛荷叫来参加年轻艺术家的活动，但我在中国差不多做了10个个展了，这在欧洲是50岁艺术家才能做到的事情，这就是中国和德国的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带来的讨论是关于我们怎么看待时间以及我们对时间价值的认识。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讲青年的时候还能讲出事儿，原因就是我们对青年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董冰峰：我自己在国内做艺术项目的时候我一般是比较排斥去参加年轻艺术家计划的，这当然有很多原因，我们从2008年以后，在国内出现了大量的年轻艺术家的项目，并且还在增多。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种原因，一种是新的机构，不断出现新的艺术奖项，新的品牌运作，新的市场等产生的需要，但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很难发现对今天来说重要的艺术创作，所以我觉得年轻艺术项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双面，一面会划一条线，它代表成功和权力，另外一面，就是你能不能具有持续的创造性。
“未来生活手册”展览现场
禁忌
周敏芝：不同的定义，时间、年龄定义的不同，会产生了不同的理解，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在两个极端里无法自拔，有些时候我觉得太快了，像中国发生的变化一样，但我在柏林的时候，一切事情又那么慢，我就这样在两个极端里挣扎和碰撞，这会给我们很多不同的灵感去思考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的，比如说这次我们的主题“未来生活手册”，我们让两个如此不同文化的艺术家放在一起，这样的不同会让我们对未来的理解产生什么不同的变化，我们是不是要在两个极端里寻找中间状态的东西呢？
瑞秋·芮斯·沃洛荷：当我把不同的艺术家放在一起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要向前看，首先要向后看，要回顾历史，才知道我们的未来可能会怎么走。对于艺术家来说，我们是很难预测未来的，但我觉得艺术家的生活，创作的过程，就是向前看的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不断地思考和时间的关系。
徐文恺：在中国聊慢，或者谈时间和速度这样的话题，是特别奢侈的，我有个很深刻的体验，我现在住在柏林和上海，也准备从上海搬去成都，我也在抵抗城市或者国家的惯性。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样的，瑞秋·芮斯·沃洛荷说到了“回望”，问题是我们在中国能回望什么是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甚至是我们在更大的场合里是不能聊的禁忌。
我觉得我们向前的意识，或者给自己制造一种预言，并且把预言当做梦想去追寻的方法，跟我们的现实有很大的关系，在这儿谈速度谈到最后，你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我现在做的工作，现在有一个特别个人的想法，我起码在中国要做到不合作，这种不合作，首先就是拒绝惯性，我们不是不做这件事，而是你不要合作，这是唯一我能想到的对速度，或者对快慢的理解。
移动
周敏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讲到的移动性，或者流动性，这个概念现在变得非常普遍，最近几年因为技术和交通的便利性，让我们的移动变得更加容易，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去到世界上的任何很多地区，我们讲到创造艺术的过程，这种移动性也变得更加重要了，因为移动是人类未来的一个通道，我们这些艺术家、评论家，还有策展人，我们到各地旅行和工作也是一种常态，我想让大家谈谈这种移动性，会怎样创造艺术的未来？
瑞秋·芮斯·沃洛荷：比如我在柏林，我们都不是本土的柏林人，我们来自世界不同地方，有很多不同的文化背景，它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面相，对于策展人来说，我是有义务到处走走看看，我们要看世界各地的艺术展，我们当然可以在网上看到看到各种资讯，但身临其境的时候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必须要有流动性和移动性，我们要和人相见，交谈，我们也有驻地项目，希望通过这样的移动性给本土艺术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性。
徐文恺：瑞秋·芮斯·沃洛荷讲的是一部分，我想讲另外一部分。我作为一个在亚洲长大的人，我来到欧洲，肉身的移动当然给我带来非常大的刺激，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也是重度的互联网使用者，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借用一下在日本经常发生的挪用跟活用的概念，很多人知道在日本会有“巴黎症候群”，很多人在想象巴黎，但他们从来没去过，基于这个想象的挪用和活用，日本人制造了很多亚文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也发生在亚洲，甚至反向到欧洲。
肉身的移动是一方面，但是互联网和信息的加剧移动跟振荡，会造就很多新的特异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在扩张，大家或多或少都在这个文化中，只是我们不自知，因为它太贴近你了。比如像我可能在尝试把它重新提出来，把它类型化，把它拿出来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在经历一种很微妙的变化，微妙到它不是按天发生，可能是按分钟在发生，可能之后是按秒在发生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再去聊移动性的时候，我觉得要加上我们的历史在基于互联网传播中的移动和振荡所带来的各种误读，甚至基于误读产生的新的文化，它再跟肉身整合一起的时候，可能会让我们感受到这是一个有别于过去的新的时代。
“未来生活手册”展览现场
安全感
观众提问：我想问徐文恺一个问题，你刚才提到要从上海搬到成都，是因为想要摆脱城市的惯性，你说的“城市惯性”是指什么？对你有什么影响？以及你想追求的是什么状态？
徐文恺：我在上海差不多住了10年，我也差不多从10年前开始做我的作品，我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我从上海毕业了。我搬到成都，不是住在城市里，而是直接搬到山里，但也不是完全的山野，那是一个被人工处理好的地方，我这样做是比较刻意地想跟便捷先隔离，当然那里依旧能收到快递。
我刚才想问子杰一个问题，我们的民族性中对土地是有迷恋的，但我们没有土地，子杰种番薯，不管是种在花坛里，还是种到小区的公共绿地，在中国都是没有合法性的，对于我来说，在山里找到一个地方，我买它70年所谓的国家合法性，能够创造我所需要的安全感，在这个国家工作，需要这样的安全感。这是我们在大城市的不断地扩张和刷新中失去了的，这种失去，当然会刺激我做很多东西，但我觉得前面十年已经够了，我现在需要有别的方法。我下面的十年，我希望自己的状态是平静中带着力量，以及刚才讲的“不合作”，所以我需要有一个转换，做出一个选择，我幸运的是我能自主地做这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