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松：策展的实与虚
王晓松
受访：王晓松
采访和编辑：黄紫枫
进入银川当代美术馆近期举行的展览“我认出了世界——生于八、九十年代”现场，第一感受是展厅空间和作品之间的“分离”。先是要通过胡尹萍《安全感——隔离带》的层层阻隔，引导着人的视线自银川当代美术馆中庭天窗下移至腿边，辨读隔离带上编织的字样，贴近身体的作品观看，和身体所处的偌大空间尺度之间，形成了相互拉扯的反差。而类似的观感，在随着展览行进过程中时常闪回，尤其是在“亲密关系”一章节中，私密的情绪和体感，在挑高细长的展厅之中，像是赤身裸体的个人，突然被暴露在广场中，空旷的视野，则带来了更极致的压迫感。
大展厅自然具备承托起大型装置艺术的条件，但当作品尺幅无法“撑”满空间时，又会给人带来怎么样的观展体验？本次展览将视角放在“生于八、九十”年代的艺术家群体身上，作品在一个惯常形制美术馆空间内部的集中呈现，不再是沿着艺术家作品内情绪通道的细密踱步，空间和作品之间的反差，略带强制性地将人的视线从单一作品中抽离出来，检视群像的面貌。
展览“我认出了世界——生于八、九十年代”由王晓松、赵子懿策划，在展览开幕当晚，我们借由空间的切口，和王晓松聊了聊。2017年，我们曾与时任银川当代美术馆艺术总监谢素贞谈到“展览病”五种，在与王晓松的对话中，我们再次聊到了新的“展览病”，而主动发现问题，见招拆招，甚至是在白菜上雕花，亦已成为策展人工作中的一种习惯。
以下为我们谈话的整理，以自述的形式呈现，文章发表前经过受访人的审校。
“空”一些，不用过多设计
这次在银川当代美术馆的展览“我认出了世界——生于八、九十年代”，我找了我的好朋友杨阳来做空间设计，特别和他说，不用过多的设计，让展览“空”一些，艺术家能在各自的空间里完成更独立、完整和充分，关键是怎么要让空间更舒服些。
原本我和杨阳都应该在现场反复推敲，疫情、水灾搅在一起，我们困在各地不能动弹，只能靠着银川这边的伙伴拍视频给我们看，但看视频和现场体验天差地别，我们便采取最保守的方式。定下艺术家和作品之后，我们先去研究每个作品的类型，作品之间的叙事关系，像写剧本一样，从一件作品到另一件作品组织一个空间叙事。
做法特别简单，切割大展厅，保证每位艺术家有相对独立的小空间，信息明确，观看流畅、舒服，并且最大限度地降低搭建成本，我们和艺术家沟通还有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在作品表述有缺失的地方用辅助展项做补充、串联。
“寓言推转世界”单元，胡尹萍《安全感——隔离带》，展览现场©️黄紫枫
银川当代美术馆一楼是个巨大的挑高空间，而且不能悬吊，这个时候面对展厅就会很尴尬，不放东西不太合适，放了东西也不合适，除非有一个巨大的装置作品，可是像这样的作品又是可遇不可求的。比如胡尹萍的作品我们就从一楼下来到负一楼大厅那块儿，用胡尹萍的作品《安全感——隔离带》引导观看的流线，内容上是对疫情的直接回应，现场还会感觉是被挤到一起或是被外部规范的行为，观众走进去是感受到一些阻隔，而后再慢慢地往里走，像走迷宫一样，最终整个人的认知、体验能够转换到展览的状态里。
“我认出了世界——生于八、九十年代”布展现场，远处“方盒子”为厉槟源作品展览空间©️黄雅晨
到了厉槟源的作品那块，它就是一个在展厅中间的方盒子，依靠着和前言墙之间的关系，回应“亲密关系”的主题。而“亲密关系”这一章的展厅，特别高、窄长，我们想是不是用一个超大尺度的空间来衬托出亲密关系。但作品又要有智慧，成本不能高，毕竟银川当代美术馆那么大的空间，要是想要把它塞满，就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应歆珣的作品在执行中不断出问题，结果和我们预想的天差地别，但如果不了解前面的规划，现场效果也还不错。这部分从前到后，一层层的进去，通透、有弹性。
