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数控游戏，Game of VR Numerical Control》(作者：张海超，李琨），沉浸式互动装置，2019年，展览现场
张海超个展“第三域 The Third Field ”于今年年初在广东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是“7号空间 · 广东美术馆青年艺术家学术提名展”的第十一回，策展人是四川美术学院新媒体艺术系教授俞可。
《打边炉》围绕这个展览，与张海超进行了一次对话。张海超在采访中表示，艺术家需要借助技术，但科技艺术的源头并非艺术，它是技术与艺术的融合产物，随着科技艺术的发展，它是否像其它的艺术媒介一样，有独立的美学表达？它也许就像一个“外来物种”，接下来，我们可能需要去试着适应它和接受它。
下面是我们的对话，依照惯例，本文在发表前经过受访人的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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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超
1987年生于重庆，2010年本科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系，后留学法国，2016年硕士毕业于法国贝桑松高等美术学院。目前任职于四川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担任艺术与科技教研室主任，工作并生活于重庆。其创作聚焦网络数字图像，以新媒体技术（算法图像、数据可视化、VR、AR，软硬件实时交互等）为主要媒介展开研究。
ARTDBL：在广东美术馆的个展中，你用“空间峡口”来描述作品中出现的那些处于真实和虚拟之间的部分，可以进一步谈谈这个概念吗？张海超：切换思考路径的方法，转换视角去思考既定的认知，去面对虚拟，面对日常，所以我才会提出“空间峡口”这样的概念。技术爆炸的时代，科技极大地改造了我们的生活，是否也把人类推向了一个临界点，换个角度思考生命，重新去思考处于科技之下的社会环境中，我们“人”又应该是什么样的存在。“空间峡口”的大前提是面对人，当手机对人的意义不再仅限于传播的工具，而是和人融为一体的时候，是否也拓宽了我们的生命状态，无须再受限于身体的躯壳，虚拟网络也是我们做为“人”的一部分。ARTDBL：在不断迭代的技术当中，“人”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张海超：技术只是一种媒介跟手段，一切都在告诉我们，就算计算机再强大，它也无法生产情感和欲望。我感觉现在许多科幻电影都在阐释这种技术之下，毫无由头的恐慌，但有没有可能技术只是阐释了我们某些欲望，以至于它看起来特别可怕；会不会在我们对技术失控的认知中，将其定义为了技术的原罪，但技术不过是一个纯理性的逻辑的过程，技术反馈回来的是对人性状态的解释，最后始终是关于人的。
《VR数控游戏，Game of VR Numerical Control》(作者：张海超，李琨），沉浸式互动装置，2019年
技术构建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
ARTDBL：当前的新媒体艺术展，出现了一种情况，就是不仅观众看不懂，连一些艺术工作者也有理解障碍，新媒体艺术在发展的过程中会不会建立和塑造起了一个技术权力阶层，因为技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或者受制于资本。张海超：我觉得这里的问题是，科技不局限于当代艺术的范畴。在当代艺术的创作实践中，艺术家为了拓宽自己的表现媒介、拓展其空间表达的可能性，还是有需要地借助技术；另一面，科技艺术并不只是来源于艺术的，它是技术与艺术的融合产物。科技艺术类的技术门槛较高，目前有一些是当代艺术家和其他技术团队合作，另一些则是有科技知识背景的视觉艺术家，而技术可以有其独立的商业市场和资金来源，它所关注的主题可以是当代艺术原有的语境之外的。有点像外来物种的入侵，原有的话题、规则并不完全适用。这里面还涉及创作者的态度，当普通大众很难对纯技术产生兴趣的时候，从事科技艺术的人需要打开沟通的渠道吗？新媒体艺术是否能引起大众的共情，我觉得和媒介、技术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这其实是创作者自己的选择，视乎创作者自身想要面对的宽度，是方法的问题。从我自己的创作实践来看，想将自己对科技和社会的思考与技术这一媒介材料融合表达需要找到更好的切入点，这本来就很难，需要非常大量的研究、敏感度以及机遇。要做到既有深度又通俗易懂是需要大量实践经验。我想感谢广东美术馆和策展人俞可老师为我提供了这次公共平台个展的实践机会，特别要感谢俞可老师，让我获得了更广阔的专业视野。《索拉里斯No.1，Solaris No.1》，沉浸式互动装置，2019年
