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都：美术馆的生产、运营和状态
刘晓都（受访人供图）
采访：钟刚
编辑：黄紫枫
在深圳，坪山美术馆创造了一个让很多人难以理解的现象。一个离市中心有一个多小时车程的美术馆，却受到广泛关注和谈论，很多人宁可舟车劳顿，也乐于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坪山美术馆的展览和活动，也经常出现刷屏的景象。
这股快速形成的“向心力”，搅动了平静的、甚至是平庸化的美术馆行业。
坪山美术馆在两年多时间里的快速发展，快速绽放，给大家提示了很多信息：比如美术馆的影响力和地段没有必然关系，一个市中心的美术馆可能门可罗雀，一个地处城市边缘的美术馆，甚至有超出地缘的影响力；比如美术馆馆长的专业背景可以有更为开放和更具想象力的决策和尝试，一个美术馆的活力肯定是由一名馆长来带头激发的，他是否有视野和情怀，是否有公心和使命感，都决定了这个美术馆在社会中的位置和影响力；比如新美术馆从零起步，并非是一个短板，很有可能是一个机会，更多的新美术馆的诞生，应该同样诞生更多的美术馆模式，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看到这个事业的发展，而非陷入困境，或进入与现实的斡旋和消耗当中。
坪山美术馆用事实来证明美术馆的发展仍有非常大的可能性，只要不甘于平庸，只要敢闯敢试，美术馆的社会价值就会陆续呈现，美术馆也才能在公共生活当中获得他的影响与声誉。
针对坪山美术馆的短暂发展历程，我们与坪山美术馆馆长刘晓都做了一次对话，其中谈及的“运营”、“状态”、“策略”以及美术馆“做新”，都是过去美术馆行业较少涉及的。我们觉得这不是刘晓都从美术馆行业所获得的经验和知识，而是出自他的实践所得。在我们看来，坪山美术馆的这两年多，就是在摸索当中的观察、判断和疾走。
以下是我们的采访整理。依照惯例，问题已隐去。发表前经过受访人的审校。
做坪山美术馆馆长我并没带有任何预期，不知道自己要做成什么，也没那么多时间允许我一步一步地慢慢去做，得想办法尽快地打开一个局面，把好几件事儿在这个阶段都压缩做出来，形成坪山美术馆基本的路数和结构。说句实在话，做这件事情还是属于开拓型的，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是要把坪山美术馆做到一个符合国际水准的美术馆。我们的出品，我们的状态一定要是最好的。虽然我也不敢说那样就是绝对标准，至少我感觉得把状态做得比现在多数美术馆更专业。我是建筑师，是相信专业主义的。做美术馆，一定要有一个最基本的标准，知道自己为了达到这个标准该做什么事情。只要真正愿意去做，用心去做，没有理由做不到。
到坪山美术馆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从观望，到介入和熟悉美术馆工作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美术馆只有一个壳，我开始馆长工作后才开始招人，坪山美术馆团队每个人都是新的，这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方式来工作。我脑子里头大概列了几件必不可缺的事儿，主要考虑美术馆的运营，我挺在乎别人看到我们坪山美术馆时，感受到的是什么样的状态，而美术馆做得好坏，跟运营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工作中，眼睛里覆盖的面要很大，两根线——公众和专业，关联着四个象限里头的所有东西，都得去平衡。一方面要把高质量的内容介绍给公众，照顾“为人民服务”的使命，公共教育必须得认真做，还要做得到位；另一方面我们要照顾好艺术行业相关的人，有给观众看的丰富城市文化生活的展览，也要有给专业人士看的展览。在我看来，公立美术馆干的每件事儿，取得的影响力应当是极度复合的形态，涉及到的是多面作用。
运营也好经营也好都是要经过设计的，很多时候需要有一定的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能力。前期我们也借鉴了一些其他同行的工作，更大一部分还是要靠自己去摸索。我去看过很多国外的美术馆，尽管没仔细了解过它们的运作，要是真的想达到别人的状态，也能看出个门道来。我们学习他们工作的专业性，但也不能迷信“专业大牌”和“大神”。不是说“专业”不好，而是得反过来有自己的判断和自信，知道我们的工作最终是要进入自主知识生产的状态，要知道“大牌”会做什么，我们是不是需要他们的合作。过度依赖“大牌”，难道就能撑满美术馆，成为和“大牌”一样的美术馆了吗？这样大家获得的不就是相似的结果了？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去想一条能达到自己状态的路径。我们要想的是怎么把事情做到符合美术馆运作规律的程度，再能够推动某一类艺术的发展和进步，而不是说我到这儿当一个头儿，把它当成我个人事业上的成就就算了。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领导要求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不是这样的，美术馆是应该要认真花点心思去做事情的。为什么选择当代艺术作为坪山美术馆的主要方向？方向和资源在哪里？我们在这个方向上能起到什么作用？我们应该做什么？这都是需要真正考量的事情。运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花架子，美术馆建筑、团队、工作模式都进入状态后，才能反过来把出品做好，工作之间都是相辅相成的。
