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与切片：深圳当代艺术口述》第二集
“观念与切片：深圳当代艺术口述”是为庆祝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四十周年的“深圳时间──深圳当代艺术文献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由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出品、《打边炉》提供专业媒体支持的专栏项目，包含纪录短片和口述文本两个部分。我们计划通过这个系列来回顾和梳理深圳当代艺术的源流与进程，以期呈现一个城市艺术发展的观念文本和切片样本。
9月底，我们采访了孙振华。作为中国美术学院培养出的第一批博士生之一，1993年时，他借由在深圳做城市雕塑的总体规划这一契机来到深圳，随后进入深圳雕塑院并一直做到退休。孙振华谈到自己曾与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聊天，晚上回去就在电脑里记录下这些深圳人的故事，我们并未问及这份记录是否还在继续，但可以观察到的是，某种平民精神的内核一直贯穿于他的叙述和经历当中。
访谈结束后，我们对访谈内容进行了整理，并按关键词的形式予以编辑，依照惯例，文章在发表前经过了受访人的审校。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深圳雕塑院院长。在深时间：1993年至今。
1992年的时候，我面临着一个选择。如果继续在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做下去的话，我就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当年，我的导师都八十多了，在书斋里面做了一辈子的学问。这样虽然也很好，但在当时，我觉得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我们真正告别了八十年代的集体主义，来到了一个以市场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在这个时候，人们的思想也不再是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想了，很多人不再坐而论道地追求所谓的个人，而是通过行动投入到社会，甚至是“下海”投入到市场来检验自己。所以，听说深圳需要有人来做城市雕塑的总体规划，我就托人打听，自告奋勇地来到了这里。起初，我在深圳是被“借用”了三个月，觉得这里处处都很新鲜。那时候的深圳还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的地方，有更多的机会，现在的年轻人虽然可以创业，但是很多机构已经饱和了。在九十年代的深圳，只要你还年轻，就可以做各种事，那时的用人机制特别灵活和直接，没有内地常见的那些所谓的程序和条条框框。最初所做的规划工作给了我一些体会，当时深圳这座城市是无法预料的，而城市最有魅力的也就是自发，这也是现在很推崇的一个概念。城市自然生长的过程中能带给你很多不一样的惊喜，最好的城市一定不是有规划的。93年真正来到深圳后，我就进了成立于1991年的雕塑院，一直到退休都没有换过。当时的院长滕文金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对专业人才很爱护，也很尊重。不管上班不上班，任何时候你只要在看和专业有关的书，或者在写文章，他就很高兴。当时深圳整体上的人才政策也非常好，让你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一个城市若能给人提供这样的条件，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在深圳，如果你在物质上没有很高要求的话，可以生活得很好。虽然当时也有人说，我这样讲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有体制内的工作和固定的收入。但我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可以解决基本需求，而不去刻意追求拥有多少套房的话，那时深圳的氛围可以让你生活得相对自由。深圳还有一种比较尊重个人的城市氛围，比如不会去打听你的隐私，别人也不会管你的闲事，这是和传统城市的最大差别之一。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座城市不会干预个人。在1993到1998年的那段时期，我得以在完成日常的文字工作之余，专心做专业上的事，所以有了大量的写作，包括《中国雕塑史》也是在那时完成的。1998年后，我当上了院长，更多投入到机构的工作之中。我一直以来都对观察社会更感兴趣，所以，来深圳以后认识了很多所谓的社会人，都是从全国天南海北来到深圳来的，也有一些人是生活在灰色地带之中的。我对他们的社会状况很感兴趣，例如他们为什么来深圳，他们真实状态是怎样的，是不是像我们的文学作品，或者影视作品里所描写的那样？