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林：水流与水速
樊林，策展人，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教授
坪山美术馆四季学术沙龙第三期——2020年夏秋专场“作为田野的珠江三角洲”，将主题聚焦于这片作为“行动者的田野”的三角洲地区。我们邀请了6位艺术从业者和学者，基于自身实践进行主题演讲，并邀请了2位青年学者作为沙龙中圆桌讨论部分的评议人。我们期望这次沙龙一方面开掘过去20年这个地方的沉潜与隐秘的话语资源，同时也将珠江三角洲作为一个对象与主体进行审视与考察。
过去十几年间，樊林一直在珠三角的当代艺术的亲身实践中，有意识地以问题作为切口，把当下话语的记录转作艺术史书写的材料，随着时间的积累，这样的梳理呈现出在多个面向探究此地艺术的可能性。正如作为隐喻的“水流和水速”，暗示着珠三角的当代艺术生态有如一片水域，潮起又潮落，较之于田野一词，水域更富有交织、融汇、消散的流动感，同时顺延着流向，两岸具体而实在的作业也得以凸显。
此次沙龙由坪山美术馆主办，《打边炉》策划。本文在作者发言摘录基础上经《打边炉》编辑整理，部分内容有删减，发表前经过演讲人的审校。文中用图来源于演讲者的PPT。本文编辑：黄紫枫。
我在以广州为主的地区生活了30多年，在课堂教书、与同事包括学院外的艺术家们的讨论、以及这些年更主动地参与和介入不同艺术空间的实践，形成了一些认知和工作的基础。展览总是在不断地发生，但是展览最终能留下来的东西，可能未必能够形成深入的讨论，我也在借助不同的展览、艺术家的创作，或是文本的观看、讨论以及传播中，借机反思自己的工作究竟在干些什么？
我主要的工作是在学院里教书，内容基本锁定在一个比较恒定的话题——西方艺术史，而且我的讲学是着重于风格史方面，这一层面的研究和讨论可能更多建立在对艺术创造的普世价值之上。其实对于艺术史来说，当代并不是一个能够当即被拉进书写的坐标，如果艺术史所涉及的关于艺术生产的话语没有办法对应今天的现实，没有办法展开更多的关于当代艺术的讨论，艺术生产和组织的语境，以及它们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就形成新的问题：我们究竟可以用什么样的词汇，概括、总结、留存下切身经历着的历史“材料”，让其为未来提供书写的可能？
然而，学院里的工作就很容易扮演起“语言领袖”的角色，导致我们对周边的观察过分主观。我们不能太固守在一个历史话语之中，或许可以在当下词语不断地提炼和生成当中，提出一些更新的语言想象，形成双向的修正补充，这是我在自己工作中会去主动遵从的伦理自律。在思考“当代何以成史”之余，我也很享受投入到其他的工作之中，写作、做展览、艺术观察，并选择媒体进行合作。
正因为身处其中，有些感受特别突出：2000年之前，南方当代艺术的发展和北京上海那种偏向权力中心话语发展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一致性，但2000年以后的珠三角，呈现出一种在南方这片土地自身的文化结构传统的和外来文化彼此交互的形态。这个过程与其所处地方的社会、经济、文化，包括人的发展是并行的，而在相互作用中产生的自觉，让行动所能产生的当代的属性越来越强，所以讨论当代问题成了我比较重要的诉求。
我会锁定一些方向，比如留存知识生产的结果、梳理一些现象发生的线索，特别是那些脱离了过去相对单一的用官方资金来支撑美术馆运营工作的模式，以民间资金、艺术家个体、甚至是学院立场展开的实践，希望能够勾勒出各个不同的艺术组织结构和在地性艺术实践增长变化的情况。在一个又一个、一年又一年的工作中，我大概能够在今天勉强提出一些观察的结果以及思考的方式，虽然还不太能够输出成体系的方法论，但它们或许能以提问的方式，帮助大家切片思考。最终我还是希望自己在教学和实践这两个层面的工作能够并到一条主要的河流上，在实际的工作中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呢？下面我会用几个展览案例和大家谈到。
回顾广东当代艺术的发展，我觉得2000年是一个时间点；2008年前后，伴随着“广东站”、“广东快车”等词语在国际展览中的提出，广东艺术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换；大概经过了5年的时间段，2013年左右广州的艺术空间、艺术机构和艺术家聚落又开始产生了新的变化。我针对艺术机构的建筑空间、展览数量比例，以及艺术家、艺术家聚落的关系，提出了以下图表式的观察。这也是我第一次用这样一种相对理性的、梳理数据的方式，去回应在此地的工作，由此开始找到了一些思考的角度和方法。
广州艺术生态观察，技术支持：时任国际单位艺术中心的张烁
