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变聚落》，陈宣诚，装置（耐候性钢板、金属网、植物），2020
受访：杨勇
采访：钟刚
编辑：钟刚、田露思
由上启艺术策划的“明日边际（Boundaries Ahead）——欢乐港湾艺术计划（OH Bay Art Project）”于2020年12月6日在深圳欢乐港湾启幕，项目邀请了艺术家与建筑师在地创作了13件长期保留的作品。
欢乐港湾位于深圳近年大力发展的前海新区，作为在新区新建的公园，它带着激活区域生态的任务，并面对着未知的人群。以艺术吸引公众对一个地方的关注是区域开发中越来越常见的手段，尤其是与周边环境紧密联系的公共艺术，在旧城活化、乡村复兴等项目中起到了很好的催化作用。但对于公共艺术本身而言，若在一个有在地文脉的地方发生，则通常会有一个较为明确的对话语境，而欢乐港湾是填海而建的全新区域，它既不肩负历史任务，也没有必须面对的问题，它开放且面向未来。随着城市化的加速，深圳乃至全国不断扩张的新城区催生出对公共艺术的急切需求，如何在新的区域做公共艺术？这是当下公共艺术策划者们时常需要面对的问题。
以这个问题为出发点，我们采访了“欢乐港湾艺术计划”策展人杨勇，他阐释了自己对新区域的认知以及公共艺术在新区域中的机遇与挑战。我们以小标题的形式呈现杨勇的十个观点，问题已隐去，发表前经过受访人审校。
深圳当代艺术的发展，源于“后高速发展时期”的一种对艺术的需求，是需求推动了美术馆的建设，也是需求推动了我们在欢乐港湾这个新冒出来的区域做公共艺术。深圳经历了四十年的经济发展，对文化艺术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这在全球城市发展史上，其需求之强，可能都是非常罕见的。正是因为它的高速发展和它作为城市之“新”，对文化的需求也就非常急切。我们如何面对这种“需求”，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被需求推着走，还是在当中重塑我们行动的主动性，将艺术的表达作为“私货”夹带在当中？这就决定了这个城市的艺术发展究竟是一种浅层次的消费，还是能够耕作好一块土壤。我觉得只有把土壤耕作好，土壤中才能不断长出新东西来。过去五年来，上启艺术作为一个立足本土的艺术机构，很多工作都是被这种需求推着走的，但我们很明确一点，我们在这个当中要能够留下一些有价值的印记，要能够推动本土艺术生态的生长。只有这个城市的肌体自身强起来，壮硕起来，它才能有发展，才能有能量的输出，我们在当中作为同行者，也才能走得更远。城市对艺术的需求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需要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往前走，会遇到新的问题，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寻找解决新问题的方法。我们过去前后策展了五次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的主展场和分展场，主要在不同的城中村以及城市边缘的模糊空间中让艺术与环境、建筑发生关系，所在的空间及其所在的区域，都有很深的城市发展的印记和在地文脉，艺术介入其中，会有一个对话的语境。这次在欢乐港湾，它是一个凭空出世、降落而生的空间，周围的环境，地块上的建筑，都是新生的。这个新的区域，是一个没有记忆的地方，是一个对未来进行想象和解读的场所。在这样一个新地方来考虑公共艺术的介入，非常有挑战，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与过去在南头古城和桥头全然不同。全新的区域既考验城市管理者们在硬件上的规划，也考验其在艺术文化上如何对未来进行预判。这里没有要复兴的对象，也没有要找回的传统，它就像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未知的马拉松，跑到哪是哪，所以我们开始这个公共艺术项目非常兴奋，觉得“开始”就是“实验”。《“坛城”4.0-云图》，庄子玉，装置（不锈钢冲孔板、不锈钢骨架），2020
历届UABB都有尝试逐步介入到城市不同类型的空间，每次都像在打游击。我们这次在欢乐港湾的公共艺术计划，想转换一个方式，将“游击战”转变为“持久战”。这次展览的作品都是长期落地的，比起空降一波作品、艺术家、观众和媒体，展览结束后全部撤退，这一次我们决定将“扎根的公共艺术”作为核心来考虑这个计划本身。我们今天的行动，终究还是需要留下“物证”，而这些“物证”，可能会构建出城市文化的某些部分。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对作品的尺度、材料、制作工艺的考量是非常严格的，我们希望这些作品能够长期陪伴一个地区的成长，观众不是去打卡，而是去见证它的变化，见证艺术在时间的作用下所激发出来的魅力。在这个公共艺术计划的实施当中，所有的出图、盖章都在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里；材料上也会考虑到长期在户外存放是否存在安全隐患；过程中也有结构工程师来协助，判断其安全性；在作品的后续维护上，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基本的建议和技术支持。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公共艺术的时间性问题，都是希望作品能够在这里永久存在，不断生长。中国的公共艺术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它会与景观构筑物共处于一个环境当中，在欢乐港湾也是一样的情景。艺术家的作品和景观设计师的作品混合存在于这个公共空间当中，但二者在语境上是不一样的，建筑师、设计师是在回答和解决环境问题，艺术家则是在提出问题或解构问题。艺术家的工作是把一个完整的东西“敲碎”，让公众去想象它“敲碎”前的面貌，然后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去重新构建它的形式与语言。公共艺术与室内的作品展示非常不同的是，它面对的是一个变化的、复杂的环境，艺术家除了考虑周围已有的建成物，还要考虑到户外空间的运动状态，户外的天气、光线、人群、花草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作品要跟环境保持运动的关系，在这个运动当中，作品不仅不能被环境“吃掉”了，它还要不断释放自身的能量。