过去太单调了，聊天说话的对象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人，而在深圳你会不断地看到有关个人命运起起落落的故事。白天，我跟他们聊天，晚上就记下来存在电脑里。关于这些来深圳闯荡的男男女女们的故事，我一度做了很多笔记，其中有他们的遭遇和情感，跌宕起伏，非常有趣。现在看来，深圳的文化和深圳人之间其实是一种双向的塑造。这座城市不断在用它的精神气质改变着每个来到这里的人，这些人要依照这里的规则和惯性来生活，同时，城市又被来自天南海北的人而共同塑造和改变。有很多迹象都可以表明，比如有全国各地的人来到深圳，于是深圳成为了全中国口味最杂的一个城市，各种吃的都有，这里的人也能接受各种口味。还有一个迹象是，在深圳有很多看不见的圈子，都因为不同的原因而形成，比如老家所处的城市、战友、同学、爬山或者收藏之类的爱好等等。我曾经进过几个圈子，但和人家谈的时候，他们如鱼得水，我就不是很灵。2000年以后，深圳这座城市更成熟了，各种各样的圈子给予了很多来深圳的人一种支撑，他们可以在这个城市的某个圈子里找到自己。而且这个圈子未必要很张扬，但都有各自和世界沟通的渠道。2000年是一个节点。从技术上来讲，深圳可能是真正进入了一个互联网的时代，而且在全国范围内还更加领先一些。从城市的积淀来讲，2000年以前，深圳人都不认为自己是深圳人，但这之后，深圳人的主体性，以及这个城市的凝聚力开始形成了。深圳的市区内开始出现了一种日常化、生活化、平民化的趋势，例如在华侨城，已经能看到推着婴儿车的妇女、老人、谈恋爱的年轻人等各色人群在河边聚集，他们形成了一道只有在都市才能看到的风景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征兆和信号。2000年左右还标志着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城市的国际化气质开始形成。虽然在那之前已经有很多老外居住在蛇口，但那时国际化的意识不是那么强，很多东西还要通过香港转一手，2000年后有更多老百姓出去，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深圳人出国的风气开始流行了。雕塑是一个城市文化发展的很好的物证，我们可以通过雕塑来解读这座城市。最早在深圳出现的雕塑《开荒牛》，代表着一种奋斗、开拓的精神。到了1994年左右，蛇口出了一个韩美林做的《盖世金牛》，身上驼满了元宝，更像是在炫耀财富，恰好体现了很多人在深圳赚了一笔钱，就回去置业的心理。但那个时候的精神还不是一种真正的深圳精神，到了1998年的《家园》，两只大牛一只小牛开始出现的时候，这才体现出一种温馨和祥和的家的感觉。我们在同年做的一组群雕《深圳人的一天》，也是在展现这种平民和日常生活的意识。2000年的时候我邀请了美国雕塑家协会主席约翰·亨利来深圳展出作品，作为友好城市休斯顿送给深圳的礼物，为此我们还专门去了一次美国，这也是国内第一次参加世界雕塑大会。他的作品被运到了深圳后，重新上色，装起来放在了中心公园，也就是现在的上海宾馆前面的绿地，那个地方成了国际雕塑的集中区域。可以说，雕塑证明了这个城市发展的一个节点，深圳不光是只具有岭南文化传统的城市，而是成为了具有国际气质的城市。我主要是做理论的，但创作《超女纪念碑》是我作为雕塑票友，玩得比较大的一次。这之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2005年的时候有一个朋友约我谈一个沙龙的事情，当时我确实都在外面跑，老约不到时间。后来八月份有一天我终于有时间了，结果他告诉我说那天晚上不能聊，今天晚上他要看电视。我就觉得奇怪，他约了我那么久，终于有时间了他要看电视？他说今天是超女总决赛，这个不看不行。我很好奇，晚上就跟着看了，一看就被吸引住了。震撼我的并不是谁唱的好，而是这个选拔机制，它代表了一种新的生命力，从海选、手机投票到选拔，每个人都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来决定市场的走向，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化。看完了以后，我就一直在想超女的事。2006年，我在雕塑院举办的一个展览中提出要做一个超女纪念碑。当时，我想到了工人和集体农庄社员的形象，于是决定按照一个典型的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雕像模式来做，同时将它转移到消费文化和大众狂欢的时代语境中。过去，工人和农民是一个时代的英雄，今天超女成为了大众文化的英雄，雕像中的两个人一个拿着麦，一个拿着玉米，因为玉米是李宇春粉丝的标志。正因为有这样一种不同时代之间的对比，才能体现出它的历史感，否则只是一个纯粹的笑话。这件事后来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很多做文化批评的人为这个写文章，也有许多人说粗俗，艺术家的道德感和底线全都丧失了，甚至有李宇春的粉丝要起诉，两边都不讨好。后来，我想了一下这件事情的意义，其实它是借助了媒体时代的力量。