坪山美术馆到现在，每一步动作都挺关键的，我们最幸运的还是在于每走一步，选择的策展人、做展览的方式都挺合适的。作为一个新美术馆，打出第一枪，需要有点声势，需要有点声音，在形成自主生产的能力之前，借力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们第一个当代艺术展览是由李振华策展的《共时》，作为他过去数年围绕Roman Singner系列展览的完结和回升；第二个展览是鲁明军策划的，又进一步锻炼了我们的团队。作为一个新美术馆，做出这两个有一定品质的展览来，我觉得已经是不错了，但我们不能一直去复制同样的做法，单纯依靠策展人组织好的叙事去做展览。美术馆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主体，价值就是知识生产，如果只是把别人的作品、别人的展览方案拿过来展一下就完了，特别像一商店，只做转手和售卖，不生产东西，就不够意思。虽然说以美术馆作为平台，介绍艺术家和作品，向我们的受众展示，同样是必备的美术馆功能，我仍然觉得需要有些主动的动作，有自主的内容、品牌和产品，得输出自己的观点。
之后我就开始关注，怎么做个从坪山自己出来的东西，形成自己的做法，那样即便是参展作品在多少地方展览过都没关系。当时我看到崔灿灿在华美术馆策划的“策展课”，感觉如果那些策展方案能有进一步的空间呈现的话，会更精彩，从坪山开车回市区一小时的车程，我和崔灿灿聊了一路，就是在那一小时里，把“九层塔”的概念给聊了出来。而且在我看来，这件事可执行，建筑师身份是我的特点，还能利用起来，在美术馆的工作中做一些别人做不了的实验，相当于坪山美术馆在自己生产出一套新的玩儿法，不管别人以前做过什么爆款游戏，我们得做自己的“王者荣耀”。
“九层塔”对于坪山美术馆来说，一是体现了我们的内容生产能力，二是我们还知道怎么去做。这里头有很多运营上的考量，这事儿能不能成，得自己心里有个基本判断，真正知道钱怎么花，能够花到哪儿，能不能留出这个钱来去做成这件事情，所有的问题都需要在脑子里面过几遍。展览有大量细节性的搭建工作，整套搭建的成本和完成度，我们团队都可以负责严格把控，而且我们有信心，无论我们和谁合作，都能把这事儿做出来。这么一来，坪山美术馆的工作就有了特色，还是一般人搞不出来的特色。说到底，脑子里还是一定要有去生产新东西的意识，如果没有一个完全属于美术馆自身的内容，美术馆就会走上一个正常的“代理”路线。
现在正在美术馆六层展出“薛峰：迢迢”的展厅，之前的展览是“故乡系列1：海波和他的北方”，当时我们在展览空间的正中放了一个“盒子”，把一个完整的展厅一下切割成前后两个部分，抽象一点来看，特别像海波作品中，黑土地上一幢简单建筑的做法。我们当时时间还是比较紧张，要真正再去想再去弄，可能会做得更有趣一点。但在那个空间里开始了这么样一种做法，突出作品和空间介入的关系，相信以后的艺术家来到，多少会想办法去做些什么空间上的“玩法”，也许便成了在坪山美术馆做展览的特色了。
今年开始，坪山美术馆将以薛峰的个展启动“深圳当代艺术家系列”，先前两年的工作，是在为我们自身树立一个形象，到了坪山美术馆具备一定的专业水准和特点，并获得认可以后，我们开始去做这样的尝试。说白了，我们一定要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凭借着去做一些有质量的、跟外界相关的艺术家展览，拉高自身工作的价值，形成自己的话语权，再去做我们想做的、关乎自身落脚点的事情的时候，才能够聚拢声量。我认为也就是在这么几年可以这么去做，如果一开馆就做的是这个系列，我们的工作还不成型，那大家就都看傻了，再过一段时间，一旦“山头”出来，很多工作更难去推进了。
为什么要先从深圳开始？坪山美术馆作为一个深圳的美术馆，需要传递一个态度——我们是从深圳出发看事情的，从这里往外扩展。后续不一定是局限在个展的模式，范围也可以扩展到珠三角甚至是更广的地域，通过不同的办法，从不同层面，回应深圳当代艺术的问题。我希望能通过这样的一些动作，形成来自不同视线的深圳回溯，最终落到不同个体在这整片区域的历史陈述之中。我们在这个区域里工作，还是要有这样的意识，过去没人在这个方向上做过特别深入的工作，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做了不一定会成功，可能会出现争议，但我们也不是抱着做一个系列展览就能一锤定音的心态，有些东西是需要从更往后的时间回头看的，再过五年、十年，反过来看这些艺术家作品的时候，或许才能评判这个系列展览的效果。我们想的是，自己的工作能不能作为艺术在深圳发展的推动力，无论是出于推动区域艺术发展的考虑，还是出于公众教育的需要，这都是挺好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的职责。
有些人曾经在深圳工作过，我们不能忽视他们的工作，但是他们在哪个位置出现，背后都代表着特定的意义和价值。进入到城市内部的微观视角，艺术家都是被观察到个案，如果是从深圳之外人的视角去看深圳，大多只能看到宏观的方向，几乎看不到具体的人，所有的个体都被裹挟在一个带有强烈原则的趋势之下。就像是你退到远处，看到是一堆森林的轮廓，等你进入到森林里头，才能看见一棵棵树，树底下还有不同的生物在活动。站位不同，看到的东西的确有差异，而两者的重要性是一致的，树下的鸡鸡狗狗不是不好，你站在这个位置，看到的就是周围的事情。我们得处理微观的、和我们相互拉扯着的关系，同时，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我们还得知道自己和外部的关系，把深圳这个具体的地方，反过来套入大区域的方向中，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和状态，自然会很清晰，外面的人也才能更好地认识你内部的细节，刺激相互的交流。
