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水史 ▎冯原：回到八岁！

d-b-l 打边炉ARTDBL 2020-10-08

▲ 冯原近照

“吹水”在粤语里，是侃侃而谈的意思，“吹水史”借用其清谈之意。在这个小栏目里，我们会持续用十个问题，来采访一些艺术工作者，以呈现他们对艺术、社会、政治等问题的态度与看法。

之所以用十个相同的问题，并非是参照流行的普鲁斯特问卷的做法，而是我们觉得这些问题非常重要，亦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值得反复提出。同时我们看重后期对这些问卷的归纳、整理和分析。我们不希望“吹水”只是“微波荡漾”、“一吹而过”，我们的用意，是呈现一个地区、一个群体的思想切片和线索，并期待它能有更长久的价值与意义。

“吹水史”系列将每周刊出一期。

d-b-l：最近在做什么项目？

冯原：自2015年以来，我似乎都是在做创作为主，抱歉我几乎迟了半年来回答“吹水史”的问题，不过半年多过来，主题仍然是一样的。若是半年前，我可能会谈谈我的一个创作“符号化验室：两个未实现的历史胚胎”，这个作品在2015年11月的湖北美术馆由杨小彦策展的“再影像：光的实验室”展出过。在去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由刘珩策展的PRD2.0板块上，我创作了一个“富贵建筑学”作品；今年5月，因为杨小彦策划的另一个当代艺术展，我也为此而创作了另一件装置作品“南大门”。而且，从去年中以来，我和杨小彦合作策划了位于广东韶关的莞韶城园区的一个大型公共艺术项目“衣山钵影”，这个项目刚于7月落成，7月27日，我们为该项目举办了一个“言语与视觉：衣山钵影公共艺术创作研讨会”，邀请了几位重要的批评家和媒体一起进行了深入研讨。

▲ 参加2015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PRD2.0板块的作品”富贵建筑学“。

▲ 时光潜水艇“南大门”

当然，我仍然在持续写作，并一直在编辑我的第二本文集。但是显然工作的重心有所转移——这就是创作。所以，我想借着“打边炉”这个媒介，来谈谈几个关于创作的问题。

首先，对于我来说，创作不是一种职业，而是另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从这个定义来说，其实我在十年前已经就开始创作了，这涉及到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和相互交融的过程，第一个过程来自于阅读、研究和写作，按理说，我们通常把这个思考过程归类于理论研究，以文章的形式交出答卷。当然是这样的，不过我自己也是学美术出身，研究带来了另一种出自于“本能”的思考——在脑子里重新勾勒出各种视觉预案，这常与平时的梦境有关，梦境也是因思考而触发的。我就把这些梦境中的形象与故事记录下来，平常的慢跑或骑行也会带来灵感，慢跑尤甚，跑着跑着，一个形象、名字会突然从脑子里涌出来，那样就停下来，用手机记下关键片段，于是，这些来自于梦境片段、日常感悟或灵光一闪的形象构思的文字记录，就构成了我的创作的初始方案。

第二个问题是，既然十几年前就在构思去创作，那为何最近一年才涉入创作领域呢，而且很显然，我一入手做创作都与杨小彦的展览有关。原因恐怕有二，一个是我所构想的创作方案，有些非常复杂，方式也多变，要去实现这些构想需要动用人力物力的资源。这并不容易办到，因为艺术圈有一些基本的规则划定了理论批评和艺术创作的各种专有领域，要想跨界，其实是需要一些合乎情理的机缘。第二个是因为我与杨小彦有很深入的交流，他非常了解我的思维方式和各种想法。不过，既使如此，我们也必须等待适合的机会，来实现某些可以实施的构想。早几年，我们曾经有过更宏大的展出构想，但是似乎机会并没有成熟。直到2015年，一切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创作就如同种植农作物，作品只是在适合的水土条件到来时，瓜熟蒂落而已。

▲ 位于广东韶关的莞韶城园区的公共艺术项目“衣山钵影”

第三个是创作方法，因为我并不把创作当为职业，所以也无须把自己的创作变成职业化的产品，近十五年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成功”其实已经生产了N多种“方法”了，然而在理论研究的视野中，这种职业化的成功景观其实也暴露出了不少裂隙和沟壑，成功的方法很难不变成卖场上的抢手货，一旦形成了当代艺术卖场的产业链，其实这个产业链形成于十年以前，而且已经相当成熟，那么，艺术家、批评家和策展人无一不各自就位并各司其职，这样的职业化的局面就决定了创作方法的市场态势。我无意去批判这个局面，但是，这个局面构成了我去讨论创作、跨界、身份的前提。我个人的解决方法是——“回到八岁”，从心理学对儿童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八岁左右是儿童最具有想象力的阶段。成年人的成功的职业化使他们获得了一切，但很可能会失去八岁时的鲜活想象力，而那正是一个还无法判断利益的年纪。用“回到八岁”的方法来做创作，我坦言，这就是自己给自己做“玩具”，这样我就能摆脱职业化的“利益导向”；当然，从创作的严肃性出发来看，以艺术为名的“玩具”，这种“玩具”应该具有公共性的含量。因此，它才会具有价值观的导向，这才是我真正要去表达和追求的目标。

