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刻，虚伪和投机的艺术，见鬼去吧
©李翔伟
疫情危急时刻，不少人会焦虑地追问，在这个时候，艺术家可以做点什么？——不少艺术家积极行动起来，投身物资援助、义卖、批评监督的事务之中，也有艺术家被组织动员起来，创作弘扬社会正能量的作品以鼓舞民众，或趁水浑摸鱼得利——此时，我们更想问几个问题，灾难时刻，艺术家不应该做什么？或者艺术家可以不做什么？以及作为一个困于居室的公民，我们从汹涌的疫情当中的体会和启示又是什么？
为此，《打边炉》在疫情爬坡期间，采访了五位艺术工作者，按照惯例，问题隐去，发表前经过受访人的审校。
杨小彦，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美术学院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华南师范大学和西安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广东高校摄影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
杨小彦：提醒同行，千万不要参与虚伪！
灾难面前，人人平等。灾难面前，艺术不重要。
艺术家如果能够参与具体的救助或相关的社会工作，不要回避！非常时刻却一门心思摆显“艺术家”的身份，通过美其名曰“捐助性拍卖”，趁机哄抬画价，便是卑劣！“非典”时期已经有过这样的人和事了。我佩服那些能够进入第一线及时并如实报道真实灾情的摄影师、记者和作家，他们的工作构成了抗灾的一部分。理由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至于“艺术何为”，这种问题比较无聊，最好少想，甚至别想！明白这些，艺术家就知道他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我理解“正能量”的意思是，贴近事实，反映真情，不为应时，只为历史！要知道，艺术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所有的“应时”都是虚伪！最虚伪的莫过于伪造的“英雄事迹”！历史会有淘汰的，最终能够留下来的，才是“正能量”！
我的工作倒没什么，因为不在第一线！唯一能做的是，提醒同行，千万不要参与虚伪！
这段时间我在家待着，着手修改一本书稿，描述中国当代摄影的。进一步完善讲了十多年的“视觉传播学”的课程内容。其实，没有理由，做的最多的是读民国史，集中读1929年到1932年这一段。面对历史，颇多感慨。我本来就喜欢在家待着，正在计划以后减少社会活动。一场突发的疫情让我提前实现了这个小小的个人目标。
如果要说疫情的发生带给我的启示，那就是我们需要公开的、真实的、及时的信息！需要第一声警示的哨子，需要科学的分析，需要有监督作用的客观新闻！
黄小鹏，艺术家和教师，现生活与工作于柏林、广州两地。
黄小鹏：如果艺术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那是我们缺乏视野和想象力
这次疫情，使我想起阿多诺的名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话指出了现实的极端残忍和苦难与诗歌的关系。尽管如此，反思大屠杀的写作和艺术还是层出不穷，只要人类存在，艺术和写作就不会停止。有没有能力超越自己的时代，卡夫卡的《城堡》、加缪的《鼠疫》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是最好的证明，或许作家比视觉艺术家更清楚视觉表象与自我意识和语言的转化关系吧。如果艺术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那么是否我们真的缺乏视野和想象力? 这里发生的事情，也许令对人性与制度之恶持最悲观态度的人都目瞪口呆。但这种非常时期发生的事情，艺术家最起码可以做见证人。像杨欣嘉他们做的《存档/武汉病床》里面的图片，就是一个动用国家力量的大型装置，还有李巨川在2月7日收集的各地吹哨点烛视频，则是艺术家在不同地点同时行动的“偶发行为”，这些都是在正常情况下或者个人的力量不可能做到的。
我平时也是大部分时间在家里呆著，所以没什么大的区别，但大米蔬菜肉类都在网上买送货，还有就是强逼症刷屏的时间多了，关机后又忍不住再打开。这段时间重读了加缪的《鼠疫》，还有美国记者安德森·库珀发自世界各地有关战争、饥荒和大屠杀的现场报道《边缘使者》，保罗·利科的《记忆，历史，遗忘》……这几天早上总习惯站在窗前看对面马路戴著口罩排队买口罩的长队，一般一两个小时就散了，应该是每天的定量没货了吧，第二天又见到同样的长链……广州虽然还没封城，但各个小区早已封闭，进门都要测量体温，电梯里也放了按电钮的纸巾。平时我常去隔壁小区看我母亲，春节以来只去了两次，往常车水马龙的街道，如今荒芜得恍如穿越雷区。几个月前订了从香港飞柏林的机票，现在广九直通车停运，香港封关后连去机场的直达大巴也取消了，但愿从南沙码头到香港机场的海路还畅通，真有点像战时状态……
