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出击！ | 杨青谈“城市艺向”
11月26下午三点半，2018广州设计周特别项目“城市艺向”将在广州太古汇启幕。在项目开幕前夕，《打边炉》对话该项目的总策划和策展人杨青。
在以下的12个问答中，杨青介绍了这个城市公共项目的策划来由及问题指向。
DBL：在广州设计周做一个当代艺术展，你希望这个展览和广州设计周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杨青：今年是广州设计周在举办了12年之后的“升级”和“扩容”，它期待成为一个行业和一座城市的创意发动者。无论是参展商还是聚焦于设计师的专业观众，都希望在广州设计周上获得更多灵感的来源、更多专业的碰撞和更多可能性的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艺术精神上的先锋性、观念上的实验性、媒介和材料上不断打破边界的颠覆性，都会为广州设计周带来新的冲击。多年来，广州设计周成功地搭建起了一座链接[设计＋]的产业平台，那么今年的设计+将会开始与城市互动、与公共空间互动、与艺术互动。目的是希望，从一个会展的行业影响力延伸到一座城市的创意发动力，从一群设计师的业内交流演变为精神思考力、心灵感受力的能量交换。我们并不想把设计师和艺术家简单的相加作形式上的跨界，真正的跨界一定是观念上的，是思维上的，是精神上的。所以我们这个展览还是先在保持独立对话的基础上发生，至于未来艺术和设计会发生怎样更深的互相作用，就由它一步步孕育和衍生。
DBL：提出“来处”这个主题，有何现实的针对性？
杨青：既然是广州设计周第一届的艺术项目，艺术的“联姻”不能生硬，都要适当地为对方做出一些调试，但又要保持艺术的独立性和纯粹性，所以我们就从设计周的源头入手。设计周的专业领域集中在室内设计和家装材料方面，我想，这个对话的源头就是“家”。设计周提供了一个打造现实的家的全面解决方案， 设计师们也会在这里探讨行业趋势和潮流。但是对于“家”这个内涵丰富的意象，仅仅是从现实和物质层面探讨就够了吗？显然，我们目前缺乏的并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审美和信仰层面的缺失。当我们仔细体会对家的解读，你会发现它牵动着对生命本质的探寻。它意味着你的来处，甚至也意味着你的去处。这个主题也会引起大多数观众的共鸣，让他们愿意走近。当代艺术并不都是那么高冷的，你得给大家提供一定的阶梯逐渐进入到艺术的语境里，我也一直努力尝试做这种意义上的艺术公共推动。
DBL：在选择艺术家上，你有怎样的考虑？
杨青：在公共空间做这个主题展览，观众是不分年龄和背景的，且对艺术没有预先的心理建设，很有可能是不经意偶遇，所以作品要有一定的丰富层次和温度，要兼顾到各种角度。这种丰富性，是从艺术家的不同年龄层、从作品媒介的多样性来考虑的。艺术家不同的年龄层会带来成长经历和思考方式的差异，虽然未必有绝对的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多少都会是一种时间的样本，这种样本就可能引发不同年龄段的观众的交叉思考。媒介的多样性和“好看”有关，这个“好看”的意思，既有对作品形式感或者精致感的某种要求，也和是否容易进入艺术的情境有关。面对可能没有观展经验的观众，我们总得通过一些形式和视觉联想来吸引他们。而温度这个词，在白盒子空间里做展览不是考虑的必选项——白盒子空间和公共空间做展览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不一样，但是在公共空间做展，我们还是得拿一些普世问题来架设桥梁，把观念隐藏在里面。艺术家和观众如果不能建立一个可以共通的对话机制，那么在公共空间的交流就是无效的。
DBL：在一个商场布置一个展览，你希望为观众呈现一种怎样的观展体验？
杨青：在商场做展览，我比较警惕艺术成为商业环境的装饰或者背景。可能我觉得艺术还是得对你的心灵有所触动和撞击，它不是你娱乐的佐料，它需要你调动自己的身心储备去面对。和白盒子空间相比，商场充满了各种品牌和调性，其实它挺超现实的。虽然作品在白盒子同样要处理与空间的关系，但商业环境又叠加了诸多的变量和限制，这个对象已经是很强大了，非常考验艺术家和作品的智慧，否则就会被这个空间吞噬。太古汇恰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玻璃盒子和与之连接的户外平台，也恰好是个公众进出通行的公共区域，这为我们在商业空间里制造出独立又共享的场域提供了可能。制造一个独立区域也和我们这次的主题和选择的作品有关，它们仿佛安静诉说的生命体，所有作品构成了展览的有机结构，它需要在相对独立的区域观看，并且这口“气”不能断，它们不能像寻宝一样分布在商场的各个角落。
