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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才:我们这个展览有点“肥”

ARTDBL 打边炉ARTDBL
2024-09-07

Rumpaporn Vorasiha(泰国)作品《一件垃圾》




口述:朱德才

采访及编辑:黄紫枫、蓦然(实习生)



“2020 OCT-LOFT公共艺术展——余物新秩序”于9月5日在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开幕。本次公共艺术展的关注点放在垃圾之上,在物品被当作毫无价值的垃圾之前,我们能否脱离出其被定义的功能,回到物品本身,思考其属性特征、背后的物权链条,还有需求产生又消退时流动的价值取向。


我们和“余物新秩序”的策展人、深圳前沿艺穗艺术中心总监朱德才进行了一次对话,在他的策划思路中,这并不是一个针对垃圾而做的“环保展”,他更希望借助垃圾这一日常的、微观的载体,带动人们的参与和重新看待事物的眼光。


在这一从志愿者捡垃圾、辨识分类垃圾就开始了的展览中,朱德才也在考虑,既然是公共艺术展,何不把展览做得“肥一些”,在更加紧密的交流中,达到人际交往关系层面的公共性。依照惯例,我们隐去了问题,形成了如下的策展笔记。文章发表前经过受访人的审校。



*



朱德才


设计师,策展人。2003年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互动多媒体研究生专业。发起成立深圳市前沿艺穗艺术中心,并担任艺术总监一职。





志愿者在深圳福田红树林生态控制区进行“净滩活动”


余物


 “垃圾”这个词太日常了,提到“垃圾”,大家的脑海中都会瞬间出现一些既定的印象。但我想,垃圾不是一个能够被客观定义的物品,它首先是主观的。“物”本身就是相对于人而言的存在,情绪和叙事的行为,也都是物的化身,我们身边的事物聚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我们身处的环境。

 

我们习惯性地把自己认为没有存在意义,或是不具备存在价值的东西统称为垃圾,就连所谓的“情绪垃圾”,指的也是一些社会主流价值观中所不认可的心理波动。只不过由于不同人主观认知上的差异,每个人对什么是垃圾都有着非常不一样的定义。

 

在一些人的眼中,艺术作品经过了艺术家的创作构思、艺术评论的包浆和艺术市场的流通以后,拥有了昂贵的“身价”,但在另一部分人那里,有些作品却会被毫不留情地评价为“垃圾”,在我们思考“艺术”和“垃圾”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交错绞缠的不同主客观价值评判体系之中。


最初在构思这个展览的时候,我们就想直接命名为“垃圾展”,我们感觉在“垃圾”之上再添加任何的语汇,或是把它放进一个展览的讨论语境里,似乎都在为“垃圾”做掩饰,这无形中还增加了展览和观众之间的距离感。

 

后来我们关注到在中文语境中,“垃圾”这个词除了它本身的旨意以外,还有一部分较为负面的社会衍生内涵,最终在中文题目上,我们选择了词义更为中性的“余物”,英文则保留了trash的表述。“余物”一词着重于在思考当物品成为了“多余”的事物,在使用者那里失去了它的使用意义时,物品自身的存在价值发生了什么改变。

 


新秩序


展览主题的另一部分是“新秩序”。我们希望这个展览也是对物品秩序的重新梳理。当我们提到物品时,会不自主地将其带入不同的大小、尺度、使用的定义之中,而我们在展览里面,希望能够重新去梳理物品之间的秩序,而不只是去升华“垃圾”,强行为它赋予过多主观上的定义。在艺术家面对垃圾的创作中,你可以看到物权的不断流动,这样的转移,恰恰就是对“新秩序”的表达之一。

 


触发


我们通过两条线索去组织展览,一方面以“余物”作为载体的创作来说,我们将展览分为了四个板块进行梳理,通过物件串联起来;另一方面,我们在每一件作品旁边都加上了一些关于垃圾物件本身的小介绍,作为对材料的强化,也希望能够利用这些日常被大家所忽视的信息,来触发观众共鸣。