d-b-l：哪位艺术家的作品让你觉得“有意思”？

冯原：我通常不倾向于从“意思”的角度去看问题，就是说，我反对艺术本体论的说法，因为艺术本体论大致假设了艺术作品的“意思”就蕴藏在作品的身上，如同蛋糕，这“意思”就像是面粉和鸡蛋的配比所带出的“味道”一样，放在古典时代，艺术本体论确实是具有相当的解释力的，但是，放在现当代艺术的框架之中，建构论就要比本体论更具有解释力。建构论的意思是，艺术作品自身并不天然拥有“意思”，那么，艺术作品的意思到底在哪里呢，若是它不存在于艺术作品的身上，我们又是如何来感知艺术作品的意义呢？在今年上海PSA举办的黄永砯大展的研讨会上，我专门针对黄的作品做过一个建构论的解释。我建议观众不能仅仅盯着黄的作品看，以试图去发现作品的意思到底是蕴藏在哪一个部位之上，我说，好的当代艺术作品，其实是以作品的物质载体的符号化形式来扰动人们的观念世界，并最终对那个建构我们的观念世界的知识体系进行了干扰，所以，我们应该在作品的物质——符号形式与观念和知识世界的认知形式之间寻找相互关系。我用了一个比喻的说法，任何艺术作品，其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意义，如同一块普通的砖头，但是，当艺术家能将这块普通的砖头砸向一块人们看不见的玻璃之时，那块“观念玻璃”的碎裂的声音便反过来便赋予了作品以意思，这块砸碎了观念玻璃的砖头就不再是普通的，它成了承载意思——符号的物质载体，并区别于所有其它的普通砖头。

▲ 黄永砯个展“蛇杖Ⅲ：左开道岔”（PSA供图）

大体上，我认为黄永砯的创作方法既具有相当有思考深度，其作品又拥有很灵活的符号形式。而且，在以汉语为母语的思维逻辑的背景下，黄显示了高超的转换语言范式的能力，从语言、思维、符号的角度来解读黄的作品的“意思”，对于如何从建构论来理解当代艺术是一条具有富有启示性的路径。

d-b-l：手头上正在读的书是什么（电影/CD都可以）？

冯原：最近我一直在读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一套系列书，斯坦福大学的伊恩·莫里斯写的几本著作，包括《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战争》、《西方能主宰多久》，莫里斯采纳的方法论是演化生物学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生态文化学，这一思想的背后是戴蒙德在《枪炮、细菌、钢铁》一书中所阐述的“地理决定论”。总之，我认为人类的思想总是也必须是在两个维度上的递进，一个是深耕的方法，这带来了学科的划分和深入的研究；另一个是宏观的综合，这带来了人类知识的汇流。总的来说，莫里斯的方法属于后者。综合的方法很有想象力，想象一下人类知识的全景图——涓涓细流最后汇为大河，西方的知识体系的魅力就在于此，还有就是西方知识的全球视野，只有在这种全局视野之中，我们才能发现中国知识其实只是全球知识中的其中一个分支。当然，过于宏观的思想架构难免会挂一漏万，容易遭到深耕学科者的反对。很有意思的是，莫里斯有意识地邀请了几位在人文或自然学科领域最著名的学者，来对他的论点进行评述或反驳，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中国史学者史景迁。这意思当然包括，让史景迁充当中国知识的代言人（中国人也许未必接受），来对莫里斯所描述的全球文明变迁史进行评判。我认为，重要的是这种面对全人类知识世界的视野和胸襟，讨论中国当代艺术之时，我常常在想，为何西方人并不在意中国人模仿他们，难道他们不知道吗？只有从知识生产和跨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才能理解文化上的中国，如何是从一个自我内部转向模仿和学习外部（西方），理解自我是如何在他者中进行自我建构，才能相对理解他者的意图，莫里斯的书虽然没有正面触及这些问题，但是他的宽广视野和胸怀给予了我们思考此类问题的方法论。