2010年，在扉艺廊的邀请下，我作为策展人，冯原作为学术主持，与香港艺穗会、JCCAC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在粤港两地做了一次合作联展，“广东主义”这一题目就是那时提出的。展览结构很有意思，第一站在香港举行的时候，我们从广州带去了一部分的艺术家，和香港本地的艺术家，形成了两大板块，在展览中彼此穿插，形成讨论的互文。当展览从香港搬到广州，香港方用了“行路上省城”的说法，暗喻着香港和省城广州之间地域游离的关系，整个展览的结构是建立在粤港两地非板块的文化结构之上的。这个展览中广东、香港艺术家在视觉层面的工作让我理解到，所谓的“广东主义”，就是随时随机地产生复杂的流变，而且是这一种非常强调行动的关于艺术的思考方式，当它以一种对话的方式生成的时候，非常适合我们去对当下进行讨论。当然这个展主要还是聚焦在创作本身，聚焦在作为独立创作个体的艺术家对地域文化、政治地缘问题的讨论，暂时来说仍停留在一个比较表象层面的讨论。
“广东主义——一种地方性的博物志”展览海报
到了2017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的时候，我再次和冯原合作，在由刘晓都负责的“南方”板块中，做了单元策展计划——“漂变的珠三角：岭南寓言集”。展览中有一些作品，像是《江岸三村》、《五十年河东，五十年河西》中都能看到对珠江水域的勾勒，另外的作品比如《新瓦脊公仔》，我们看到南方的文化和传统，是如何在一个外国人的广东生活中表现出新的在地形和刺激。“南方”这个词语已经被使用太多次了，有别于建筑界谈论中呈现出相对强势一面的“南方”，我们更想要锁定艺术家创作中的南方概念，调动艺术与生活、与公共对话的系统。
当时我们讨论的发生地是在深圳，在历史与当下冲突特别强烈的南头古城里，于是我们采用了艺术与历史、社会研究、人类学方法相结合的手段，更深入地去观察个体、群落、集体和整个社会大环境之间冲突矛盾的多元性。某种意义上说来，我从来都不是以独立个体的方式展开对大的区域的分析和了解。我会通过与不同人的合作当中，获得既和我一致，又有更多更丰富流向的学术支持。
“场域的毛细管——2016珠三角艺术单位观察展”展览海报
除了对艺术家的生产方式，还有其背后地域文化、地缘政治的思考，差不多是同一时期，我开始了对集体式艺术单位的观察，并于2016年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与胡斌联合策划了“场域的毛细管：2016珠三角艺术单位观察展”。从2010年到2020年间，珠三角地区的集体创作、自我创作、跨学科研究和参与式艺术的工作形态呈现出繁茂的工作态势。这已经具体化到某一个艺术家既在美术学院教书，又在学院以外拥有自己的艺术空间，还会以驻地的方式参与别的空间工作，共同碰撞和生发出一些更新的关于艺术生产的可能性。这次的展览我们的参考范围从原来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扩大到整个粤港澳，我们把所有能够自动展开新的工作方式、沟通方式和创作方式的团体称之为“艺术单位”，并对它们的创作形式进行了阶段性的总结。
这一阶段的工作中，我体会到：若要在参与式艺术中继续强调美学价值的考量，其实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这和过往艺术史在反古典美学传统中不断生成新的美学话语的现象有所出入，但是“不太容易”便意味着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观察和讨论。即便我去比照西方艺术史已有的写作方法，似乎都无法将其挪用至对于珠三角艺术形态的讨论之上，因此，我在此地探寻不同艺术机构、创作者、社会需求之间的张力和角色冲突，以艺术教育、美术馆经验、艺术创作为主要观察对象，勾勒空间性质与边界的彼此渗透。
如果我们把观看珠三角的视角在历史时间线上拉长，一方面是可以看到语境上的变化，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能找到一些环环相扣的特点，比如跨语境交流。当年侯瀚如带着“广东快车”去到威尼斯双年展之后，我们迅速感受到了西方重要展览输入对这里的影响，后来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双三年展，还有新媒介语言的出现、地方文化政策与艺术创作的在地性，这些都是需要我们逐步去梳理的现象。在珠三角这片地方，跨语际交流在我看来有点像暗流涌动，浮在水面上的是一些已经成型成规模的组织性交流，但在“水下”，还隐匿着一层穿梭于不同语境之间的个体在此地留下的影响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