ARTDBL：越来越多人从传统的创作媒材转向跨媒体，这一方面是因为艺术家（甚至也包括一些批评家）对未来趋势的判断，另一方面是技术引发的恐慌，大家担心技术的革新，会造成艺术发展的分期和时代更迭。张海超：我最近在关注一个问题，信息技术是否像其他艺术媒介一样，有自己的美学表达？数字生成图像特有的美学理念、基于代码的构成方式，在艺术美学上，是否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线索？印刷术的发展，让人类的审美从自然美学转向了工业美学，那随着网络的发展，构建我们视觉的元素变化，时代是否对我们提出了新的需求？ARTDBL：当前的新媒体艺术，有一种，当然是偏向流行的，也是大家经常会谈论的“沉浸式艺术”，另一种则是偏向哲思型的，是站在技术的立场呈现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和判断。你属于哪一种？张海超：我觉得两者并不冲突，还是要看出发点是什么。在我看来，美学，它会提升人对形而下的认知，这和新媒体本身并不存在冲突。当代艺术为我们打开了媒介上的桎梏，因此也不应该在美学上限制其表达的可能性，即便是那些纯粹追求视觉感官上“好看的”作品，也要尊重艺术家在艺术美学上的追求，只是不同艺术家选择了不同的创作方法。不过我自己还是更偏向于像Harun Farocki、Hito steyerl 这样的艺术家，在技术建构的规则中察觉到权利阶级与涌动的资本意识，并用技术的媒介将其转译，进而提出问题。《空间接口，Space Interface》图像装置，2017年
ARTDBL：交互和沉浸，呈现出新媒体艺术当中人和艺术之间的关系，“交互”在你作品中的位置是怎样的？或者说你怎样看待“交互”？张海超：传统一点来说，只要你位处这个场域，交互就已经形成了，而我们这里提到了，可能更多是偏向技术层面的，基于电子感应设备产生的数据交互。比如我和艺术家李琨合作的《VR数控游戏》这件作品，在这个作品中交互部分试图讨论的是控制权限的问题。我们将VR虚拟内容与实体机械部件进行了数据联通，在未告知观众的情况下，把一部分控制权限交给了现场体验者。我想谈论的是，到底是我们在控制机器，还是我们在机器的影响下产生的相应的反应？操作者在虚拟端口进行虚拟操作的时候，也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真实的空间，这就是我认为交互在当下所处的状态，虚拟图像、真实空间、还有我们自身的行为模式，已经完全无法割裂开来了，我们的行为，和虚拟端口呈现的画面，是完全融为一体、相互影响的，它们共同形成一个场域。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放大，它同样适用于描述网络与社会。视觉、图像和文字是这一交互关系中的主要手段，和传统经验不同的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是通过图像来认知事实，我们也清楚看到的“事实”是被塑造的，它甚至会因为虚拟的干涉，在这个环境中引发真实的社会效应。关键是在于这个时刻，经验已经不再完全来自真实，我们自己本身也被虚拟所构建的。或许在“图像”的塑造下，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形成了新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模式，再往下，应当要寻找的是一个坐标点，定位我们的知识系统。ARTDBL：有一种说法叫“数字难民”，表面上，我们在通过互联网去接触任何事物，但在算法的运作下，我们的设备、打开的网页路径，都是依据着我们过去所有的习惯轨迹而来的，最终，技术会不会反倒发展成为了困住我们的一个“牢笼”？张海超：大家都讲难民，这属于技术加速社会分化产生的问题，我觉得这之间的恐慌，有部分原因是人们对算法的陌生，面对技术时产生的失控感和权力被削弱的感受。一个人权力式微的结果，某种程度上是其社会阶级滑落。现在面对社会分歧的讨论中，我关注的是人需要运用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来挣脱他现处社会阶层。而目前在中国它确实表现出极快加速的趋势，而技术，便是这个趋势中非常重要的工具。技术就像是一个放大镜，无论是弱势，还是能力强项，都会被放大。社会法则和过去还是相似的，缺乏寻找和思考的主动性，全盘接受别人给的东西，那样必然会被淘汰，技术只是加快了淘汰的速度。