 

当我们把这些知识线索放在展厅里面的时候,观众来到展览空间,能够从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的层面进入,再去思考作品背后的表达。

 

岛津冬树(日本)作品《纸皮屋》现场


原点


展览开始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人一天能产生多少垃圾吗?”这是一个问号,这个答案虽然有具体的数字——按照粗略算每人每天能产生一斤垃圾左右,地球每天便会产生约760万吨垃圾——实际上要给出答案,我们根本不需要一个数字,毕竟这是大多数人都不会关注的问题。我们放上这个问题的目的在于让观众先能在情绪上进入展览,再在展览的路径之中去找到自己和这个问题关联的切入点。

 

展览开头和结束的作品,都不是垃圾本身,而是垃圾袋——收纳垃圾的载体。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人与垃圾的关系,物是自然形成的,但人为因素的加入,会刺激物品发生新的变化。展览结束的位置有一句话——“今天的垃圾,明天的珍宝”,垃圾和珍宝都是以人的主观判断而定义的,不管垃圾,还是珍宝,回归到原点上,它们都是物,都有着可能被挖掘的价值,如果能引起观众产生对物最初需求的反思,我想展览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面向物的展览


可能会有人把这个展览当作环保展,但这不是我们的初衷,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展览激发大家重新看待和思考身边的事物,从而通过对周遭事物的关注和观察重新认识自我,从这个角度讲,这不是一个环保展,而是一个面向“物”的展览。

 

当然,这个展览确实很适合进行环保的普及教育,我们在策划过程中也考虑到如何让观众在观展的过程中读懂这个故事,从而去理解垃圾展和社会所倡导的环保理念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以及何为艺术品,何为垃圾?这其实也是我们想要透过这个展览里面进行探讨和呈现的东西。

 

 

李燎作品《对一把陌生椅子的臆断》 现场



创作主体


我们邀请艺术家的时候,刻意筛选掉了很多创作风格具有视觉张力的作品。如果艺术家仅仅是利用垃圾作为自己原有创作的移植和视觉层面上的再创作,我们会认为他还只是停留在作品形态上,而没有探入对物的讨论,垃圾只是他的创作材料,而不是创作的主体。这个展览邀请的艺术家各自的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对物的理解有所差异,也因此衍生出了不同的创作理念。

 

在日本艺术家的作品之中,就体现出了他们文化之中那种与生俱来的“惜物”哲学。他们对物有着一种天然的敬畏和尊重,很多创作都在挖掘物本身的自然美感,不在过多的装饰和处理上干涉物的状态,我想,这或许来自他们对自然理解中根源上的区别。在深圳的柏志威,他对垃圾的处理方式则是把咖啡渣直接通过工业加工的方式重新拓展原物物理性质,将其变成另外一个具备功能价值的物品——花瓶。

 

咖啡渣其实是行业属性非常强烈的产物,我们也曾多次探讨如何在这样的产物中发挥其功能属性,艺术家最后决定将花瓶作为转换的载体。花和咖啡一样,都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落脚点,而生活方式恰好难以被传统的功能价值所定义,它被赋予了非常多层次的社会属性,成为使用者生活状态价值的表达。对生活而言,咖啡和花的价值是一致的,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通过物理形态的变化,让“垃圾”产生了新的价值。


柏志威作品《咖啡永续》现场


“肥一些”


这个展览是从收集垃圾开始的,收集垃圾的过程本身也是作品呈现的一部分。我们希望把展览的厚度做得“肥一些”,这么一来展览的坐标就很重要,尤其这是一个公共艺术展览,它应该是面对大众的,还要起到一定的教育启蒙作用。

 

戒指这个作品的原材料是海边捡来的垃圾,计划中艺术家要来到深圳一起去海边捡垃圾,出于疫情的缘故,我们在实施的时候将方案调整为艺术家在京都捡垃圾,我们则组织了一批自愿者在深圳福田红树林生态控制区捡垃圾,来自两片海域创作的作品并置的时候,反而是增加了作品的维度。