这个展览的视觉体验是受空间因素和展览主题决定的。因为玻璃盒子和自然户外的特性，视觉方面我们尽量希望传达出漂浮感和轻盈感，也尽量利用自然光线带来的恰当性。这是空间因素决定的。同时因为这个展览主题，我们也制造了一些场景感，让人有回归和释放之感。
DBL：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展览，你希望这个展览在城市公共生活中建立怎样的位置和影响？
杨青：其实我对这个展览的影响倒没有去想太多，我也不会奢望因为一个展览而改变了城市的公共生活，毕竟广州的艺术氛围和土壤没有那么深厚。和北京、上海相比，观众对艺术的接触也不太日常和频繁，需要一步步来。但是我从来不会低估观众，观众的成熟和成长可能是远远超出你想象的。我们能做的，就是作为艺术从业者当中的一个个小分子，多制造一些契机和缝隙，为城市公共生活提供一种可能性。只要可能性打开了，一个城市的活力和创造性才会跟上。艺术也不是唯一选择。如果这个城市有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发生，那才是最想看到的状态。
DBL：这次除了展览，还有城市艺向高峰论坛和艺术行，三个项目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杨青：这三个项目都算是城市艺向“感知系统”的一部分。展览是直接面对公众的，当代艺术主要还是视觉艺术，得靠视觉和形式去传达和体验；论坛则是聚焦在一些艺术和设计行业的推动者，通过一小部分人的头脑风暴和经验分享，从上而下形成更多新思路；艺术行带领来自广州设计周的设计师们，拜访参观画廊、美术馆和艺术家工作室，听各个专业人士分析讲述作品，在艺术的第一现场的感受会非常真切。这三个项目各自针对不同的对象和参与者，希望从推动者到从业者到观众，都能在各自恰当的节奏上与艺术做一些碰触。
DBL：在展览过程当中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可以和大家分享吗？
杨青：在展览准备过程中，最深刻的体会就是艺术进入公共空间所引起的冲击和震动。不单是空间现实条件上的，还有思维和认知方面的。展览举行的场地是一个管理严谨的高级商场，他们有自己的专业体系和管理方式，历百年屹立，一定有他们的“黄金法则”。对艺术来说，艺术家可能会颠覆常规，恰恰要打破的就是体系。例如我们这次展览邀请了著名舞蹈家侯莹参展，她的每次公共空间创作都是要力图保证作品的唯一性，她非常喜欢展厅外面的花园的东西两翼玻璃坡顶，认为这种空间特性和她的舞蹈特质刚好吻合，一定会非常完美和惊艳。但对于场地方来说，根本不允许那个位置站人，完全不在他们的可能性考虑之列，这是为所有人的安全负责，他们也责任重大。就算艺术家再为表演的安全性承诺，双方协商了很久，这个事情也始终未能沟通下去。我们虽然遗憾，但是也尊重和理解这个现状。但是这个事也说明，公共和艺术是两套方式，既然要交融，就要有不同程度的“破例”，要为艺术打开一道口子，否则，任何可能都不会发生，这种融合也就只是形式上简单的相加了。
DBL：艺术介入公共空间已经成为一股热潮，但如何让它真实地介入，真实的产生效力和影响？
杨青：这个问题要做针对性分析才有效。公共空间分很多种，广场、街道、社区、商场、农村、城市冗余空间等等，都是城市公共空间。公众也分很多种，我们姑且把在白盒子空间以外的观众都看作公众（相对于专业观众而言），这些观众也是要分层的—有普罗大众，有城市精英和中产，等等。那么艺术介入公共空间，假想的那个对象是谁？这和你选择进入的区域有关系。如果你进入的是高档社区，那就肯定不能安排广场舞，如果你进入的是生活社区，大谈福柯也肯定会水土不服。
在西方，很多专业的艺术展览都会把艺术从白盒子空间延伸到城市公共空间，作为展厅和舞台的有机组成部分。我觉得原因是他们对公共空间使用的自由度比我们更高一些，另外长期的审美教育和文化培养也让观众有了自然而然的接受能力。在国内，我们能选择的公共空间有限，所以去商场里做展览成了一种解决方案。毕竟商场里只需要面对业主场地方，而商场也乐意有这样的活动来带动人气。中国的当代艺术发展早期，艺术家们就在商场或者楼盘做展览，不过那种方式更像是当代艺术还无法公开化和合法化所采用的游击战术或折衷办法。艺术家更关注的还是表达自己的观念，而不是要通过走入公共空间加强与公众的互动。最近几年随着特色小镇的建设，在乡镇和田野的展览也多了起来，这些都有商业驱动的原因。也多亏了这些商业的驱动，让本该政府来做的事情，商业反倒做在了前面。
无论是商业还是政府还是平台，不管谁来做，艺术最终面对的都是空间与人。要么就是保持艺术的观念和实验，持续做，时间久了观众就会思考为什么是这样。明斯特雕塑展在最初创办的时候，当地居民也非常不解，也抗议和投诉，但时间久了，他们就接受了，到现在成了全世界艺术爱好者朝圣的活动，整个小镇都是展场。艾菲尔铁塔、蓬皮杜艺术中心，这些建筑作品最初出现的时候，引起的都是巨大的非议和唾骂，现在则都成了城市文化精神的象征。要么就考虑到当地和观众的历史、情感、风俗、信仰和接受程度，结合公共空间的特性，用一些“接地气”的方式去做扎实的普及推动。简单一点划分，艺术可以强行介入，也可以循序介入。要看谁来做，为什么做。