“亲密关系”单元，应歆珣《景观疗养院》，布展现场©️王晓松
难道艺术就不需要考虑性价比吗？
每个建筑都会有自己的建筑语法，目前的现状是，有的建筑师可能是志在把自己的建筑做成一个装置，我们做策展，只能见招拆招。作品和空间完美结合的几率太小了，作品撑不起来，就要靠其它手段补充叙事，让作品说话。这里边还有很多的妥协和牺牲，有的作品未必适合章节主题，却适合展览空间的时候，是要优先现场，还是要强调文本的表述主体？得看策展人的判断。
每个空间都有各自不一样的性格，有的属性可能很难移植，但我认为仍然有一些共通的东西，比如一些系统性的设计规律，是可以在不同情境下使用的。单单就说展签字体的大小和它所处位置的高低，涉及的是人普遍的识别问题，对于感受的营造和方法，在不同空间中都有着普遍的适应性。区别不过是你面对的是一个10米高的空间还是3米高的空间，空间的尺度标准在变化，处理人和作品的关系就要随之调整，后者是核心。
虽然我们已经把整个美术馆的空间都做了重新规划，效果也不差，那能不能有更好的办法？要是想把展览的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极致，不是不可以，却需要更高的成本。艺术家和策展人都会说材料、搭建、各方面的细节做不到极致，“感觉”不对，从艺术和观念的表达来说，这样的说法完全没问题，它是职业的要求，而不惜一切代价似乎又是艺术的天然正义。但是艺术不需要考虑性价比吗？面对如此高能耗的材料使用现状，立场和实践是不是有些自相矛盾？
胡佳艺《绿宝石》布展现场©️黄雅晨
转换，是我们最重要的创造
做展览，有很多的偶然因素，最终取决于美术馆、策展人有什么可选择的资源。我一直觉得在这个社会里，我们所有这些在艺术行业内工作的人，可能是最微不足道的群体，我们无法改变整个社会生态，只会受到社会生态的影响，被它改变，其实我们更加要找到一种应对的生存方式。我喜欢做命题作文，它会迫使你想办法做转换，这也是所有不以物质生产为媒介的群体最重要的创造。
过去一代的艺术家很喜欢做大体量的作品，有没有钱其实不重要，他们很多时候是没钱也要做大。相对而言，最近的艺术家，做大型作品在能力有上限，好的装置艺术家已经非常稀缺了。像徐冰老师做的《凤凰》，做了那么长时间，如果不是徐冰的话，可能连被委托的前提都没有，即便是卖出去了，从成本而言，也是不划算的。大型作品需要制作费，需要存储空间，同时还需要更高的操作技巧、执行能力和娴熟的经验，年轻艺术家在这块领域的机会相对来说本来就少，可能还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市场需求的影响，出于对自己职业道路的考虑和规划吧，没有那么多做大作品的野心了。
成本一定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说到底艺术对这个社会来说其实真没那么重要，能够做更大工作室的场地，宁愿去引进企业、地产和资本，艺术永远排在末尾，这是个现实问题。但是艺术家在“小公寓”环境里完成的创作，如何转化到大型展厅，考验的是艺术家处理和转化、连接的智慧了。要是人人都有一千万，做得“成”，不是什么问题，我们要想的是，只有五百块钱，还能不能在一个同样条件的空间里做一件好的作品？
而且，作品不是在工作室完成后，就结束了。大多数的作品，一定是要在物理空间中发生作用的，这时作品对空间的诉求，非常特殊，也非常具体，那就需要艺术家根据作品和空间之间的关系进行调试，才会放大作品在现场的效果。当艺术家缺乏这个意识的时候，策展人就得在对作品理解的基础上去完善或强化，而且艺术家只用对自己的部分负责，策展人则要考虑整体。
