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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势而为:鲁虹的深圳口述

MoCAUP 打边炉ARTDBL
2024-09-07
《观念与切片:深圳当代艺术口述》第三集


出品: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
专业媒体支持:打边炉
采访:钟刚
编导:乔治红
编辑:黄紫枫



“观念与切片:深圳当代艺术口述”是为庆祝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四十周年的“深圳时间──深圳当代艺术文献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由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出品、《打边炉》提供专业媒体支持的专栏项目,包含纪录短片和口述文本两个部分。我们计划通过这个系列来回顾和梳理深圳当代艺术的源流与进程,以期呈现一个城市艺术发展的观念文本和切片样本。


10月初,我们采访了武汉合美术馆执行馆长、原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鲁虹。1994年,在百般的犹豫和权衡下,鲁虹离开了生活、工作多年的故乡武汉,开始了他在深圳“南下打工”的生涯。鲁虹曾担任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在深圳的20年间,他的工作还伴随着当代艺术在这座城市萌芽发展的起起落落。谈及自己二十年前作出的决定,鲁虹说到深圳对当时的年轻人具有着巨大的文化吸引力,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如何适应新时代的特点,持久地延续一座城市在文化上的优势。


访谈结束后,我们对访谈内容进行了整理,并按关键词的形式予以编辑,依照惯例,文章在发表前经过了受访人的审校。






鲁虹

武汉合美术馆执行馆长、原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在深时间:1994年至2014年。






1、南下“打工”


我最早去深圳是1993年,当时严善錞已经调往深圳画院,在一次回汉期间问我,想不想去深圳工作,据他说,深圳美术馆想在武汉招一个搞美术理论的人。正好深圳美术馆的馆长和湖北美协主席唐小禾老师以前是的朋友,唐小禾就把我推荐给了深圳美术馆,听到这样的消息后,我夫人十分积极,在她的大力催促下,我托严善錞带了一份简历到深圳美术馆,决定去深圳试一试。深圳美术馆提出让我去那边试用一段时间,经过再三考虑,当年7月,我便只身南下,开始了在深圳的“打工”生活。


那个时候的深圳和现在不一样,新城市,本地艺术家很少,不像在武汉那样可以经常和老师朋友们交流,在深圳实习感觉挺孤独的,我也不太适应一个人长期生活在外,1993年11月实习期结束以后,我又回到了武汉。


令我始料未及的是,回去以后深圳美术馆方面还在继续给我做思想工作,而且很快办好了我的调动手续,这让我的心情非常纠结。武汉是“85美术新潮”的一个重镇,出现了一批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和和评论家。思潮回落之后,大家感到在武汉创作氛围有所限制,纷纷离开武汉,去了外地工作,我在武汉的一部分老朋友,包括皮道坚老师、尚扬老师和黄专等人,他们都已经先来到了广东发展。为此,我几乎征求了所有朋友的意见,最后在犹犹豫豫的情况下,过完1994年的春节,举家南迁前往深圳。

 


2、精神聚餐


突然离开生活多年的故乡,这无论对谁而言,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转折,最初到深圳的时候还没有分配房子,我们就住在深圳美术馆山上的铁皮屋里。好在陆陆续续地调来了不少艺术家和批评家,接触到了一些新的朋友,深圳的氛围也逐渐好了起来。像是严善錞、孙振华、杨小彦等朋友,我们志趣相投,虽然都有着自己的工作岗位,但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见面,喝茶聊天,可以一起策划展览活动,有时还会合作写书与写文章,相当于是精神聚餐了。这样的交流时光,在当时深圳追名逐利的大环境里,实在是太难得了,也为我的工作带来了相当重要的启发和碰撞。



3、走出“地下”