这个系列中选择的艺术家，肯定不会是去评判他在深圳待了多长时间，来了不都是深圳人吗？他们跟深圳发生过一些比较紧密的联系，输出过值得被留下回顾的东西，那他们后来离开了也没关系，只是我们应该坐下来，再认真地、相对完整地去挖掘一下这一批人的群像是什么。很多在深圳这座城市待过的艺术家都是候鸟似的，来一阵，又去到了别的城市发展。就像是我一个北京人，平白无故跑到深圳来，有个偶然的机会，为深圳做了个事儿，我觉得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关系，于我而言，于大多数来到深圳工作的人而言，都是一样的，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深圳的城市气质就能够接纳这类的“两栖动物”，这也给我们一个信号，他们也可以被当作深圳的艺术家看待，以后还能有更多的人介入到深圳当代艺术的发展之中。至于其他人认为他们够不够格被称作“深圳艺术家”，那是另一套说法。我们作为艺术机构，既要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方向，拒绝一些，同时一定要做到多元化，用更包容的心态去面对当下的氛围，应该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呈现更加开放的态度，否则我们的声音也越走越窄，成了一个小圈子内部趣味品类的输出。
我很难形容什么是坪山美术馆的调性，感觉是挺酷、挺另类，又能不完全是established的状态，如果是已经做得特别成功的东西，再拿过来展览，反正我感觉有点像拉大旗做鼓皮，没那么有意思。不过做到现在，我仍然没觉得坪山美术馆做得有多夸张，多出圈，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还是在一个基本的艺术行业路线上去做一些调整。创新的风险太大了，做美术馆要是所有事情都想求新求变，我怀疑这事儿变数太大。
对于坪山美术馆来说，我们目前所有花费都依靠政府固定拨款，这里头所有的工作计划，都是要头顶这根弦，把事情做到位。2020年，坪山美术馆做了十个展览，我个人认为，以我们现在都投入，十个其实已经超出了我们正常的能力范围。做展览不能凑数，要说俩星期弄一个的展览，没价值，没意义，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一定的数量才是有意义的。每个展览都要有投入，同样一拨人，同样一笔钱，展览数量越大，在每个项目上耗费的人力和财力，稀释得就越厉害。之所以要这么频密地推出展览，目的也是想要“冲”一下，如果没能在一开始保持一定的水准和密度的话，我们很难被人关注到，这也是策略之一。像去年这样不得已把展览的重心都压在年底最后一个季度的情况，风险是很大的，我们也在慢慢调整工作的节奏。今年在第三个季度我们就会把明年所有的展览计划排出来，展览相关的工作流程也同步展开，这样明年一开年就可以接上推进。我们的时间还是太短了，再累积几年，我们计划的积累可以做到更丰富，调整起来也会更从容。
每个城市要能做成不同的事儿，还是跟城市的基因烙印有关，坪山美术馆能做到今天的程度，同样带着很强的深圳特色。再美好的愿望，要是和城市脾性相悖，可能就不行，得不到一个共同的场域支持。我在坪山做要是能做成什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而是被授权的一次尝试。显然大家都在想一种能够打破僵局的方式，坪山一直在推进文化制度创新，该怎么做，大家都在一起摸索，确实也作出了一些成绩，图书馆、美术馆，都在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我也接受这样的挑战。要是我的方式没做好，那就结束了，如果能被大家接受，可能也就是再度成为诸多模式的一部分。深圳的基因是这里孕育了很多自主做起来的事情，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愿意做实验，愿意闯，而且允许你闯，无论是政府、公众，还是专业内人士，大家都还算是拥抱的状态。我总觉得深圳这儿人多意识和其他地方还是不太一样，大家能接受新东西，做什么都不觉得奇怪。
只有知道了一个地方的历史脉络，才能知道这个城市形态会依照着它自身的特征去发展，否则大家老觉得深圳和中国那么多快速发展的城市没什么区别。从外形上看来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回看每座城市地缘位置、历史脉络、文化路径，甚至是亚文化兴起的线索，这些都会和城市的发展融合在一起，最后形成我们称之为城市肌理的内容。而在这之中，我们才能看到，城市的气质是在漫长的历史中慢慢形成的，它未来的发展方向脱离不出城市本身的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说，坪山美术馆整体来说还是大大超出了我个人的预期，毕竟这个最后，不是我个人想做成什么，而是一个大范围的“边缘”条件，决定了我们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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