我们的方法并不那么聪明,所有的原材料并不昂贵,也不难获取,只要找个垃圾站直接采购所有我们作品中需要用到的东西回来直接创作就可以了。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加入公众的参与,每天重复做一些很机械的拾捡工作呢?一开始大家都是毫无目的地去捡,并不会分辨我们捡来的垃圾,在逐渐参与的过程中大家的目的慢慢清晰,开始主动去识别这些物件。只有经过了身体力行的参与,才能感受到作品的现实意义。


到了我们在工作坊上将捡回来的垃圾清洗干净再做成戒指的时候,大家也已经建立了一个主动思考的习惯,甚至会使用一些更大尺度的物件进行创作,去突破原本只限于手指的戒指尺度。艺术家对作品的要求是可以卖出去,而且价值不菲,将近一千元人民币一个,艺术家就是希望能让所有人都意识到再生戒指的价值。“无价值”之物和无价之宝在这一载体的结合之上构成了一种冲突,形成了一种叙事关系。

 

不要反对消费,消费是人的本能,我比较反对大家从道德高度上去评判消费的行为。人是具有很强的物欲的动物,平衡物欲,需要的是增加理性,爱惜物、尊重物,让消费可持续地进行下去。艺术家通过产品的转化,重新赋予“垃圾”消费价值的行为,我并不认为它会影响物本身的定义,展览也不意在宣扬“少吃东西、少花钱、少消费”这样拒绝消费的价值观,我想在大家参与“拾物——造物”的过程中,或许也打破了一些边界,会更直接地重新认识“价值”的定义。

 


知物惜物


在“余物新秩序”的展览中有一个部分是向园区的社群征集他们闲置的椅子,在征集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为每张椅子都拍一张照片,并记录下椅子的购买时间、地点、以及椅子原有者对椅子改造的愿望。我们把“物”作为展览的主体,是出于对物的尊重,知物惜物,首先要认识它,了解展览中这些物品的特性。

 

我们没有把拿到的物品当作一件陪衬品,就像是我们去买名贵的包包和手表一样,每件物品都有自己的“出生纸”,合理交代物品的来龙去脉,进而表达我们展览对于所呈现之物的尊重。我们还在征集旧物的同时,给了每位捐赠者一张收据,用于展览开幕式纪念品的交换,交易完成了真正的物权转移。

 

展览结束后,部分作品会送回艺术家的工作室,有的作品则会去到其他的展览,或是一个合理回收的地方,每件作品都实现了各自的自然归属。我不希望把展览刻意做成“创意大卖”的工程,或者将它们做成永久性的装置,强行为园区增加某个“景点”。

 

一旦作品被赋予了做成地标的使命,它就不得不去满足材料、形式和手段上的要求,到这时候你会发现,公共艺术变成了一小撮人或者一个行业的行为,而不再是面向更广义的“所有人”。


志愿者与日本设计创意工作室UMMM/KIWI联线进行余物再造戒指工作坊


日常的强度


我们去年开始在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做公共艺术展时,就意识到公共艺术不仅有其作为艺术承载体必然的物理属性,同时也有一个心理层面上的公共属性,它能在公共空间当中影响到人的行为和情感,这是非常微妙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由于公共空间当中频密的活动得到加强,变得非常重要。

 

去年我们将场地和讨论的主题集中在“停车格”这样一个空间之中,就希望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当中建立作品和人之间的互动,并且这种互动既日常,又有一定的强度。今年我们去寻找“垃圾“,也希望能够以“垃圾”这样一个世俗之物来激发大家对日常所见的认知和思考。

 

我们的策划工作非常注重从一个微小的点来切入,在深圳,有太多有能量的机构和团体在做宏大的东西,我们想先把小事情做好,选择“垃圾”作为载体,把一切叙事细化到一个点上。我们发现从更小的切口上介入,把小事情挖深挖透,反而会更能呈现出展览的价值和能量。



文中用图由深圳市前沿艺穗艺术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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