深圳毗邻港澳,又是在改革开放这样比较开放的情境之中,占据了地理上、交流上明显的优势,因此在1990年代末、新世纪初,内地美术馆事业还没启动的时候,深圳就已经有了深圳美术馆,以及何香凝美术馆和关山月美术馆这样的国家级美术馆,后来还成立了全国最早也是唯一一所隶属于国家级美术馆的非盈利性当代艺术机构——OCT当代艺术中心。那时当代艺术在全国尚普遍处于“地下”的状态,我们能够在体制内的艺术机构来做一些和当代艺术相关的展览、论坛和活动,还得到了政府的资金支持,这让我们感觉来到深圳,就能做成一些事情吧。



4、支持


政府对文化的资金支持是蛮重要的,有了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以后,我们上报一些好的项目,通过审批之后便会拨一些钱给我们做,这都是当时在内地没有的优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确实也做成了很多事情,比如1998年,黄专、孙振华和我一起,在何香凝美术馆启动了深圳国际当代雕塑展,这么一届一届地做了下来,对公共性、公共空间、公共艺术等问题进行了多个角度的讨论;2001年,我和孙振华在深圳雕塑院做了展览“重新洗牌——以水墨的名义”;2003年策划了“第一届深圳美术馆论坛”等学术活动。


2002年开始,我还在深圳美术馆策划了中国当代油画的系列展览。这也是出于机缘巧合,原本我的关注点更多在当代水墨这一范畴上,但是深圳画院的董小明老师已经策划了一系列的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在深圳美术馆王小明馆长的支持下,我们另辟蹊径,结合当代油画创作转型中的不同问题、联合起不同年龄段的艺术家,围绕着“观念的图像”、“图像的图像”等主体,策办了每年一届的中国当代油画展,一共做了十二届。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做这些展览、论坛和活动,在全国来说都走在了前头,又能得到来自各方各面的支持,确实是比较难得的环境。



5、节点


我在深圳这二十年,除了机构工作以外,我在学术上的研究同样获得了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的支持,完成了《中国当代艺术史》这本书的出版,这也是我在深圳二十年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写这本书其实是受到了美国艺术史学家詹森的影响,他的艺术史写作是一条不同于中国传统艺术史的方法路径,不强调“以文为重,图为辅”,而是根据图像寻找问题,确立写作的框架后,收集重要的作品编辑成册。我尝试先把1977年到2019年间重要的艺术作品收集起来,在选择作品的时候,既已介入独立的自我评判标准,随着编辑工作的进行,一个基本的写作框架也树立起来了,最终完成了四套的《中国当代美术图鉴》。



6、基础


1980、1990年代的条件不像现在那么好,电子扫描功能都没出现,要编图鉴只能够逐个去找艺术家提供作品。有的艺术家并无相交,还得通过不同朋友的层层介绍找到他们,等到艺术家出了作品图册,再请他们把画册或者图片借给我们进行翻拍。靠着这些“粗糙”的方法,为我后来乃至到现在的写作都积累了大量的图像资料,图鉴的基础素材也因此而得以建立起来。


我也一直在收集文字资料,这对于写作而言是不可缺少的支柱,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自己也有意识地留存了很多书籍杂志。但那个年代在深圳做研究的工作的确有些限制,写《现代水墨二十年》期间我到深圳图书馆去查书,非常奇怪,图书馆里竟然连新世纪之后重要的国家美术刊物、作品和研究专著都没有收录,更不要说从1978年之后这么长时间段里的艺术家画册和其他的资料了。后来我都要跑去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去查资料,那时黄专还在广美,我每次在他家住一个多星期,依靠着复印,留下了好多黑白的通信和文献复印件,现在家里还能找得到。至于深圳美术馆的图书室,虽然早起美术馆经费比较紧张,但我们深知文献资料对于研究的重要性,还是尽力把80年代以来的《画刊》、《美术》杂志都一整套收齐了,至少也在深圳留下了一份最完整的查阅资料。



7、积累


美术馆的事务性工作非常充实,说实话,要同时兼顾学术上的研究并非易事。不过这不是我一个人要面对的问题,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湖北美协工作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一些先例。在那个环境里,有些人把自己一辈子的精力都献给了美协,而像陈方既、鲁慕迅、周韶华等老师,他们都在做好协会工作的基础上,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全身心投入到了对研究和创作的钻研之中。我的老师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让我一直在警醒自己:美术馆工作忙碌,稍不留心便容易陷到纷繁的事务之中无法抽身,千万不能碌碌而为,到退休的时候一无所有。于是我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赶在美术馆上班前花一两个小时写作,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调配时间,并利用起周末的时间,日积月累下来,总是能形成一棵大树的。



