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峰：试着成为城市艺术家
采访：钟刚
编辑：鄂轶楠
坪山美术馆的“深圳艺术家”系列带有几分冒险性，但有勇气来面对这个城市发展至今所形成的形状和结果，也可视作一种城市文化的自觉，甚至也可以认为是深圳在城市文化主体建设的开端。过去这个城市总是羞于谈论自身，或无力讲述自己，坪山美术馆的这个系列是一次试探，也是一次实验，而这样往前走一步的做法，正好契合了深圳这个年轻城市应该有的勇气、冲劲和城市想象。
坪山美术馆这个系列推出的首位艺术家是薛峰。这位2017年才移居深圳的艺术家，嗅觉灵敏且行动迅速地进入这个城市的文化现场，并在这个城市开始了他的艺术新阶段。薛峰曾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他如果继续在大学教书，那种躲起来所获得的安全状态，会温和地摧毁一个人。他侥幸来到了深圳，并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这个城市当中，这个城市的开放和自由，以及这个城市正处在生长状态的文化和艺术，让他以及这个城市的同仁，能够通过行动来塑造，通过韧劲和信念来建构，而这种进行时的参与，我们相信是其他城市未必拥有的状态。
基于薛峰在坪山美术馆的这次个展，我们和他聊聊了他的过去，以及他对自己过去十年的梳理方式，薛峰认为他这个展览不是回顾自己的十年，而是回应自己的十年。他希望通过梳理和回应，来找到哪些在变，哪些没有变，而他自己也试图在变和不变之中进入到一个自由而不受牵制的“自我时刻”，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没有什么比“我”更重要了。
薛峰其实总在试图驾驭自己的感受和时间，即便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活跃在现场的艺术家，但他从现场退席后，还是会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工作室继续他未完成的一张画。看起来，他精力旺盛，四处走动，但他知道自己的本份是什么，也知道自己的“安全屋”，还是那间位于华侨城创意文化园E6栋3楼的那间逼仄而凌乱的工作室。
搜索和回应
ARTDBL：“迢迢”是你在美术馆做的第一个展览，你用这个展回应了自己的过去十年，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来审视自己的过去？
薛峰：其实来自一个很简单的契机。我跟坪山美术馆馆长刘晓都聊天的时候，他说起深圳当代艺术家这个系列，我可不可以做成一个回顾性质的展览。我接受了这个工作后，在拿出第一次方案前，我已经做了好多方案。我把自己所有的作品都罗列出来，重新看了一遍，理了一遍，找了好几种可能性。我在想如果是自己，我会怎么选。
后来我和策展人杨紫又讨论了关于“已经发生的十年”这个时间概念。作为策展人，他把这个事情磨得非常细腻。我们寻找过去的作品，决定哪些东西继续做；搜寻过什么，或者没有搜寻过什么，这个时候，“搜索”就是一种新的选择。现在我们对一件事物的判断、对一个概念的理解，和过去十年是非常不一致的，但这也是由这段时间产生的结果。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有了一个方向，最终我们决定用新的十年来回应过去的十年，而不是去“回顾”过去的十年。
ARTDBL：回看自己过去的十年，这当中会涌现出哪些问题，它会让你形成一种怎样的自我观察？
薛峰：这次的契机让我有了一个最重要的理解，我真正再一次回忆2011年在北京博而励画廊做的第一个个展，审视了过去的创作方法。
那是我第一次出道，当时是很秘密地观察。那时一些学生已经有名了，出来了，相较之下，我就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年纪。就作品而言，我作为一个新手，总想表达一种所谓的才华。我理解的才华，就是有很多新的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我每一次创作都会有新的信息介入，从今天来看，就是不断向外学习。所以，在之前的十年中，我发现我的每个个展，每个系列，总是在往一个新的方向走。其实这是想突破自我的一种认知。