而且技术淘汰的过程有点像是“温水煮青蛙”，用户被取悦的程度越来越高，在极快的更新迭代速度下，人在一段时间内很难察觉它的不合理，原本形成的自我反省机制反倒被削弱了。ARTDBL：从这个角度而言，现在很多的沉浸式展览也是一样，它实际上是一种技术鸡汤，温情而甜腻。张海超：沉浸式体验是人类对图像最原始的诉求，像早期的洞穴里的壁画、祭祀活动都在利用图像制造图像空间，只是当时技术尚未能支撑起更丰富的图像表达，人们使用想象的情境，达到一种沉浸式的图像空间状态。而现在新媒体的沉浸式空间，却有在削弱观众的想象力的参与程度。随着3D建模、实时生成图像、投影成像、VR等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当电影级画质的图像空间能够轻而易举地被实现的时候，观众的智性参与减少，作品便流向纯视觉感官的刺激，多了不乏腻味。目前市场对沉浸式展览的兴趣非常大，在完善的技术实现流程和市场庞大的需求量双重冲击下，画面呈现的速度已经远超创作者想象力、创作力的速度了，形式固化，也把行业本身推向了瓶颈状态当中。所以找到更贴合沉浸式空间的美学表达方式将其与观念融合以增强观看者的空间想象力与思考，也许能够为当前困境提供一些解决思路。ARTDBL：说到想象力的枯竭，科幻作家似乎遐想的边界会更宽，毕竟依赖于书写受到的制约要少一些。张海超：科幻小说呈现的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的表达方式，更重要的是小说背后无法被视觉化呈现的庞大世界观，我们的技术已经可以实现对想象力的视觉化表现，却无法通过一个沉浸式空间把一部科幻小说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是两者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所以，对于新媒体艺术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用新的技术去呈现旧有的审美原则，使用强烈的图像效果刺激感官体验，而是去探索新技术本身形成了什么样的媒介语言表达，基于技术自身的规则去构建一种视觉景观，像Hito Steyerl这几年的作品，恰恰是用科技带来了赋有创造力的想象与思考。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以《空间接口》这件作品为例，我想在旧有的空间定义基础上，尝试能不能用手机+AR技术作为媒介，重新定义“展览空间”。在现场展陈方式上，这件作品完全遵循架上图像、空间装置的原有标准，但是当观众在自己手机中安装我的定制APP扫描现场的静态图像，便能开启一个虚拟端的三维空间。在这个虚拟空间中陈列的内容，我有着完全的掌控权限，而且可以随时进行内容替换。《电子草履虫，E-Paramecium》，互动装置，2017年ARTDBL：从前面的讨论进一步来看，新媒体艺术的发展，是否会给我们过去认知艺术的知识系统带来了危机？张海超：最近看到拉图尔的《我们从未现代过》，我在想我们是否真正地进入了现代？现代社会的基础是科学对于神学的颠覆，主导无差异的纯理性逻辑的论证。反观艺术史领域，迄今为止我们沿用的实践方法，基本上还是以材料语言和感官认知为主流，而不是像自然科学一样，可以通过结构性的、逻辑的辩证关系导入。面对科技艺术的时候，我们并不会使用科学化地思维方式，而是带着更多的感性思维去认知。但是以新媒体为表征的技术，本来就是一个纯粹理性的存在，它需要有科学化的部分，那我们在新媒体当中感受到的这些权限感，是否是来自于带着感性的辨知方法和技术构建下的世界观之间的冲撞？而我们似乎也从未去辨析所处的现实，以及需要使用的方法路径。但这恰恰也是我对科技艺术兴趣的起源之一。 ARTDBL：新媒体艺术的“技术”会不会主要和艺术家的自我认知有关，而不是为了追逐最前端的技术？新媒体艺术对技术的要求，对既有的美院的教学模式，是否也是一个挑战？张海超：大部分现有用于艺术表现形式的技术，并不是尖端科技，更多的是已经商业化、经过多次封装简化之后，让使用者以较低的学习成本，快速上手实现视觉化的技术。假如我们按照传统的模式，经历技术的开发、投入、演化修补、降低成本、再到大众接受这一系列过程，当技术已成为大众的审美习惯的一部分，艺术家寻求突破口，创造出有新意的视觉形式也就变得相对困难。从我所接触的经验来看，艺术家可以从广度和深度两个层面来突破这一瓶颈。从广度上讲，擅长不同媒介领域的艺术家组成协作小组，通过多元化的媒介融合形成层次较为丰富的作品形式是使用频率较高一个实践方法，这次展览中我有几个作品便是通过与其他艺术家合作完成的。从深度上讲，艺术家可以去到媒介探索的最前端，进入各个科学领域的实验室，在接触实质性的“高科技”过程中寻找新媒介、新材料，并借助科学家的力量进行媒介转化。