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发明城市，人民也要发明自己
本文为2017深港城市 \ 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外围展“城中村里无新事”（2017年12月24日-2018年1月25日，西丽计划，深圳）策展人文章节选，作者为该展策展人。《打边炉DBL》获得作者授权首发。
题图为贺勋作品《 我离开黑桥可能不快乐但徐渠可以去纽约》（展览现场，Led广告灯箱，100×200×5cm，2015）。
城中村是那些尚未被城市化的人、物、话语、行动、符号、信息在城市文明的缝隙地带聚集和堆放的杂物间。它与城市并不如惯常想象的那般对立，虽与城市在资源占有和空间上形成对峙，经济地位悬殊，生活品质迥异，但二者共享同一种意识形态空间：城市信仰与大都市崇拜。基于这种异形同构的关系，我们说“城中村里无新事”。
观念层面的问题，要透过观念的运动来解决，是展览英文题目Ideas On the Move的由来。透过城中村，透过观念的运动，我们谈个人的文化和社会处境，并且发动个体自醒、自主。这个题目同时致敬本次双年展主策展人侯瀚如在二十年前所做的展览“运动中的城市”（City on the Move）。
参展艺术家王拓作品关键词
在中国，无论什么阶层和立场的人，对于城市的想象和认知都差不太多：城市，就是那种高楼簇拥、街景繁华、秩序井然的国际化发达城市，而这种城市的建立，依仗巨量的资本和完备的现代城市管理体系。
这种基于对发展主义笃信而生成的城市发展愿景，在社会内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发展内驱力。随着土地经济成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独特且富有成就的探索，乃至成为继外贸、基建之后，国内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轮轴与灯塔，城市化运动就更加不会停了。
这种城市化运动首先体现为城市的疆域在其外沿地带持续、迅猛地扩张，其次体现为城市设施与管理在其肌体内部的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的落实与完善，更重要的是，以消费主义教化全体民众，使其个体经验、意识城市化、中产阶级化。
在人们的观念中，这种城市认知已经发展出高度的排他性，所有不具备发达形态的城市，将被排除在城市的定义之外。这解释了我们在去到伦敦、巴黎、纽约之外的欧美大城市时（有时甚至是对这几个城市中心区之外的区域）所感到的失望。在不远的将来，这种偏执的想象或许带领我们将所有不受到资本和现代管理加持的社区都指认为城中村。
在国内的大型城市中，服务业的底层从业人员居住在城中村，在服务于城市中心区的消费者的同时，一面享用低成本的城市生活一面享有城市的便利与发达。传统的中国社群在城中村中抱团聚居，一面抵御城市化对其精神、经济的强烈冲击，一面在这些城市文明的缝隙学习城市经验。
但城中村在人们的观念中始终无法逃脱两种遭遇：被污名化，被审美化。前者是对去中心化、去管理的疑虑，后者是个体经济盛行，未经资本整合的市井空间的猎奇。
在信仰现代管理，习惯整洁、洗练风格的人（其中当然包括你我）眼里，城中村居民所显示的高活力和强能动性，社区内部无管理但高度自治，多少是可疑的。其整体作为复杂功能的综合体，活跃的小商品经济、个体经济，无法形成产业，无法归类为单一功能区划，是典型的原始低级市场的表现。这种原始和低级，让久居商品化城市空间而感受到压抑的城市市民得以温习前商品时代的温情脉脉。
然而，城中村与城市迥异的空间形态和人居关系，并不是对规整理性的城市体系的反抗和挑战，而是赶不上，做不到。它是市政设施与管理尚未渗透落实的缝隙，以及那些尚未被（完全）中产阶级化、市民化的人窝藏的角落，但它对现代城市管理体系和资本一直保持开敞和期待。它呈现出来的高兼容性和弹性，尤其是开放性，是为了那些闲置的人、物、话语、行动、符号、信息在全球化、城市化浪潮中供给城市的生产和消费循环系统高效即时地摆布、调用。城中村与城市，是一个系统下的两种配置。
城中村由于缺乏完善的市政管理或基础设施相对落后造就区内低廉的居住成本，由此聚集大量的底层移民和低收入人群。而大资本的缺席，是城中村真正成了个体工商业、小企业、作坊主、小摊小贩繁荣生长的地方。而这，恰恰是城中村在城市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体系中，找到的分享剩余价值的独特且有利位置。正因此，城中村一面倾慕城市发展的脚步，一面自我边缘化。
如果想要讨论城中村，想象它具有“独特”的价值，倒是要十分警觉连锁超市/便利店/食品店/药店/餐厅进驻城中村，除了便民之外，它们有着更深层的，足以撼动城中村本质的影响——城中村中产阶级化 。同时，我们也要密切留意那些将村集体企业化、公司化，引入大资本，尤其是那种与地产金融结合的城中村发展模式——城中村的资本化。无论是从社区经济的微观角度，还是从城市发展的整体角度看，这都是大资本驱逐小资本和个体经济的过程。
城中村是继城市摊大饼式发展以后，城市化运动的深入目标，也是资本在地区范围内寻求新宿主时锁定的下一个目标。人们兴之所至城中村的实质，是试论城中村的开发潜力，试探城中村作为城市二次发展的资源储备。这并非城市发展遭遇了瓶颈，而是新一轮精耕细作的城市化阶段的开始。而原先城中村的污名化有助于它被拆除重建，它的审美化更是资本将城中村景观化的美学基础。
我们能设想到的城中村最好的前景是什么？愿它被现代城市的治理体系所接管改造，变得和城市一样，秩序井然？或者干脆被抹平，为城市的新一轮发展于建设腾挪出黄金地段，高楼簇拥？又或者经历几个活化项目，被开发成主题公园式的社区，成为城市市民休闲旅游的目的地？......
城中村的这种处境，倒是和创业者、创作者非常类似。今天，所有的创业活动，最好的结果无非就是被大企业收购，或者自己做成大企业，总之就是在封闭的资本循环中打开新的引流口，形成新的产业链和资本循环，并且使自己变成新循环中的新节点。而最优秀的创作者要做的事情，无非是为一个已经具备完善、缜密系统的体系，发明一个新的角色或者新的状态。
当我们为自己能够参与到某个现成的发展模式实现“保底幸福”感到安适宽心，或为自己能够跻身于某条成型成功之路而倍感骄傲和自豪的时候，必须意识到，这是对资本系统的加入和服从，同质化的共存，不是共生。共生是与异质之物恒常斗争与博弈出来的动态平衡的局面，不是系统配给的身份和模式，尤其不是上天赐予的安乐乡。
由此，讨论共生，大抵应该从讨论在超大体量的资本体系内部，以及超高速的发展潮流之中，如何自我实现这一问题开始。再问我们要不要，敢不敢从时代和大环境发展中的惯性，以及娱乐、舒适、积累财富、消费的这些资本系统配给的“幸福”的惰性中解脱出来。之于城中村，“共生”是一个完全不具备心灵疗愈功能的话题，它不能是地方保护主义或者“村粹主义”的，更不能是城中村的自我景观化，献媚式的自我表演。这是关乎集体命运的勇敢且富有探索性的城市实践，一种没有榜样，没有导师，险象环生的求索，同时要准备好承担探索带来的茫然和焦虑。唯此，共生才是可能且有意义的，才不沦为一句口号。城中村，是底层人民发明的城市，往后，人民也要发明自己。
后记：限制我们想象力的，不是贫穷或者善良，而是我们对失败和落后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