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南方乡村的烟火©鳌湖艺术村
11月6日，由鳌湖艺术村承办、打边炉和《住区》共同策划的第二届鳌湖乡建艺术研究项目“普遍共存：捕捉、丰富、再创！”在鳌湖艺术村启明学校举办，论坛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的讨论成果已经形成文章《在中国做乡建，绕不过去的十个问题》在打边炉发布。
鳌湖的背后，并非一个稳定、单一的乡村社会，它既是城市的，也是乡村的。在鳌湖发生的一系列艺术实践，温和置换了其原本城乡边缘的脏乱差属性。上半场论坛完成了对当下乡村建设基本结构的讨论，论坛下半场则以“变动中的空间”为主题，由《住区》杂志副主编李文海主持和推动讨论，五位与谈人探讨了什么是好的乡村公共生活，以及乡村对于建筑功能的需求究竟是什么？乡村真的需要外来建筑师吗？建筑师离开后，乡村空间的运营又该如何延续？
以下为下半场论坛发言实录，由《打边炉》编辑整理，部分内容有删减，发表前经过与谈人的审校。讲稿整理：张悦佳（实习）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建筑环境优化设计研究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自2007年深圳大学恢复传统建筑测绘的工作，每年我都带着学生到各地的历史村落进行建筑测绘和社会调研。在深圳，我们对村落的调研，主要集中在一些由老村形成的城中村。2017-2018年的时候，我们二年级教研组结合专业设计课的教学，让学生去到城中村实地体验村落的社会生活和环境特点，抓取自己感兴趣的村落要素和素材，再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认知，将抓取的要素和素材进行空间重组；进而将这种空间重组作为在城中村一处基地的小型公共建筑的设计概念。梳理是首位，只有在全面了解地方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判断如何介入一个村落的改造。雅安庙下村的项目是我的同事郭子怡老师带领同学们完成的项目。这个项目的理念是用有限的经费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项目由义工组织“绿耕”筹集资金并负责和当地的对接，除了深圳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院和四川大学也共同参与到了项目的设计与实施。项目不大，但全部由学生和村民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完成施工。庙下村的项目是一个竹制的村民活动中心，材料完全取自当地，非常在地，而且低碳环保。类似的项目在其他村落还有几处。通常来说，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会下乡驻村两周，完成基本的场地测绘和调研，并和村民讨论设计的各种可能性，并确定方案。回到深圳后，同学们在老师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完善设计并制定施工计划，大概历时几个月到半年时间。寒假的时候，学生们会再回到当地，用两三周的时间，和村民一起施工，完成项目的建造。
有关村落改造的实践项目确实不多，我们带着学生，更多是参与文物保护规划的研究项目。我们高校老师做事有个特点，要做，就要做到深入全面。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一点是，通过光明新区的文物保护研究项目，确立了一套有关文物价值评定的体系。但光是确立文物本身的价值还不够，对它们的修缮与保护，要放入片区的整体环境中具体看待，我们不追求建设的增量，讲求因地制宜。例如我们在贵州大同等几个古镇的复兴保护规划中，首先判定当地老房子并不需要完全推倒重修，只是缺乏现代生活必要的一些空间，那我们要做的只是增补当地居民所需要的这一空间。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修缮是一项在时间里反复的项目，我们外人做什么都不如直接教会村民因地制宜地使用材料，自己充当工匠。根据自己和同事们的经历，谈点对乡村复兴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我们认为乡村复兴大致可以由五个维度来概括：自然、社会组织、产业、生活场所、工艺传承。中国社会原来是集体经济，后来实行分产到户承包，集体经济解体，到今天这种模式又在变。对未来农村，生产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发展是前提，没有发展谈不上保护。在发展中，又要追求自然之道，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天人合一，说到底就是人同自然要和谐相处，有一些边界不能突破。说回鳌湖的乡建，我们知道深圳全城都是城市化的，那鳌湖到底是城市还是乡村？