过去传统的歌星靠演唱会和收音机来传播作品，但超女的现象之所以能发酵，就是因为我们处于一个电视高度普及，手机可以用来投票，人们可以上互联网的时代，这点对超女这一节目的火热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超女其实也体现了大众文化积极的一面，比如说社会动员，那种广泛的参与感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认识，哪怕这个东西只是一个娱乐。后来这件作品持续地引发了不少舆论，在网上搜索“超女纪念碑”，大概能统计出四十多万条条目，这可能就是我们期望艺术来达到的目的，让大家来反思文化和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之间的关系，而当时的深圳恰好缺乏这一点。大家出国回来老说，国外城市有那么多的雕像，其实大家看到的都是古典时期的英雄主义雕像，比如说英雄骑马像，这些东西都是过去那个时代的残留。深圳是一个现代的城市，肯定不能再去走一种传统造像的路子，一定要让雕像艺术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雕像艺术在这里应该是一种低空飞行的艺术，要接地气。从1998年在深圳举办的“第一届当代雕塑艺术年度展”开始，我们的展示空间就设定在户外，普通老百姓随时可以来参观。这是深圳雕塑的发展的另一个特质，就是走出美术馆。现在深圳拼命地在建美术馆，而国外比较前卫的想法是如何把艺术还原到真正的环境之中。艺术一旦进到机构，找到自己的位置以后，就割断了和生活的联系，我认为艺术一定要在现场和生活中的人群发生关系，这样才是有生命的艺术。雕塑院后来改名为公共艺术中心，这在当时的国内是一个超前的举动。2000年以后，有很多人公开地在学术刊物上写文章，提议把城市雕塑改为公共艺术，因为如今艺术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城市雕塑这个范畴。城市雕塑是中国在1992年的自创，在国外没有这个说法，当然这个词本身在当时来说是有缺陷的。1992年中国开始大规模城市化，城市雕塑的叫法是在迎合城市化的需求，但是在乡村等非城市区域的雕塑又该叫什么？公共艺术，指在一个公共空间里通过绘画、建筑、雕塑等手段呈现出的作品，它的载体不再是过去单一的雕塑，而是任何艺术形式都可以成为公共艺术的载体。价值取向上，公共艺术也比城市雕塑更加鲜明，它强调的是公共性，也就是参与、互动和民主化。过去的城市雕塑并无法形成一个生态系统，但公共艺术是一个多元意见的博弈，我们以对话和讨论的方式来做艺术，更具当下性。公共艺术经常会演变成三者甚至四者之间的关系，比如一个在小区里的公共艺术项目，就会有业主代表、居民代表、管理方、出资方和创作方，共同在其中发表意见，改变了过去做户外雕塑时纯粹的甲方和乙方的关系，也就是一方出钱，一方执行。有时候我们在一个社会空间里很难直白地去说些什么，对于那些碰到公共事务不愿去发表意见的人来说，公共艺术可以使每一个人都有表达和参与的机会，以此来培养大家的权利意识，以及去习惯我们和公共事务之间的关系。国内还有一部分精英人士，常常认为老百姓是不懂什么的，但我们从自己做的调查问卷中看出，如果真正让公众参与，他们的意见往往非常有效，所以，也需要改变精英阶层的想法。从这两个方面来说，我认为公共艺术也是一种意识养成的方式，可以推动社会进步。以前，深圳这座城市之所以能成功，就在于你可以没有门第和权富背景，靠个人奋斗和打拼来获得尊严和价值，它的背后有这样一种平民精神。这是深圳能发展到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城市如果不能给人一个上升的通道，而把通道封闭住，那么这个城市就没有希望了。深圳有了这种平民性，它的背后是一种个人权利的伸张。在好多别的城市，大家就满足于个人温饱，自己干自己的事情。深圳人管大家的事。我甚至有朋友看到汽车尾气排放很厉害，他开着车马上把车牌号记下来去车管所举报，他真的觉得这个怎么能这样？其他城市我还真没看到这样的人。这恰好就是一种公民精神，但后来有专家提出，在今天的中国提公民是不是有点大了？还是要从国外借鉴经验，开始提市民精神？我们可以总结地说，公民精神更多的是强调政治权利，市民更多的是经济诉求，而平民，更多是指那些非显贵的普通人，到城市里来的芸芸众生。回过头来看，我还是觉得深圳这个城市更适合我。深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文化人过去的那种书生气，过去我们对社会中的很多事情并不是很了解，来到这里之后，才知道书本上的世界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深圳还改变了我的一点，就是这个城市很注重一个人的财富。过去我们对这些很抵触，来了深圳以后我们才知道要如何去驾驭和正确的使用，并且超越财富，否则很多人老是以一个清贫书生自居，也只是自得其乐。在深圳一种天经地义的说法是，你必须要靠你的努力去获得更好的生活。这种观念上的改变，实际上跟传统人文观察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其实深圳还有一种改写，就是你在这里不会去嫉妒拥有财富的人。在一个传统城市中，一个人若是处于比较窘迫的阶级，可能会对有钱人产生一种对立的情绪，会不满他们为什么这么拉风。