DBL：对此你是如何为这个问题去工作的？
杨青：我的本质的愿望是进行艺术的公共化普及与教育，让更多人因为接触到艺术而丰富心灵、自由思考、拓宽想象、探索未知。艺术进入公共空间只是其中的一种选择，我没有把白盒子空间和公共空间做出绝对的分野，或者是对立起来，只是需要“因地制宜”。在美术馆也可以把一个展览做得丰富多彩，观众有不同的方式参与进来。只不过，白盒子空间相对还是被动的等待观众上门，而公共空间则是主动出击，走到人群当中去。当你的场所不同了、观众不同了，你就要立即做出灵活的调试，不能僵硬固守、自我中心。也恰恰因为到公共空间能接触到更多公众，变量更多，不确定性更多，就更要慎重，你不能让大家觉得原来艺术就是这个啊，而丧失了去美术馆接受更多熏陶的兴趣。这种区别打个比方，就类似是在教堂里的牧师和外出传教的传教士，前者在信仰的殿堂里布道，可以如空谷足音洪钟大吕，后者胼手胝足开辟心灵的感化和启迪，就要俯下身子侧耳倾听，甚至忍辱负重。
我在这个展览里的做法，结合第2点、第3点和第4点的回答，就是我的答案。
DBL：这次的团队组合非常特别，请介绍下这个团队和工作方式？
杨青：城市艺向这个项目比较庞大，几乎已经相当于一个城市艺术节，“来处”展览只是其中的一个版块，整体算下来工作团队人数将近三四十人。最初搭建团队的设想，我主要考虑两点：第一是价值观相同，第二是循序渐进加入。主办方广州设计周给我们提供了强大的后援支持。他们的团队由于长期搞会展，对于流程化和模式化的东西，准确娴熟而到位。这是和艺术界的区别，也是最完美的互补。
对于第一点来说，这次的主要团队成员可以说几乎都是“老友记”，他们也都是各个领域优秀的佼佼者。大家有十几年的交往和默契，一拍即合，每个参与者都成为自动运转的发光体，令团队像一部性能光滑的机器和接触良好的网络。我们内部最主要的几块工作分工——以我为主的展览团队、以宋琛为主的公共项目团队、以郑铮为主的平面视觉团队、以欧阳昆仑为主的空间规划团队、以钟刚为主的媒体传播团队，基本都是老朋友。其中几个主要成员，例如我、宋琛、钟刚的共同的媒体背景也是很大的优势。另外，还有很多人在场外默默支持。我们在公共空间的布展遇到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时代美术馆策展人梁健华二话没说就来参加我们的布展协调会，动辄七八个小时的讨论，提供了非常多的实战经验和资源。这些老朋友无私的帮助，实在让我感怀于心。
对于第二点来说，随着我们前期在北京和艺术家的沟通开始，展览团队和欧阳的交流就同时开始了。工作一步步推进，随之加入的是平面视觉团队、公共项目团队等等等等。在合适的时机去启动合适的按钮，邀请合适的人加入进来，会让整个项目管理比较轻松和合理的推进，适时而动。
DBL：你个人先是从事媒体工作，后来开始做一些策划，你希望成为怎样的策展人？
杨青：我一直以来的角色都更像一个艺术组织运营者，并没有把自己定义成策展人。但真的接触到策展以后，我发现有媒体背景的人介入到策展很必要。策展人需要具有非常多元的文化视角和知识背景，需要非常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他既要了解艺术，也要了解社会，更要了解人性，这样“问题意识”更开阔和广博。同时还要有效的组织团队、擅于协调和平衡，以获得更多人的认同与支持。我觉得有多元学科背景的人对于丰富策展思维和方式是有帮助的，可以激发更多讨论。艺术界现在也有这样的趋势。
我的媒体背景带给我最深的影响是文化价值共享，是面对更多人，影响更多人，而不是局限于在一个小圈子里，所以我致力于找到“公共性”。艺术的公共性并不是公共艺术（公共艺术只是针对场域空间的特定设置，它只是手段和方式之一），而是艺术当中能够引起更多人讨论和共鸣的公共部分，能够广泛传播和对话的普世部分。所以我称自己是艺术公共化的学习者、实践者，不能把它简单理解为公共艺术，那样又进入到一个很窄的范围了。
DBL：策展和你过去的工作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杨青：策展和我过去所做的文化推广传播工作既有区别也有联系。联系是指它都是在一致的价值观下去做的，都是方式和手段，我觉得本质都是一样的。最大的区别是，你不但要提炼出问题意识，还要有空间意识，并且用视觉的方式呈现出来。媒体人都是用文字而不是视觉思考的，文字构成了我的抽象思维，所以空间意识和视觉语言都是我在真正接触策展之后的最大挑战，这两者就是展览的经纬。也没有别的捷径，这些都是“工具”，就是多看多揣摩才能熟练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