什么是正能量？正能量就是敢于说真话的力量。要说什么启示，那就是，這是灾难科幻片的现实版，我并不相信这个社会真的能够从以往的经验中吸取教训，而大数据管控将变得顺理成章，这只是印证了我之前的观点：未来就是现在。
孙晓枫，画画，做饭，写作，策展，游民
孙晓枫：在天灾人祸面前，艺术家不能做危机营销
提问“艺术何为”必须有一个语境，语境变了答案也会改变。至于很多人表现出的“心情之焦灼，内心之无力”，这有点矫情，这等于把艺术家概念化和抽象化了。这种焦虑和无力与其让艺术家“独享”，还不如说是公民意识的普遍反应。艺术家面对天灾人祸的时候同样要强化公民意识、人道精神以及社会伦理观念，当然，还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艺术家从来不是孤立存在，仍然要完成诸多的社会协作的工作，并且要尊重个人差异化的现实和各自的研究方向作出针对性的选择。在天灾人祸面前，艺术家不能做危机营销，这甚至可以看作是某种人格缺陷。
在大灾祸中保持独立思考和判断力，就是最好的“正能量”。思辨性的思维很重要，波及面越大的灾难，越是有很多不真实的东西出来。每个人都会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那部分去放大，这也是一种“移情”。做好个人认知中那部分“正能量”，而不是主流修饰过的“正能量”的概念，工作做好就是“正能量”。
居家隔离这段时间，我在思考今天发生的一切是为什么？公共危机中个人（家庭）如何规避风险？社会如何在疫情中进阶并剔除最腐朽的部分？疫情揭示了社会出了问题，我想得到属于个人的答案，通过日记和写作保持清醒。我一个人住在工作室，花费最多的时间是给自己做饭，给老老少少一家子做跑腿买菜以及采购防疫的必须物资。
这次灾难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你不在自省中去改变，总有一种未知或突如其来的力量让你改变。
杨欣嘉，艺术家，“手机玩我”公众号主理人，1983年生于广东，现工作生活于北京/广东。
杨欣嘉：或许病毒没有想象中可怕，更可怕的是人
面对重大社会事件、灾难时，不但艺术创作者会有无力感，绝大多数普通人都会有无力感和焦虑，这不是艺术的焦虑，而是作为个体的普遍焦虑。比如一个足球运动员或一位养殖户在灾难来临时，不会发出“足球何为”、“养猪何为”的自问，但唯独很多艺术家会有“艺术何为”的自问，我也感兴趣这样的心理动因从何而来？在重大事件面前，相关从业者如果能从自身专业的角度贡献力量当然最好，但并不是在所有领域艺术都能有所作为的，所以帮不了忙，那就应该保持敬畏和谦卑。目前大量的带有宣传任务的“正能量”创作，反而衬托出“负能量”存在的可贵。
最近我在家，做的事情有：修图，整理作品资料，编辑“手机玩我”公号，陪孩子玩，社交媒体刷疫情动态。其实除了最后一条，和平时宅在家里的状态差不多。
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一场苦难，我们需要时间去消化它，还没到谈启示的时候，我只能谈谈此时的感触：或许病毒没有想象中可怕，更可怕的是人，是失效的社会系统和溃败的体制。
附杨欣嘉“立春的话”：
在家憋了多日终于借机买菜可以出去隔着口罩透透气，沿河路上车辆行人稀少，看到一只白鹭叼着小鱼从我头顶掠过，悠然的拍打着翅膀，旁若无人的停在马路边，估计这些天人类闭门不出，空荡的路道扩充了它的活动领地，城市重新被纳入了大自然的一部分，我被这样的场景触动。地球照常轮转，万物按部就班，大自然生生不息，但是十几亿人类此时正笼罩在一场瘟疫的恐惧之中。这让我想起前几天和朋友在微信上说的一句话：“文明有时真的脆弱不堪”，但愿我言过其实，当我们沉醉于技术进步的话语狂欢和举国体制的优越性时，当我们迷信算法无所不能并认为头脑里某种“观念”、“认同”坚不可摧时，瘟疫的到来让我们措手不及，大家活在病毒潜在的威胁和恐慌之中，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我们的生活轨迹为之改变。
虽然戴着口罩，但我还是如履薄冰的走在街上，我的不安不是我个人的不安，此时的我是作为一个整体被自己和他人看待的，假如我不小心染上病毒，那也就意味着我的家人包括和我接触过的所有人都会受牵连。而大家之所以对武汉疫情如此关切，也正是把武汉和“我”作为休戚与共的整体去看待的，疫区的命运就是我未来的命运，而疫情的走向决定着个体当下的生命健康、生活和事业走向。病毒让当代社会人与人这种紧密连接的整体性得到凸显，但也正因为这种联系的紧密让病毒得到更加快速和大面积的传播。这种整体性也体现在–社会作为环环相扣的运行系统，牵一发而动全局，病毒的肆虐让整个社会机器重新调整它的运行轨迹，所有行业都深受影响。瘟疫让社会机器的惯性失效，被迫的偏离运行轨道，也让机器的弊病得以全方位显露，而全民在家隔离就是短暂的对这种整体性的阻断和切割，让机器在例外中休克。