但深圳告诉你财富这个东西必须要靠自己努力，无需一昧将自己定位成一个不追求财富的人，而是首先要投入到生活当中。深圳也改变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在传统的城市中，如果一个人在体制内工作，就要天天和这个体制死磕，觉得没有它我就活不了。其实在深圳待长久了以后，一个人的心可能会变大，很多事情不用像过去那样在一棵树上吊死。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样反而培养人的独立性。要靠自己，凭着自己的能力去解决问题。当然，我们在比较正面地看待深圳时，这之中也有很多这个城市自身的问题。比如说深圳比较功利，很多时候强调效益的优先，凡事都追求有没有用。相对而言，大家可能就觉得纯人文的思考和活动意义不大，那些需要你一个人思索研究、皓首穷经，和利益没什么关系的事情在深圳就没什么人做。这个城市太追求有用，那种得以对我们的时代或者其中某一现象进行思考和批判的艺术，一直都做不起来，但设计或者科技层面上可以运用的东西，反而更容易做。我有一个听来的说法，就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出两种东西，一个是当代艺术，一个是美女。我觉得深圳可能美女够多了，但当代艺术没有。现在，深圳看起来似乎有了很多艺术机构，但很多人在收入增加或是得到一笔不菲的资助后，开始收藏艺术作品，却是为了增值和变现，这肯定是存在于我们深圳的一种现象。就像早期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的口号也是在强调有用。时间是金钱，生命也是金钱，最后所有问题都变得可以用效率和金钱来衡量。也许这些在最初发展的时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相对于内地的发展滞后，更是显出它的先锋性，我们可以说西方的现代性发展也是这样。但到了一定时候，这一逻辑就需要反过来重新思考了，我们需要有新的价值观注入其中。我不知道这座城市以后进一步发展下去，大家的生活提高了以后会不会有改变。当我们说到深圳这个城市的品质时，我一直觉得深圳的设计感很强，国内外有好的技术和设备，深圳马上就引进来，但我并不特别主张过分的精致或者高成本的制作。我更希望我们的设计能带有一种对人的关心，比如说在一些细节中体现出对老人、小孩和弱势群体的关心，或者对生态环境的关心。深圳的产品包装色彩太强了，过度包装，如果我们用更环保的材料，虽然不是那么漂亮但反而更省钱，这样就可以。这种关心在台湾和日本都可以从很小的事物上看出来，在香港也是，遇到边坡一定会有一个提示，让人觉得很温馨。深圳可能还停留在技术和设备上讲究的阶段，做的光亮平整，使用华贵材料，简直无懈可击，但是怎样做的更人性化？哪怕牺牲一点形式上的美感，但应该去追求更多人文上的内容。我这几年做的公共艺术项目，基本都集中在生态问题上。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生态文明的时代，这次的疫情恰好印证了这一点，那么，做艺术就一定要考虑去反映生态问题的可能性。过去做雕塑用的石头和金属等材料等都是不可持续的，做艺术的过程中，开山和冶炼等环节也会产生很多消耗，对环境的破坏很大。我想，我们无法再以传统的制作模式和自然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而是应该运用生态材料来做艺术作品。其实所有的生态问题都不是纯粹的自然问题，还涉及到社会问题，我们首先要提倡一种生态观。我同时也在武汉生活，这次疫情武汉受到了重创，如果要重生，该以什么艺术面貌展现？生态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口。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东湖国际生态雕塑双年展”的和整个城市的理念以及之后的发展恰好也是非常吻合的。展览会请艺术家们到现场实地考察，尽可能用生态材料创作，也会强调强调科技手段的运用，利用空气和水等元素做互动和感应，这样既有比较好的视觉效果，而且不会占用太多的资源。其实，我们对现在的深圳艺术生态并不清楚。过去，深圳艺术的发展过于集中，大家可能会通过美协系统，还有媒体来了解深圳的艺术生态，但通常一说就是那几个人，那几个馆和那几个社。有一段时间，深圳对艺术的报道还比较多，像《深圳特区报》和《深圳商报》都有专门的版面，例如“文化广场”这样的，我自己就在上面写一个专栏写了好多年，它能满足我对社会的一种关注，这些媒介也成了我们一般人了解深圳艺术现状的一个窗口和渠道。现在的深圳真的形成了一个生态，需要我们去了解。所以，这个不清楚也说明我们的管理方式过于体制化，我们的统计模式，以及获取信息的渠道都有问题，可能有几个人在角落处做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而已。那些媒体和网站捕捉不到的信息，就会成为我们视野中间的一些空白，不过这也没关系，我想他们也是一股正在增长的力量，深圳毕竟还是吸引了全国各地搞艺术的人，只是过去前进得比较缓慢，多了以后他们可能会形成自己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