在一个全新的区域做公共艺术，我们需要面对未来的多重可能。未来可能会涌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当下没法回答，我们只是为更长远的回答提供一点推动和可能性。当我们开始在这个区域工作时，我们会和艺术家一起多角度地分析公园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区域规划等已有的特征，欢乐港湾处于海洋与大陆、城市与自然的边界，这既是它的环境优势，也呼应深圳这座城市滨海的特征，因此，“自然”成了一部分参展作品的主题。欢乐港湾的“自然”，是一种生长状态初期的“人工自然”，我们对自然生长的未来状况的想象，对于一个填海区域的建筑与新自然的关系的思考，都成为这个区域的公共艺术都要面对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就是这次艺术计划不断面对的工作。一个新区域横空出世时，大家难免会觉得突兀、陌生，它需要一个进入的方式和桥梁，公共艺术恰恰能起到一种润滑剂的作用，让公众和新区域顺畅地产生关联，艺术能给这里填充温度和趣味。新建的欢乐港湾非常具有开放性，不是一个有相对固定的周边社群的地方，它会吸引各种各样的公众来，因此这里的公共艺术作品要能顾及到不同群体的需求和接受度。这些作品要能让专业的艺术观众认可，也能让小孩子寻找到乐趣，还能启发市民的一些想象或思考，甚至满足网红拍照的愿望。我们希望这里的公共艺术是可以让全市的游客和公园发生关系的粘合剂，这意味着对作品的要求是综合性的。在旧区域做公共艺术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或指向，但新区域则要面对更多不确定性，虽然公共艺术会引导公众对一个区域的认知，但公众反过来也会用他们的方式来回应公共艺术。《传送带》，尹秀珍，装置（不锈钢、黑色大理石、黑色涂料），2020
其实新的地方也有很多可以刺激艺术家发挥的点，尹秀珍的作品《传送带》就是一个例子，尹秀珍是一位举重若轻的艺术家，我们邀请了她为这次艺术计划做创作，她实地考察后，很快就形成了方案，她决定给公园的摩天轮制作一个“影子”。“湾区之光”摩天轮是欢乐港湾地标式的景点，尹秀珍的作品纳入了整体的观光环境。因为摩天轮体量很大，让这个“影子”的范围延伸得很开，人在地上是看不到作品的全貌的，只有坐上摩天轮才会发现这是它的“影子”。同时，作品用了传送带的形式，传送带是机场、海关这种边界区域常见的设施，一定程度上也与公园的边界属性形成关系。《传送带》因面积广，起起伏伏地穿过了公园大理石路面、草坪、水域各种路段，表达了万物互联的概念，部分路段的《传送带》还可以让人坐下休息，实现了公共功能。尹秀珍的这件作品既让作品和环境完美地契合，也帮助这个全新的公园发掘和呈现出它的区域特质。此外，我们邀请的日本犬吠工作室对欢乐港湾也有自己的解读和表达，他们看了场地选点的视频和照片以及艺术计划的整体资料后，抓住这里滨海的地理特点，结合公园里的阳光与风，设计了一个可供公众休憩、演奏音乐的音乐亭。目前，这仍是一个进行中的计划，观众尚未能在现场看到完整的作品，闭幕的时候音乐亭将完整呈现。
做公共艺术项目要有一套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艺术趣味，项目中的合作双方也需要知道彼此擅长什么，相互尊重彼此的专业领域。合适的推进模式是，一部分是自己的判断，一部分要留给合作双方共同讨论生长。上启艺术这些年来合作的艺术家让我们慢慢形成自己的艺术趣味和专业积累，当然，这个趣味是在不断积累和变化中的。我总会把自己的趣味作为判断的一部分，另一部分留给自己的好奇心，对于一些我看不懂的作品，我也愿意接受并好奇于其背后的内容，通过讨论将它的可能性摊开，最终实施和落地的作品才能有让大家都感到“惊奇”的部分存在。《时光长短》，劳拉·博尔斯·福（Laura Boles Faw），装置（树脂），2020公共艺术在什么阶段介入，会是很多创作者都关心的问题。介入的阶段决定了落地后的作品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公共艺术是关于“关系”的艺术，而介入时间塑造了“关系”的形态。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在一个场所设计的初期，就有艺术家介入，艺术家跟建筑师、委托方、政府一起勘查场地，那么艺术家就要考虑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他跟建筑师、景观设计师的关系和分工又是什么？如果在建设过程中让艺术介入，那就需要分析已有的是什么，艺术还能做什么，有时候可能会发生艺术家和设计师互相争夺一个场所的主导权的情况，这种当中的讨论，甚至是博弈，就变得非常重要。艺术家要考虑自己的作品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构建，它可能是对抗式的，也可以是退隐式的，但它不能可有可无的，它一定要成为环境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长期存在。深圳在城市雕塑上很早有了明确的发展规划，并在国内率先将雕塑院改制为城市公共艺术中心。在城市的公共空间当中，分布着不同时期留下来的雕塑作品。深圳还在1990年代就策划推出了深圳国际雕塑展，是国内非常早就开始在公共空间当中考虑艺术介入的问题。在深圳，公共艺术是物化的城市精神，也是城市发展过程当中物证。深圳是一个不断变动、不断刷新自己的城市，这就意味着公共艺术也要在这个运动的轨迹当中来形成节点和线索，这些“节点和线索”事实上也回应了城市对未来的判断和想象。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欢乐港湾的公共艺术计划，这些作品不只是关于时空的“审美”，而是一种带有未来主义的提示和象征。深圳的未来靠什么塑造，我觉得不只是经济，而是一种对没有边际的未来的想象。“深圳想象”并非虚无缥缈，它往往昭示着某个具体行动的展开，这一点，正是深圳非常“狠”的劲头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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