即使我不停地把新的东西放到自己的工作方法里，我却发现，这其实是一种一厢情愿。当我回头看自己八年前、九年前、十年前的这些方案时，我发现我新画的稿子、方案，和从前没什么区别，画的东西还是差不多的。那到底这么多年来，我学习的新的东西，要在哪里体现？其实并没有体现。我自己感觉看到了很多东西，听到了很多东西，但它们并不一定成为我的东西。一切都还是原有基础上的那些，我要求变化的，能发生一点变化。但在我的想象中需要发生变化的，却仍然没变。
所以，当我用新的十年去回应过去，我反而看到了问题所在，它让我变得更加笃定。和过去相比，我现在的画有了明显的稳定性，或者说是一种驾驭能力。这其实是因为，过去我需要一直往前冲，要表达出所谓的才华，要做出所谓的对绘画的新的理解，但现在不需要。我要做的，就是要修正过去没有想到，而现在想到了的东西。这样一点点的变化，就是十年的一种回应。有那么一点点，就够了。
时间在反复
ARTDBL：展览的开头有一张西湖的旧照，是十几年前的风景。你提到自己不断学习新的东西，而现在又在回应过去。在这个过程中，你对“新”与“旧”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认知，对今天的你而言，“学习”又意味着什么？
薛峰：我还是从十年这个概念说起，它其实是一条线索。我这十年里的工作就像一座时钟，秒针可能是我每一天的状态，分针是每一个系列，时针一个个大的展览。从12点出发，我顺时针走了一圈，又回到了12点。十年的线索也是这样一个圆、一种循环。我的速度比较慢，从头开始，一格一格地往前爬，爬到第几格自己也不知道，后面都是未知的。这种未知不是生命的未知，而是知识构成的未知：它到底还能继续生产吗？还是说今天这个展览做完，你就停止了，不再有生产能力了？
恰恰这样一种状态，是我觉得最过瘾，也是最迷人的东西。因为不能确保这个展览做完之后，下一个展览还能不能继续，你总是要艰难地去寻找新的方案。过去十年的方案告诉我，无论怎么做，它一定还会在我的一种趣味里，在自己的语境中。这种不变的趣味和语境就是一种线索，而每一次展览的呈现，都是一次新的梳理。过去所有的问题，都在一次次展览中得到了表达、交流，产生了一种批评。其中的信息会产生新的判断和调整，做过多少次展览，就有多少次调整。在这当中，没有一种明确的“学习”，但是处理的过程，其实就是学习。
对于学习新的知识，我没有过去那么迫切了。今天所有的信息和交流都变得非常日常，随时都可以打开一个新的通道。但恰恰对于过去，对于已经确定要做的那些事，反而需要更具体、更细致地去考虑。以前看到新的东西，总觉得是一种新的场域，可以随时植入到我的作品中。但当我回过头的时候，我发现新与旧，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它们其实就在熟悉的情景当中，你只是在反复、在重组。
我现在还有那种很强的创作欲望，但我更需要的是找到一个准确的落点。如何去判断这个点是不是准确？只有通过所有过去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只有在已经落过的点上，放上新的东西，它才能再生长。这是我的工作方式，是我自己认为比较稳定的，也是最合理的可能性；较过去而言，也是一种较为成熟的观点。
ARTDBL：在当下这个时间点做回顾，对你和你的绘画而言，有什么是“非如此此不可”的因素吗？
薛峰：十年前我很想在一个艺术空间中做三堵墙，里面没有一幅画。三堵墙就是我手绘的绘画，中间有人穿门而过，展览结束墙就拆掉，只是一种纯粹的体验。但因为面临最现实的问题——空间和经费，所以这个方案就一直被放在文件包里。
之前我一直在设想，如何用作品包围观众，让人在绘画中穿行、流转。十来年我有种种想象和方案，在想怎么把平面的这堵墙在现实中呈现。这次我就做了这堵墙，叫《两个时刻》。只有当做出来的那一刻，我才知道，这十年来对方案的想象，仅仅是想象；我对绘画提出的问题，仅仅是一个问题，没有去解决。反过来再看这堵墙，它体现了让问题停留在想象中的那个时刻。当我真正做出它，可以穿越它的时候，过去提出的问题，也随之解决了。我跨进了这一步，从绘画里跳了出来，把它做成了一个现实中让人可以穿越的东西，我才真的体验到和感受到了。
