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坦：北方的神，南方的风
大鹏海湾
撰文：徐坦
它首先是一个地理认知，来自趋近恒常的地域气候与地貌，它也是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概念，提到南方，我们大概会想到：潮湿的，燥热的，流动的，独立的，游击的，反叛的，动荡的，自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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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地球上进行的交流大多集中在北半球，这显然和人类历史进程有关，虽然考古学认为人类的起源在非洲，但社会发展进程相对比较快的文明多数诞生于亚欧大陆。另外，近现代主义兴起以来，全球各个方面的发展先锋都在北方，比如英国、西欧，乃至美国的新英格兰都是纬度高的地方。比如美国最早开发的就是自纽约一路向北的新英格兰地区，直到今天，这里依然是他们社会和文化发展较为完善且具有开拓精神的地方，而多数人会认为美国南方是相对保守的区域。当然了，不同的“南方”之间有一定的相似性，差异还是蛮大的。
不过我这里的“南方”，首先是个关于中国的“南北方”话题。
我这次参加了深双的两处平行展，大鹏所城分展场和宝安桥头社区分展场的活动。桥头分展场，我召集了一个集体项目《新民众花园》，也是2019年9月在广州扉美术馆项目的重建。由我们几位合作伙伴共同实施。以社区种植为基本出发点，包含了南方居民对于植物的种植的方式和信念、物种选择，以及集体合作、参与，对于家长式的城市／社区环境管理发表不同的意见，等等。本项目与桥头社区进行了合作互动性的活动，在当地社区和学校协作下，实施了少年植物制作课程。
中国的农业文明也是首先在北方发展，南方则长期被认为是荒蛮之地。我从读大学那会儿就开始胡思乱想：为什么北方自然环境差，却要发展得更快？南方的自然条件，比如气候、水源、生物生长的适宜性、多样性都很好，更适宜农业发展，农业文明和社会系统下的社会结构、思想和文化系统等方面怎么会发展缓慢？
我当时想，也许在一些 “撒一把种子就有收成的”地方，自然环境的优越，反而不利于社会活动的组织和文化的成长。中国北方中原一带，自然条件相较于南方更为严酷，所以像水利建设这样要和环境争夺生存空间的工程，就显得非常必要。开展这种工作，需要社会动员力和组织力，以及发展农业和各个行业的生产技术，而各种规模和性质的社会组织活动，又必须依赖于社会功能、文化和文明层面的建构。有了这类建构的基础，不同观念的冲突和协调开始发生，这样，文明茁壮成长起来。南方地区的自然条件给各个群族的生存带来了便利，不仅种植收获便利，即使欠收，还可以靠猎捕野生动物存活，长期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复杂的社会组织活动，文明发展的步伐便放缓了。适度的严酷，更有助于文明发展。
2015年蓝田，摄影：刘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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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出生在中部地区（武汉）的人，我经常会比较南北之间的文化习惯，感觉北方人确实“深刻”很多，想问题有着明显的思考系统，南方人考虑问题则比较 “直接”和直观。我也看到过一些“地域歧视”的情况：广东著名国画家林丰俗先生在湖北美院做表演绘画，一位湖北国画名家就开玩笑说：“广东南蛮啊”，林老师反过来开玩笑说：“楚国也是南蛮”，那位湖美老师笑顶过去：“越南越蛮”。
1990年代，我开始做现代艺术以后，我们（大尾象）常常会在一些比较敏感的场合，和来自北方，包括上海等东部的艺术家相聚。当时中国主流的艺术风向还是会认为广东（还有香港）是文化的沙漠。我深感广州来的我们总是像孩子、小淘气一般，在面对和处理一些与艺术有关的个人生涯和社会关系的问题上显得幼稚，相比之下，“北方”的艺术家要更加深沉、成熟、有谋略、有政治性的眼光。我怀疑我那些生长于广东的同事，即使在艺术上很棒，也难以察觉自己过度的天真，我还能感觉到这一点，那是因为我是在武汉长大的。
但是，北方人群身上会表现出一些“有系统”的长处，他们的直观性（思考方向转换、思维的跳跃），倒不如南方人灵活。北方的文化艺术人士，对于受外界刺激下自我思想更新的描述，都是在确保思维框架稳定的前提下往外延伸，很少瞎跑。就算瞎跑，也是有系统作为后盾再进行跳跃的，或许说，这样的跳错方向的“错误”会少一些吧。那时北方文化艺术人士的工作大都不会偏离两条线索，一是东西方文化作为过去、今天、以及将来的主要文化对话背景，另外就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意识形态差异。看起来每种想法都很激进，但都有坚实的知识基础，当然这种知识所带的价值观，隐含着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联。这么一来，他们就高瞻远瞩了。
终南山地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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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范围内，我可以感觉到，过去南方长期都是文化发展的接受者，这是一种从上往下流动的感觉，文化流顺着权力流，从北方、从中央源源不断地向南流，等这个“流”流到南方，确实会出现“天高皇帝远”和时间差的情况。
