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林：我们为什么要做毕业生展

樊林为《打边炉》特约撰文

前天是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展在广东省美术馆开幕的日子，对于这个展场的学生们来讲，真的是“大日子”。对于作为指导老师的我，又何尝不是？艺术与人文学院的毕业班这是第三次参加毕业展，在我的坚持下，我们的两个专业，美术史、艺术管理的全部同学都参加在二沙岛的展出，艺术管理系的吴杨波老师和我合作指导学生策划小组工作。

我们招生多年，艺术史专业在这些年也渐渐被人们了解。人们开始熟悉《艺术的故事》，开始向艺术史索要读图看画的方法。但是对于一般读者，无论美术专业的学生或者普通的美术爱好者，由于阅读艺术史教材基本不存在明显的专业障碍——如果今天的讨论是建立在修正这样的观点基础上的话，这个假设此前是成立的——反而往往被局限在作品、作者的人文情感和美学阐释方面。人们恰是因为艺术史的“可读性”产生误解：甚至不需要借助详尽的知识准备，也能够掌握对艺术作品、艺术家的创作、艺术史全貌的了解。这样的现象，持续了很长时间。

然而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史写作，是建立在从这个学科的确立者施莱格尔兄弟开始的方法之上的，二百多年来，艺术史家不断贡献出新的角度。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盛景，是由于风格学、社会学、图像学、符号学、解构主义、精神分析以及女性主义等不同的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视角。艺术史学科在国内的深入展开，与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的引进，各国学者的交流，中国学者对艺术史方法的思考运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今天的中国艺术史学界，已然一个发散着知识的智性，人文主义的灵光的人文学科面貌。作为学科的艺术史，追求一个合理的学识深度与成为人文教育的目标是一致的。

我们的学生们经历了四年专业的浸染，各自完成本科学位论文，其中不乏有新意有深度的写作，却也面临这样的一个窘境：论文怎么展？更何况是放置在同期毕业的国油版雕专业各种创作引人入胜的视觉效果中，怎么展？

吴杨波博士和我，都完成过不少的展览，这次做轮值指导老师，也都很默契地隐于他们身后，从开始到开幕，只负责轮番开会，讨论方案，他还非常勇敢地负责催促学院给钱。我们都不给有局限性的指导。这个“五月卅一完美策划”小组被我们逼着从熟悉全班的论文开始，对论题、关键词充分了解。他们在前言里描述了那一段的内心：

四年来，我们在书斋里焦躁不安，不断遭遇文字与图像的撕扯，试图探寻艺术史的本质。艺术有固定的历史吗？虽说美术史专业和艺术管理与策划专业都是以艺术史为基本框架，但仅依靠文字能说清艺术史吗？我们渴望回归感性的大千世界，通过展览校验逻辑推理与感性认知之间的联系。

当他们提出了以原境、现场、流动三个块面，我们就知道，这场展览会很漂亮。

“原境”从纵向视角追溯、重构图像与历史的关系；“现场”则以水平视角审视当下，对其调研，提出方案。“流动”是前两个定点概念的延伸，以动态视角看待社会文化的发展，思考社会生产、个人感知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到12号展厅里来的人们，在观看过之后跟我们谈到的最大感受就是，“亲近了”美术史。他们中有美院的同行、老师，也有并没有接受过系统艺术教育的普通观众，周涌老师很肯定地跟我说，这样的师生合作输出了方法论。所有的好评，令我想起十几年前的一次迎新，刚刚进来读书的青年问我们：老师，美术学是做什么的？——当时的专业设置是语义不明的美术学，不怪他们——李公明老师和黄专老师互相对视，笑着分别说：可以做艺术批评家；可以做艺术史家。轮到我的时候，我真诚地补充了一句：可以做艺术家太太。玩笑话归玩笑话，然而这个读图时代，如果做艺术史研究和传播的人，不熟悉图像，不了解艺术语言，不建立图像与文字的关联，专业的深入和扩展就会无所依附。美术学院的毕业展若是缺失艺术与人文学院展开的讨论，如何将那么多新的创作对应到艺术生态当中，帮助大家进入语境？

在展厅里可以见到同学们自己设计的展架，他们做的公号，他们请新媒介的同学做的动图，甚至还有他们的学长借出的家具，某位妈妈借出的古琴。我们这些老师，在这个时候，除了隐身其后，还可以得意地笑一笑吧？反正，明年就换成别的老师轮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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