最初到坪山美术馆六楼的时候，这么大的一个空间，我感觉没法驾驭。墙刚被砌好再去看，我一下子觉得，这个空间可以驾驭了。它完全是两个时刻、两种时间状态的表现。以前处理方案时，我一直处在模棱两可的边界，处在两种状态、空间、语境的边界，没有一种明确的“跨过去了”的感觉，但这堵墙帮我做到了。之前不清楚的一些问题，它帮我弄清楚了，而且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让我觉得可以走向它，表达我的绘画与空间的关系。我觉得，这就是行动最积极的一面。
一个作品可能在很早的时候就埋下了伏笔。我在十年前设定了的愿望，如果当时做不到，可能就还得再用五年、十年的时间，去等待这样的一个机会。只有在一个很长的距离之后，当很多点碰到一起的时候，就达到了一种共识。而这就是从杭州到深圳的迁徙当中，在千里迢迢、迢迢未至的过程中出现的。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碰撞点，一种时间、地点、人物的碰撞，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产生了一种时效性。
ARTDBL：在这十年间，你开始做第一个展览，然后离开学校到香港、深圳，一直处在变动中，同时创作也在不断调整。那么，在这种变化中，你是怎样寻找其中稳定的、不变的东西？
薛峰：十年里，我一方面的状态是流动变化的，很不稳定，很想冲，想快速地让别人认可我。这种状态体现在我的工作状态，以及巨大的工作量中。我要看作品是否可以，哪些画廊可以组合，做什么样的展览，与什么样的人交流，这其实都有一种明确的规划和想象。但事实上，一个人的状态和历程可能一半是清楚的，但还有一半，是无法弄清的，甚至会有矛盾。我经常处在设想与计划的另一端，这也很正常。
在绘画和艺术的表达里也是这样，当它处在一个非常不明晰的状态中时，它的表达就是不稳定的，是一种流动和寻找，通过制造一个新的世界，来体现出某种存在的方式与可能。在一段时间历程中去看创作，最重要还是看一个人在那个时候呈现出的状态。
我的变化与不稳定，可能恰恰是在追求一种稳定，也正是因为这种矛盾，才有了现在的这条路径。在整个十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没有发生什么很大的变化，只是我有一条暗线，时而清晰，时而不清晰。而当坪山美术馆的这个展览清晰地提出来，要回应过去的时候，它才变得十分清楚。
点对点
ARTDBL：展览中你画了许多门框，它们可以说与日常的功能性结合在了一起，也可以说是在装饰这个空间。在你的作品与这个空间之间，你试图构筑一种怎样的关系？
薛峰：说到功能性和装饰性，我觉得哪种提法都不为过。当年我有很多同学是做设计的，他们画效果图，就可以根据图纸造出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和绘画很不一样。效果图是有用的，而我们可以画得很美，很有想象力，却没用。
为什么画可以是美的，可以让人有无穷的想象，效果图却不行？我恰恰觉得效果图也挺美的。如果我用绘画的方式去画效果图，可以吗？我觉得也是可以的。这其实就是在我的创作中，有针对功能性和装饰性的一面。当时《改造》这个系列中，门框针对的，就是效果图以及由此做出的装修，但我做出来，还是绘画。
如果说借助效果图只是一种说辞，那我把它实际做出来会是什么样子？我可以让自己既是艺术家，同时也是设计师，我觉得这没问题。这次的门框和墙做好以后，我觉得自己可以接装修的活了。同样是墙，为什么艺术家做的墙，和设计师做得不一样？
ARTDBL：除了日常的功能性，我还觉得整个展览的呈现是比较轻盈的。没有像有些回顾展一样，把个人放到大历史中。与那些致力于营造出宏大感、神圣感的展览不同，你走向了另一方向，整个展览把观众的视线压得很低，甚至需要走到墙边，用一种低视角的方式来观看。
薛峰：我没有想过要做一个很宏大的展览，只考虑在展厅里，怎样对作品的呈现是最好的。我和杨紫交流过，在我的作品里，我不想体现崇高的东西，只想把它变成我自己的，和具体的对象有关的。
提到回顾展，我觉得这和我现在想要表达的做展览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说要回应过去十年，而不是回顾十年。你可以回应整个十年吗？不能。我只能回应曾经做过的一个展，画过的一个系列。我所理解的每一个阶段，只能用一个点来表现，所以还是想以点对点的方式，展开自己对艺术的探讨。它可能是一个词条，某一种观点，最后呈现出的，是一个清晰的轮廓。