我从事的艺术教育实践同样遵循这两个方向的探索，既教授学生从事新媒体艺术所需的各项技术实施能力以形成较为全面的视野，同时也向理工科院校寻求合作开展协同教学，以尽可能挖掘作品实施层面应有的媒介深度。《不存在, Nonexistent》(作者：张海超，李琨），沉浸式互动装置，2018年ARTDBL：新媒体艺术在创作、传播的过程中会面临一些技术瓶颈吗？这些瓶颈是什么？张海超：我个人对新媒体艺术作品的落地执行有较深的体会，目前大环境还在发展阶段，从新媒体策展到展陈的软硬件基础设施都有待完善。就比如说新媒体的设备，大部分都需要供电且构造精密，一旦出现电压不稳，设备就有可能损坏。再比如新媒体展陈涉及不同型号设备的选择取舍，设备电路、音视频信号传输线路铺设，声音、影像在空间中的安排协调等，令此类展览在策划阶段便与传统模式产生了区别，需要对技术有所了解才能推进得比较顺利。ARTDBL：在收藏方面遇到的麻烦可能也比较大，播放设备往往无法赶上技术更迭的速度。张海超：对。对于新媒体艺术的收藏而言，播放设备的维护和更新都是亟需面对的问题，但我想，这也许会给收藏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方向？新媒体艺术作品的确具备绝对的时尚性，出于技术的限制，设备的更替可能会弱化了作品原本的表现形式，那么是否有可能，将新媒体艺术作品的收藏变成一种项目合作方案的形式呢？被收藏的不只是作品的呈现，更是艺术家表达的方式。在艺术家的创作与具体的场所发生关系后，比如利用场馆的流动数据形成独特的表达，重新定义“在地性”，被保存下来的是与场所紧密关联的永久方法。那就不仅停留在作品被收藏这一单线性的关系了，有可能是变成双向的提升，打破原有的“艺术家——藏家”这之间的关系，也会打破原有一件作品在不同的展览框架下依附着策展人的话语反复展出的困境。《空间接口，Space Interface》广东美术馆展览现场ARTDBL：你怎么看待5G技术给新媒体艺术带来的影响？张海超：其实我还挺期待5G时代的到来，因为我们在做新媒体艺术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个较大问题就是数据传输。数据传送的速度、数据量以及稳定性决定了画面呈现的质量效果，以及观众接受的意愿，5G网络可以解除这一方面的限制，那可能性便多了很多。比如网络端的虚拟展览空间，可以不再受限于数码文件体量限制，将体量庞大的3D图像在极短时间内发送至用户设备端，由此，各种基于网络端与社会大环境接轨的尝试也成为可能。虽然大家已经习惯了每天使用电子设备，但当电子设备的使用成为强制性的要求时，人还是会感觉到不习惯的。即便我们清楚设备已经成为了身体的部分外延，还是会在所有感官被设备所取替的瞬间，立马察觉这并不属于自己的身体。5G时代的到来，可能会加速这种设备与身体之间的紧密结合，或许发展到最后，便形成了科幻里的记忆外部装置。“第三域——张海超个展”，布展现场
ARTDBL：很多美术馆都在推进AR看展，在新的技术环境当中，一个真实的现场会被弱化，甚至被替代吗？张海超：技术往前推进是社会的需求，我们能够做的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共处的方式。技术在日常生活应用上，可能是对旧有材料的替代，可能会冲击部分真实的材料，但我觉得在艺术上，技术没办法替代真实，现场仍是艺术的核心，VR看展接近宣传导览的意义。技术提供的是拓展的媒介通道，而非替换原有展陈的形式，现场体验也是新媒体作品非常重要的部分。数码媒介的材料语言并不和真实事物冲突，只是因为我个人是利用数码媒介做作品，就很自然地在表达自己在虚拟方向的关注。我希望我的创作不光是面对具有技术知识背景的观众，但凡它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思索，去思考自身和技术之间关系的话，其实就有可能产生与之对抗的力量。我们提到数字难民，数字难民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难以察觉自己已经深陷其中，只要可以反身思考，他们就会知道自己需要去找新的通路。艺术对我来说，很多时候提供的是一个思考的角度，让人回归对生活的解释，在社会语境中去观察自己与技术之间形成了什么样的关系。有的人会认为要做到要对抗依赖手机的行为习惯，我觉得形成完全的对抗关系是没有必要的，那样会削弱自身的能力，损失技术带来的便捷性，技术不是魔鬼。所以我们更想讨论的是因技术获得的权限和人自身力量融合之后形成的关系。
菲利普·齐格勒：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媒介，能够独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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