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林：互为镜子

策展人樊林最近有两个展览在广州举行，一个是在尚榕空间的“两个西西弗斯：一次‘纸’的实验”，另一个是在广东美术馆的“万川曾映月——四人‘风景’研究展”。基于这两个展览，《打边炉》和她在广州进行了两次谈话，问题按惯例隐去，发表前经过受访人审校。上图摄影为钟刚。

 1 、做了这么多年展览，我越来越清楚自己做不了那种很炫的、张牙舞爪的展览。我的展览其实都围绕一个命题展开，那就是“后趣味”。“趣味”当然是介于感性和理性之间的一种变动的思想界面，“后趣味”是相对古典趣味而言，整个西方艺术史的现代艺术阶段，就是一个趣味的瓦解和后趣味的制造过程。

我们当今对中国艺术现场的认识，就是对不断新生的趣味的认识，这个认识的知识背景中又夹杂着传统跟现代、东方和西方的语言和样式。比如现在流行的坏画风潮，那种嬉戏的态度和对传统绘画的解构，有其特定的文化语境，但到了中国，坏画趣味当中其实混合了更多中国的艺术遭遇中的复杂表达。我的展览着眼于对当下中国语境下的趣味输出的切片考察，比如2016年做的“场域的毛细管”，就是对一个地区的趣味输出的观照和研究。目前在广州做的两个展览，一个是从“纸”这个媒介上来刺探两位艺术家的观念与经验，另一个则是从趣味研究的角度切入到人们对风景的迷恋本身，最终回归到情感、审美和心灵。我希望围绕“后趣味”投射下的艺术现场提出一些问题，当然也包括一些反问。

和职业策展人不同，我做展览还是希望能够帮助我把艺术史当中所思考的问题，放置到现实的语境当中，进而落实到创作的问题上。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在学院教学之外从事策展工作的一个背景和前提。

 2 、对于“后趣味”的兴趣和研究，和我是一名女性学者有关，我希望从一个大的结构中切开一刀，从细微的点上出发去捕捉历史视野中的感知变化，围绕视觉的感知来展开知识的生产，如果我抓不到这个新的感知，对我而言这个知识生产就是站不稳的，这是我做展览的一个基本逻辑。

这也许是我和一些男性学者在工作方式上不一样的地方。男性学者会把工作重点放在知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上，进而期望建立一套具有历史纵向价值上的理论，他们希望在书写历史的同时，也被历史书写，尤其是男性学者到了五十岁以后，经历了人生的大半，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必须有一些概念的输出才能确保自己的不朽。但对于我来说，我始终不太在意这些东西，我感兴趣的是当知识理性在遭遇到感性现实时，所激发出来的对话以及相应结构的建立，它不是一种宏伟的定论，而是需要去捕捉的一种感知。

 3 、在广州从事艺术工作，在这个场域中做展览，大家都非常关注也很强调地方性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我们为什么强调地方性，前提是我们有一个“假想敌”，那个假想敌就是“中心”，广东是中国南方疆域的边缘，以南岭相隔，这个地方所提出的“广东快车”、“珠三角实验室”、或是“canton”还有“广东主义”，就是强调一种去中心化的精神，相比权力造就的秩序感，这里更松散、更多样和更快速。但这个地方性的特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在被冲击、被洗刷和被同化，地方性不是一个僵化的标签，它在持续地流变，我们应该基于这些变化重新来有针对性地认识它。还值得警惕的是地方性不能作为一个标签贴到我们的创作上，最有价值的事情恰恰是，要对地方问题中始料未及的复杂性予以应对。

 4 、我选择的艺术家会有一个特征，就是大家都在一个场域当中，这个“场域”有地域的概念，也会有文化地理层面上的意义。我在广州生活了32年，暂时也没有考虑挪地方，反正每年也会因为工作或者家庭有些“双城”的经历。我喜欢观察这里的很多人和他们的创作，也很迷恋在广州这么多年和大家的交流和思维的激发。比如陈侗一直在继续他的事业和理想，邓箭今每个阶段的创作我都很熟悉，我能够从和他们的交往中反观自身，这是一种互为镜子的状态。这些年我在美院教书，写作，做展览，其实就是在这个生态中滚动，这个滚动除了自发的动力之外，还有很多外来的动力，这会被认为是一个圈子，但也是一个漩涡，你要快速滚动，才能不下坠，不油腻。

 5 、虽然我们在广州谈论这个地方的生态和特点，但大家在这个地方工作都会感觉蛮辛苦的，比如像陈侗，每天都忧心忡忡的，艺术在本土没有那么多受众，得到的各方声援和支持也非常有限。这次在尚榕做的展览主题叫“两个西西弗斯”，其中就透出了一些悲凉感，杨小彦解读为“艺术的无用之用”。我们知道自己的行动并不能让这个地方改变多少，但我们还是要去做，还要持续地去做，艺术家是如此，策展人是如此，艺术机构更是如此。这么多年看下来，有些机构要做艺术飞地，有些策展人在基于珠三角的地方性开展工作，但我发现只有对这个地方有思考，有责任感，他才能认真投入，也才能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和推动力，否则地方性只是他的一个工作符号，或是一个提款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