视角比较低，我觉得也是策展人的理解。在不断调整的时候，他会说视角有点高了，应该让它降低。从结果上看，就出现了三层关系，一是墙，二是雕塑，三是挂在墙上的画。白色的地面让作品有一种漂浮感，而墙和雕塑摆在中间，感官是往下走的，整体就会有一种立体的空间意识。观众在里面要穿越门，穿过雕塑，转身后再穿出与穿回，这有一种空间里的穿梭感。
既打开，又收缩
ARTDBL：这是“深圳当代艺术家”系列中的第一个展览，我们将“深圳艺术家”换成“北京艺术家”，或者“上海艺术家”，好像都不能成为一个被承认和被提倡的说法，为什么在深圳，“深圳艺术家”可以成立？
薛峰：我觉得“深圳艺术家”这个说法和深圳的艺术面貌有关。比如说，北京上海已经有艺术产业的积累，而在深圳，新开一个画廊、空间，都会被大家蛮热烈地谈论，这是一种不一样的状态。
事实上，我也在表达我是一个深圳来的艺术家。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地点，而是一种语境。对我而言，地域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在深圳做过什么，在这里有什么样的作品，它们可以形成描述深圳的一条艺术线索；重要的是一个人做的事情和所处的整个环境、人群、城市，是否发生了非常具体的一种互动关系。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城市艺术家。艺术家在工作室里，工作状态势必是围合的，所以在疫情之后，我更强调打开工作室，打开工作。城市艺术家是指我可以做自己的创作，如果城市需要公共艺术，需要探讨城市艺术发展的时候，我也可以参与进去。打开工作室，主动要求介入正在发生的事，有了这种意识，我才可能进入一座城市，参与其中。同时我的内心一定是收缩的，收缩得越紧，说明我的内核被积累的越强，不然就只是一种秀。
在深圳改变我的同时，也是因为主动介入到城市中，我积累的经验和理解，才能返回给创作。这种和城市的关系，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变化与稳定一样：在面对不确定的东西时，只有在流动中，才能找到一种稳定，才能变得确定。
ARTDBL：也是从十年前开始，你离学院越来越远，成为走向市场的艺术家。为什么比起被体制接纳，成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对你更有吸引力？
薛峰：为什么之前说成功的艺术家对我更有吸引力，是因为这种所谓的成功，是用每一件作品组成的。而作品形成的轮廓背后，是某种专注促成了它们自身的气质。只有当我需要更深入工作的时候，才理解到，原来我非常需要专注。说白了，创作一件作品时需要的注意力，是事业里最重要的那一点。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本体，它的内核其实就是你的热情、热爱，还有专注和坚持。它们都是非常立体的，拧在一起的，不是只做到一点就可以了。
但当你享受着国家的福利、工资以及种种时，所有的会议、备课、年终总结，都成为了一种束缚。这种要挟会在一种很安全的状态下，非常温和地摧毁你。我不能有被裹挟、被要挟的那种状态，所以只能做切割。相比之下，就走向市场而言，我觉得人可以有一种驾驭能力。如果没有这种能力，似乎也进入不了市场，某种压力就会摧毁他。
从学艺术开始，我所知道的艺术圈就很不健康，所以一直在以一种谨慎、谦卑的角度去旁观。随着时间的积累，随着我能通过创作与更多的人交流，我开始觉得能在自己所理解的层面上，扎实地做一些事情。这次在坪山美术馆的“墙”做出来之后，它确实让我感到，自己对艺术的表达又开始自信了。这是通过工作、交流、判断一点点的积累，才形成的自信。
我现在觉得，艺术完全是自我的，尤其是当代艺术。我不需要任何一个套路，我也不需要任何一个圈子，我不需要有这样一种加持。我需要一个自我的时刻，在这个时刻里，完全由自己来驾驭感受和时间。我要的其实是自由，自由地搞艺术，没有任何人可以对我有牵制，我只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