8、顺势而为


在1980年代初期,我在武汉做彭德老师的助手,当时湖北美协从推动艺术变革的目的出发,创办了《美术思潮》杂志,彭德担任主编,副主编是皮道坚,我也因此开始参与了编辑的工作。与传统的美术刊物不同,《美术思潮》强调艺术变革时,还及时介绍了国内外新的艺术理论与创作现象,在很短的时间里受到了关注,也团结起了一些后来在国内十分有影响的中年批评家,如黄专、祝斌、杨小彦、严善錞、李松、邵宏等人,形成了一个十分有效率、十分有趣味的集体。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此后多年内,都依然是我在做理论研究工作上的良师益友,指引我调整了原来一心想要画画的思路,专注在自己更加擅长的理论工作上。


到了深圳美术馆,有空间让我做展览活动,我就做了件当代油画双年展。后来美术馆的展览方向和我个人的策展兴趣不太一致,还给美术馆的展览和活动安排带来了一些麻烦,条件不合适,我便转换思路,稍微远离了美术馆的管理工作,继续协助美术馆日常事务的同时,为自己争取到了专心写书的时间。好在美术馆也支持我,回仔细想想,能够花八年独自做研究,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段时光。


我这一辈子就是顺势而为,清楚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所以我到深圳来也没想着要去赚钱、去炒股,我知道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子,深圳的工资也高,1994年我在武汉的工资只有五百,到深圳工资翻了一倍,还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足够了。剩下的事情,有机会就抓住不放,把它做好,做不成的事情不要硬做,不能一直拧着干,换个方式,换个思考问题的角度,还是会有非常不一样的收获。



9、无奈


我记得早期我们做美术馆,看了许多介绍国外优秀美术馆的资料,甚至一有机会就跑到国外去考察,对先进的美术馆运营经验都有所了解,迫切地想要按照国外同行的方式来做,在美术馆与国际接轨上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是我们的做法和大环境之间存在着一些理解上的落差,在国内外美术馆的运作方式和轨道方向都不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很难完全套用别人的做法,这在实践中就会遇到一些阻碍,也出现了一些尴尬又无奈的情况。


很多问题即便是到了当下都还是没能找到解决的出路,有的美术馆一年下来要做几十个展览,这怎么能够保证质量呢?我曾经在《中国美术报》上写过文章,希望美术馆把展览数量降下来,把质量提上去。过去我们在深圳做水墨双年展,整栋楼四层的展厅都给我们用了,可是展览不到一个月就得撤了,多难得能够搜集这么多艺术家的作品,布展、运输、保险都花了不少钱,这简直是巨大的浪费,但这也是很无奈的现状,只能转变思路,去适应环境吧。慢慢地还是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出路,像我现在来到武汉负责合美术馆,重新实践一些美术馆工作的经验和想法,这也是因为有了前期的积累才实现的。



10、舞台


深圳艺术的优势并不在于本土艺术家,恰恰是在于这里有空间,一些有能力的人可以上台主持活动,把国内当代艺术的精华集中到深圳,让深圳成为一个展示的舞台。


我们也曾被人批评过“拿着国家的钱去请外地的艺术明星,不注重对本土艺术家的扶持”,但其实我们工作的时候并没有本土还是外来的概念,肯定是按照艺术的标准去看的。毕竟在深圳这个地方,“本土”的概念很模糊,很多年轻的艺术家户口也不在深圳,只是某一个阶段在深圳租了一个工作室,待上几年就走了,流动性非常大。我们尝试做过一些“本土艺术家”的系列展览,展览质量和反响并不尽人意,作品本身达不到一个高度的话,很难硬推出去。在交通和信息都很发达的时代,再依照古时候那样按地域划分画派的做法,都无法成立了,评判标准的问题,还是要以整个国家为背景来考虑的。