“人(类)啊，人(类)！”单元，许毅博《一》，展览现场©️黄紫枫
展览最核心的价值不就是现场吗？
我一直记得当年彭德老师说的，一流艺术家谁不会做，一流艺术家本身的作品性就很强了，怎么做都不会做差，但能不能把三流的艺术家做成二流的展览，是更大的挑战。我是把作品当作写论文的材料，并不是我的工作为材料赋予了什么价值，而是找到材料本身的价值意义在哪里，材料都是死的。相较于工作对象的“价值”，我更看重自己的工作方法，这很重要，策展人不能成为艺术家的发声筒，作出的判断得是有别于艺术家的，不然我们的工作就不用干了。
很多策展人会忽视现场的重要性，但一个展览最核心的价值不就是现场吗？现场都失效的话，就不用做展览了。展览就是一个策略问题，艺术也是，只不过每个策展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处理方式。我在不同类型的建筑做过展览，过去我在何香凝美术馆工作的时候，总是会有人说它的空间不好用，但回过头来看，尽管因为挑高受限，里面很难做大型的装置，它却很适合展出绘画类的作品，尺度和人的关系很舒服，干干净净，非常好用。另外也有很多气质特别的独立艺术空间，相对来说，它们对作品的选择也会更挑剔。
从策展人的角度来说，最好用的空间当然还是“白盒子”，它让人能够放开手脚去处理作品和空间的关系。该怎么用好一个美术馆，不仅挑战艺术家、策展人，更是在挑战建筑师，美术馆特别“不好用”的问题还涉及到了甲方，如果甲方没有告诉建筑师到底要设计成什么样，建筑师又如何考虑这些问题？我们是希望对于美术馆来说，尽可能不要在空间上对艺术家和作品那么“苛刻”，作为一个展览场地来说，最好的空间就是适应性最大的空间，它提供的最好的背景就是“没有背景”，没有倾向和表情，一张白纸好作文章。
“寻归失地”单元，于瀛《未完成的村庄》，展览现场
证据链条虽然“土”，总还是保险些
以前的设计，是在解决问题，但今天的设计，其实是要提出问题。我越来越感觉到，艺术和设计的相同之处，就在于它们都需要用到系统性思维，之所以作品会有鲜活的气息出现，也是依靠一切前期工作的基础和铺垫上完成的，要不然就只是一个假装的“新”。
我这个人挺“土”也挺糙的，看到有些挺“洋”的艺术家时，还是会留个小心眼儿：他们关心的问题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经常看到太多假以“介入社会”之名的“创作”，特别是用所谓社会调查和理论包装起来的作品形式，就不能只看描述，要前前后后地看艺术家的创作逻辑与问题相互认证。我最后的落点不在于“艺术家”的这个身份，而是他们利用这些材料做成什么样的菜。如果花那么大的精力做的作品，还没有一个日报媒体记者200字新闻报道清晰的话，那就是资源浪费。
这也是为什么观看的“距离”对我来说那么重要，艺术家的思维逻辑及其衍生的方向，会在长时间的发展中逐步体系化，如果仅仅是通过某一两个点子，很难去判断创作者的真实意图。这份“安全”是对我个人而言的，毕竟每个人接受的知识都有局限，抄袭是最极端的情况了，但通过观察的距离和逻辑思维的双重把握，建立一个证据链条，办法虽“土”，可我总觉得它还是有一定保险系数的。
就算是面对着正在今天现场发生的事情，都还有选择的空间和余地，好比一个人，今天面条吃多了，可能明天就会长胖一点，但你永远都可以在今天拒绝吃那一碗多余的面条。
*文中用图，如无特别说明，均由银川当代美术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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