伊恩·莫里斯的《西方将主宰多久》

d-b-l：有没有什么问题，让你一直在琢磨？

冯原：我也对脑科学和神经科学、人工智能很有兴趣，在这方面，我一直在读丹尼尔·丹尼特的著作，比如《心灵种种》、《自由的进化》，《意识的解释》。我认为，与其我们去了解客观世界是如何运转的，其必然的前提是，我们必须了解我们何以有一个心灵并感知这个世界的。如果说有一个问题让我不能释怀，那就是心灵问题。特别是在数字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里，在人工智能就要呼之欲出之时，这一问题尤其显得突出。一句话，自我、自由意志，生命存在、意识与身体，统统都要重新思考和解释的。

d-b-l：对你正在进行的工作，有什么新的认识？

冯原：我的工作大致分成这么几种，一个是教学的工作，几年来，我主要从事文化研究和视觉文化专业的教学，这本来是个信心满满的工作，但是最近一年多以来，我发现，如同纸媒的突然失势和新媒体的大潮涌来差不多，对于社会文化的关注点也到达了代际的分水岭。如何在新的媒介技术的时代，如何对新技术条件下的问题保持文化研究的尖锐性，并保持与下一代的勾通，我仍然在探索和思考之中。第二种工作，是在不同的场域中保持参与的姿态，我在建筑、当代艺术，城市文化、地产，甚至是现代音乐、旅游策划等等既相同又不同的场域中参与发言，如何去定义自我身份，可能要更具备一种实验性的态度。第三就是写作和创作，这一工作需要我寻求适当的机会去持续地表达。

d-b-l：你喜欢你所在的城市和社区吗，为什么？

冯原：我一直工作和生活于广州，准确地说，是以大学城为中心的广州。我暂时对这样的生活没有意见。原因很简单，只要生活是自愿选择而不是被强迫的，我们就应该喜欢这样的生活，若是不喜欢，我们可以去改变它。因此，我喜欢现在生活的城市和社区，因为这是我自愿选择的。

雨雾之中的广州塔与赤岗古塔，是一个关于时空的象征和隐喻。

d-b-l：近来印象最深的一次交谈是怎样发生的？

冯原：现在，在手机，微信和自媒体时代，彼此间面对面的深入交谈的发生机率越来越少了。不过对此我并不感到悲观。我常常对自己说，我并不应该去要求人们来了解我的观点，我更应该去了解他人的观点。这些他者的观点也不必一定来自面对面的深谈，进一步说，最应该了解的，是呈现观点的媒介形态塑造和把观点内化为自我的发生机制。

d-b-l：如果只推荐一个APP或订阅号，你会推荐哪个?

冯原：我选择的订阅号不多，通常还是身边比较熟悉的人创立的，在此我推荐钟刚的“打边炉”。还有胡震的“你我空间”。

d-b-l：“手机控制身体”这事儿，你怎么看？

冯原：关于技术的进步，可能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技术就是从潘多拉的盒子里放出的魔鬼，技术会异化或控制人类的自由天性；第二种观点是技术进步论，这个无须解释了。不过，无论我们持有哪一种观点，似乎都不能人为地阻挡技术的不断进化。所以，今天的智能手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人类技术发展的动能必然要推动而形成的技术节点，我既不是一个技术悲观论者，认为人类要回到虚构的田园牧歌时代；也不是一个技术至上主义者，一切都是惟技术论。就手机与身体的关系而言，一方面可能是手机对身体的控制，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手机看成是对身体功能的延伸。毕竟，从演化论的角度来看，我们人类的身体也是自然选择中演化出来的特化的工具。一切仍然在于前述的那个自我和心灵，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不至于对手机的使用过于偏激了。

d-b-l：如果给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提一个建议，你会建议什么？

冯原：起码可以这样说，在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现代的民族—国家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管制型，这种社会宣称了解人类进步的方向，乐于把正确的文化给予公众，并试图消除不正确的、有害的文化；另一种是自由型，这种社会的最大规则是警惕以社会集体的名义对个人的支配和损害，以确保在文化上个人选择的自由度。二十世纪以来，两种社会都创造了规模庞大的社会实验并留下了难以言传的文化遗产。

今天的我们其实正生活在这两种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遗产之间。而这两种社会文化并非像过去那样针锋相对，而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发生了新的演化。我常用一个比喻，叫“中世纪和后现代”，看上去，它们彼此有多么的不同，但事实上，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两者依然会发生融合和演变。

伊恩·莫里斯在《人类的演变》中告诉我们，意识形态其实就是人类价值观的一种偏向性的“变异”，它倾向于操纵和劝说，而人类的价值观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换言之，正如在前面已经提到的，我们应该了解我们的自我意识是如何在特定的社会与技术条件下被意识形态塑造为“自我拥有”的意识的发生机制。这就是我持续去做文化研究并坚持去教学的缘由。眼下，我只能给我的学生们以“建议”，建议他们在未来的文化演化进程中做出正确的选择。

* "吹水史"系列由《打边炉》（d-b-l）和《羊城晚报》博闻周刊·艺海先锋合作推出。依照《打边炉》（d-b-l）的编辑主张，不予介绍作者与访者。转载请务必获得授权。

“吹水史”往期一览

1、蔡涛：被压抑的现代性，冥间超市和“反思过度”

10、刘庆元：酷、欲言又止和“无休止的自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