这也和时机有关系,深圳那个时候当代艺术的创作群体相对来说还是少数,在体制内的艺术家关注点更多在于传统的艺术形式上,很多当代艺术家还刚刚毕业,处在摸索自己创作语言的起步阶段。而且那个时候无论在广州还是深圳,你看王璜生做广州三年展,影响力那么大,都没有以地域为限制去挑选艺术作品,他们的视野是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现在不一样了,二十年过去了,很多艺术家成长起来了,有了这样比较成熟的条件之后,再去做一些地域性的总结,拿出来的成果也更能说服大众。



11、同步


当代艺术在深圳的发展是和城市发展同步的。回过头来看,适逢2000年初,中国加入“世贸”以后,形势比较开放,出现了一些松动的空间去接纳当代艺术。在国内还没有一个体制内的当代艺术馆的时候,我们便积极地参与到了深圳当代艺术馆建设的策划之中,写了很多的策划方案,到现在还保留着。我们做的时候也是雄心勃勃,想着参照全世界当代艺术的情况,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以来重要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收藏、研究和陈列,写了很多策划方案。但是后来因为整个工作时间线拉得比较长,没办法兼顾自己的写作和工作,我的志向还是在策展和研究上,就从这里面退了出来。


靠着早期这样紧跟时代的工作视野,深圳的艺术机构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突出重围,激发出特别的能量。深圳是改革开放下的城市,不能过度地要求它去开发传统文化资源,深圳的特点就在“当代性”上,要注重发挥在这一层面上的优势。现在全国发展文化事业的氛围和当初已是不可同日而语,各地都在强调文化立市,有了充足的资金支持美术馆的建设,深圳原来的资金、政策支持不再是全国独一的特例。我认为,这样的情况下美术馆妥善规划工作方向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了,假如定位模糊、工作之间逻辑性不强的话,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去做,工作的成效自然就相互抵消了。



12、文化吸引力


深圳的效率是在经济上走,一个地区经济发达以后,要怎么把文化装进去,这两者一直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去深圳工作的时候,是从全国的文化事业单位中抽调了一批有能力的人,组建了深圳雕塑院、画院、美术馆等艺术机构最早的团队,也成为共同推动了深圳当代艺术发展的骨干。


然而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当这一批“50后”、“60后”逐渐退休,我们却很难像1980年代那样把新一代的优秀人才都挖到深圳来了。别的不说,当初我们来到深圳都能分配住房,现在深圳房价那么高,这些人才来到深圳,连房子都买不起。而且全国各个城市的经济都在发展,生活水平、交流沟通成本已经不像当年那样有着巨大的落差,那么,要如何长久地保持它在文化上的吸引力,这是我们所有在深圳的文化事业从业者都需要考虑的。



13、亮点


深圳当代艺术一直发展后劲不足的原因很复杂,最主要是优秀的艺术家太少了,再就是文化上的生产力并不集中。新世纪前后,深圳在全国都备受关注,艺术家对于能到深圳来做展览都抱着一股渴望,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推动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这是那个时代造就的,到现在不可能再有了。现在艺术家在深圳要是卖不出作品,生活都成了问题,无法顾及创作,更加形成不了艺术家群落之间积极的集聚效应,文化生产力自然就疲软了。


深圳有它在文化层面上的短板,但在这座城市最初开创文艺事业的时候,所受到的关注度、施展空间、政策的支持力度也是全国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这样的优势还在不在?为什么深圳的一些艺术机构,影响力相较于2000年代初大不如前,这可能和做得好不好没关系,背景不一样了,那对于艺术机构来说,要怎么做才能保持文化上的超前性和吸睛的优势,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去思考工作方法的问题。近年来艺术博览会和画廊的兴起,可能倒是一个亮点,这和深圳的经济发展也有关系,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确实比较可惜,但我觉得深圳在这方面是可以做工作的。



*视频中部分素材,由受访人惠允和授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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