这些天来，我们不得不把多数时间和注意力放在社交媒体上，短暂的有限度的信息透明让我们在一波三折一惊一乍中度过，它是我们多数人获取疫情信息(虽然很多信息也是混乱、矛盾和来路不明的)的唯一渠道，也是间接参与和监督的方式(这或许也是一种错觉)，它同时也放大了我们的无力、愤怒和恐惧。信息透明带来的恐惧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让大家充分了解甚至高估处境的危险后才能做好必要的防护和应对措施。但恐惧的副作用就是让我们活得像惊弓之鸟，社会处于半停摆的状态，经济生活影响深远，希望这种临时状态不会持续太久。
以上的种种感受是这些天来我作为“人”而非“艺术家”的感受，灾难来临时，艺术家不要反应得太快。在灾难中，“我”的种种遭遇、感受、思考和激发，将经由时间的咀嚼后可能会反刍于日后的艺术创作，也可能不会。这并不表示灾难来临时，艺术要走在最前面（这个时候应该是“人”，是抗灾专业人士走在最前面），或许这个时候的艺术是可疑的，于事件的“作用”于艺术都经不起推敲。这并不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妄自菲薄，而是认清艺术的价值和立足点在哪里的问题。比如最近的“艺术抗疫”及某些基于疫情的创作，我看到的是艺术被作为意识形态修饰的工具和自媒体赚取流量的鼓噪，以及创作者或许是投机钻营、或许是蹭热点、或许是好人好事的行为，唯独看不到艺术，看不到对抵御灾难实质性的作用。我是矛盾的，虽然我也认同艺术的非功能性和“无用”的价值，但又觉得这种认识过于陈词滥调和教条，艺术有时是某种“可以是”的对未知的假设。我认为艺术某些时候或许可以是“有用”的，这种“有用”不体现在对于事件现场的直接改变上，也不体现在“作品”中，而是作为思维能量和反应方式渗透出来的。比如最近有艺术行业的人不以创作为目的行动，通过个人的视角呈现武汉市民以及其他城市个体目前的真实状态，比如“认识一个武汉人”计划，这些看不到艺术这个主体，但看到了艺术思维的蛛丝马迹，这或许是艺术的面向之一。我们似乎忘了，艺术作为情感传递和记忆存留的方式在今天依然有效，作为事件的另一种“真实”的记录（有别于新闻），在灾难退去遗忘来临时，艺术可以作为事件痕迹存留了下来。在此次疫情中，我发现很多困在家里无法出门的普通的人们开始拿起了画笔，看到抖音快手微信群里传播的种种为了打发在家隔离的无聊而生发的搞怪视频图片(一种类艺术的民间创作)，这些非专业的泛艺术活动为灾情期间无法出门的人们带来了些许心灵慰藉和乐趣，提供了打发无聊时间的选择，我看到了“人”的光辉。（首发于艺术媒体“艺术碎片”，原文因故被删除。）
何小特，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展览部主任，策展人，曾任职于广东美术馆研究部。
何小特：要警惕艺术家的“英雄情结”
一个猎手在狩猎的时候，在他开枪一瞬间可能会想到一招把猎物射杀，扛着猎物回到村里受众人追捧的情景。这是一种精神鼓励，但如果这种自嗨提前过了头，猎物就走丢了。福柯认为这种“自我精神鼓励”的度是区别一个正常人和精神失常的人的毫厘之差。
一个艺术家自觉自己的创作将影响多少人，如此英雄情结，在这种特殊时期怎么说都有点病态，至少他误解了灾难时期那些他认为可以影响到的人的需求。
我这么说是因为就我接触到的朋友圈和媒体宣传来看，为抗疫英雄造像、刻章，为逆行者速写点赞，图像来源都不外乎网络上大家所熟悉的，也没什么艺术加工的成分。并不是说现实题材枯竭了没有意义，我想是因为操之过急，有没共情感，也没有看到整个灾难事件中值得反思的部分，导致粗制滥造。这个时候除了参与者的那点众人皆知的私心和消费一下大家的爱心，真的是一点用处也没有。
奇怪的是，在学院和机构里，这类艺术家又多是鄙夷20世纪那些现实主义前辈的人。他们自诩平时创作多纯粹，因为是特殊时期，自己才“降维”创作一样的高姿态，我都不明白他的爱心是要实施给谁的。相信这些现象业界大佬都有关注，都在做思考，我的看法其实也没啥意思，有肆意妄言之嫌。春节前去北京看石鲁的展览，手稿有一段文字放在这里好像挺合适：
我之所以留下许多空白，因为语言太简单。
这段时间，我一周出门一次买菜，每晚看一部电影。前几天整理了去年做的“白咬着黑”展览档案，增加了一些材料，为下来的出版做准备。这几天又捡起了之前烂尾的石鲁《思想自传》手稿的整理。这个手稿很有意思，前半部分像是乡镇版的红楼梦，讲他的地主家族在新学兴起时的没落史；后半段像是从军历险记，讲他如何从四川走向延安的思想蜕变。因为我对延安革命历史不熟悉，石鲁的字迹细小潦草，后半部分整理得很吃力。
这段日子，因为疫情的发生，让我有一点感慨：我们曾过度相信生命的坚韧，实际上，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消失在灾难还是谎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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