文革的时候我在武汉，当时武汉美术界里有不少广东人，我的中学里不少老师也是广东人，现在没有多少广东人愿意往北方流动，估计看不到这样的景象了。我印象里破“四旧”时，广东人是比较讲迷信的，那就说明他们思想比较“旧”，跟不上中央精神。我姥姥在家偷偷拜佛，我妈警告她，如果被红卫兵看到，我们全家就完了。权力会通过宗教和文化规训人，和政治紧密捆绑。
2015年后，我开始在北方农村做社会研究活动，发现北方一些村子里村民的口述历史，和中国主流官方系统的话语方式很接近，却把历史上的宗教、宗族活动都遗忘了。一个村子，既没有宗祠，又看不到任何庙。而在广东农村，文革期间传统“迷信”活动也没有断过，只是比较隐蔽，现在经济发展了，各种传统信念／信仰活动加倍回归。
我这样讲是为了提示，北方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心所在地，也是权力中心的所在地，权力对文化的强制性改变，带来中心周边文化情况很彻底的改变，像石头扔进水里，一波一波扩散开去，最近中心的地方的波更强烈，到了南方偏远地区，“中央精神”传播就不太得力了。
终南山区鲍旗寨
由于距离权力和传统文化中心远，南方人受到的文化规训相对比较不严格也不完整。我的经验，即使关于信仰，比如宗教，也是在中国北方最有系统：五台山，武当山，佛教道教路数清晰；佛教，道教的体制和知识系统很明确而不会混淆。南方则是各种神仙混为一谈，玉皇、财神和观音常常都是放在一起，还再加上妈祖。
2018年开年，我在南海市九江的黄矶村，了解到他们村的第一信仰，不是佛道，而是某个叫“文元帅”的，估计这个元帅是在明清之交，明朝军队残部与清军交战后经过这里，有过什么事迹，全村从那时开始把这个元帅放在神的位置上，为此全村人不可吃鸭子，采访中村民告诉我，他们如果吃了鸭子一定会肚子绞痛。隔壁的村子就完全不会相信这个神，鸭子照吃。我觉得这也是文化规训不严密、不完整的结果所带来的信仰独立，各信各的神。
所以，我认为在目前中国南方，并不是因为人们普遍对于西方价值信念的民主自由意识更强（渔村除外），主动去追求自由的思想和行动空间，而是中国传统的、由北往南而流的、家长式管制的价值信念在南方的接受和规训程度更弱。这和我前面所说的思维言说系统是一致的，一旦在位数千年传统的价值和规训松散了，言说方式更自由，行动也会觉得轻松，所以，无论如何，我们感觉空间大了一点。
近代开始的全球文明的交互活动密切了，主要是西方文化和力量开始强烈地冲击中国，沿海是外来文明的冲击地区，也是文化输入的港口，文化流向开始发生调转性改变。虽然今天资讯发达，传统中国快速更新，但是有些重要的文明标志，比如价值和信念，依然没有很快改变。
去年南方发生的事件，我估计越靠近中心的，当然都是北方民众，在思想上能保持和“国家利益”一致。越靠近中心的，越能够保持一致。但是，我们下一步将会面临由内流向外和由外流向内的，思想、价值信念方面，更多、更激烈的冲突。
大鹏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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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来广州的时候，是1979年。当时吃惊的是，这里的人都不收听中央台，而我们在武汉时，天天都得很认真的听，必须密切关注任何一丝一毫的信息，因为它时时刻刻透露着背后的含义，（这大概也是我国人民容易成为阴谋论者的原因，在不透明的环境里，我们每天都得精心解读。）广州人不在意这些，我有一天和一位广州籍的同学在大街上，撞见了他的一个熟人，他们用“鸟语”对话了几分钟，告别了以后，我同学说，“这条友（伙计）前一段再次偷渡不成，回来进了学习班，昨天刚刚从学习班出来”。过了一段我同学说，这条友最后还是偷渡成功了。
我才明白这里的人很多想偷渡，心不向内，不仰望北斗星。
《鹏信》，展览现场
我在大鹏所城分展场的项目计划是展开一次社会调研性质的工作，标题叫做《鹏信》，其中的“信”，表示两层含义，信息和信念。
大鹏所城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很重要和特殊的解释意义，它恰好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北方的中央王权政府，为了抵制从海洋上来的、其它文明的入侵而建造的防御基地。另外一个情况是，所城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大量的居民走向世界，成为华侨，同时也有人移民进来，成为一个出入频繁的移民居住区。并且大鹏所城与香港九龙城寨有密切的关系，1949年以前很长的时间里，所城居民可以自由进出九龙城。
这都是我需要了解的信息和研究材料，也正好说明了“南方”，是外向性的新华人文化的生成地。我感兴趣的是，这种文化如何成为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交错的中转站，在文化的新状况下，这里的人们又如何在保留传统信仰／信念的同时，对“改变”持开放态度。
前面已经说了，由于远离中心，尽管有红色风暴的扫荡，但是很多旧的中国地方信念得以苟存，包括佛、道、妈祖......而这些信念，是将传统的宗教文明混合了在地历史经验，成为民间信念（local belief）。特别是在中国文化缺少对海洋文化的充分研究、缺少“海信”的情况下，我相信大鹏人会有更多与海洋生存相关的信念，所以这里有特别吸引我的地方。
当我们谈到南方，如何能够忽略了南海风？
文中用图感谢艺术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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