在乡村，生产和居住地的关系是共融的，从这点上看，鳌湖可以称之为村，但鳌湖也是非常独特的聚落，它的社会组织、产业，都是基于艺术事件聚拢而来，原有的生态，却并没有因为这种外来的介入而遭受破坏，反而在融合中，迸发了新活力。我想这离不开公共空间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传统的乡村是血缘关系，依赖宗族维系，但历经磨难的乡村，今天的人际关系早已不是完整的主体，要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建立社会连接，有赖于公共空间对乡村传统习俗与记忆的承接。正是基于在地文化对公共空间的重塑，才凝聚和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见的鳌湖村。乡建中如果能有一批懂得承接传统记忆、因地制宜的个人和组织，恐怕轮不着建筑师出马。
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和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一树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美国建筑师协会会员。我在乡村做项目，有些误打误撞的意味。在深圳，独立事务所很难找到城市里的项目，是乡村，给了我最初实践的机会，刚开始我也困惑，作为一个城市建筑师，在乡村做项目，到底从何入手？一开始我并没有直接介入田园村落的建设，而是参与了双年展中的城中村改造项目。有一届我们把村里的烂尾楼，改成了一个多米诺展厅。烂尾楼的主人是位海外华侨，村里同意我们改造方案的前提要求是不能改变这座楼的主体结构，将来展览结束后，要能够归还与原先一样的房子。从建筑学角度看，这房子是基本的混凝土框架，很像柯布西耶的多米诺系统。我就想着顺势而为，把这座房子作为对建筑学历史的展示样板，唯一的改造动作是在现有结构基础上加上40多扇大转门，中间还有一些小转门，辅助空间灵活划分，可开可闭，当转门关闭时就是一个艺术空间。材料上我们选择了钢板，也是希望让自然和时间留下些痕迹。我们没有装空调，但在所有的立面上打了孔，让自然通风和自然采光渗透进室内。我们还在屋顶上用钢筋围出了一个圆，形成了一个朝向天空的院子，和周边邻里形成了隐密的关联对照。
但在乡村做建筑跟在城中村还是有很大不同，城中村毕竟共享着城市的部分资源，而乡村自有一套不同于城市的体系，具有独特的历史、人文和自然因素，我们需要和其中的所有元素发生联结。后面有个机会，我去到了河南，做了几个乡村建筑项目，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给我了一个300平米的建筑设计委托，场地任选，功能不限，但要和乡村美学教育和乡村振兴的主题相关。面对这样的开放命题，我也很纠结。一共看了10个场地，有的在山上，有的在花田里，有的在果园里，各有各的特色资源可以展示与利用，最后我提出说不如把一个房子拆分成一系列的房子，不用300平米这么大，每间三、四十平就够了，但每间主题可以因地制宜，散落在县域各地，形成一个寻宝游戏。当地人、游客可以在不同的村庄找到不同的房子，它们各有各的文化主题，同时也充当服务周边社区的公共空间。“渔、樵、读、耕、礼、乐、纪”，我们为这一系列的房子起了这几个名字。房子虽然小，但对外营销，对内社区服务都能起到作用。根据各自的主题特点，在不同季度会有不同的使用，形成贯穿全年的一系列活动。目前根据现有筹到的资金就做成了前三个，一个是果园里的“桃屋”，一个是老村里的“废墟书屋”，还有一个“水剧场”。果园里的“桃屋”原本是一片桃园。我去的时候正好3月底，桃花盛开，所有的树或是歪着长，或是Y字型斜着长，给我留了很深的印象，就想着要做一个呼应这一特色的、弧线切割的房子，但不太确定本地的工匠能否做出来。后来发现做混凝土这件事对当地施工队来说太容易了，他们很容易就把弧线用小磨板一节一节模拟出来了，整体的浇铸各方面都没问题。但我们还希望把混凝土染成粉色，在每一年花季，和旁边的桃花形成称照。但这个弄起来很麻烦，在现场和工人一起足足打样了两个月。因为既要满足颜色要求，又要满足混凝土质监标准，也是挺感谢当地工匠，和我们一起摸索着完成了这项尝试。最后落地是一个通体粉色的房子，从桃园矮矮的果树上跃升起来，桃园入口由一条小路引向建筑，进去里面是一片公共区域，各类社区活动都可以在这里举行。我们希望多样的建筑构件可以对当地社群，特别是孩子们，形成想象力的启蒙。除了为乡村带去想象的萌芽，我也希望保留一些独属于本地的空间记忆。老村的图书馆在县城北边的山区里，原本是块废墟。当地提出想要我们在这利用废墟遗址做一个图书馆，因为旁边已经有文旅民宿开始运营了，还差一个公共空间给大家活动，比如看电影和阅读。当地一个特色是有很多蜿蜒的窑洞隧道，我们想在这个场地把有关窑洞的空间记忆体现出来，同时在保留下面夯土墙的基础上塑造出新的空间。原本也考虑新空间全用夯土墙，但实在找不到能做夯土墙的工匠了。当代农村建设造就了一大批做混凝土非常熟练的工匠，就决定新空间还是采用混凝土结构。我们做了很多小洞，寓意每个洞都是独属乡村微建筑系列的其中之一，大家看到这个建筑立面时会联想到在其他的村庄还有不同的房子可以去探索。结构上我们在夯土墙里埋了一根柱子，形成了新的结构从老屋里面穿出来的景象，同时也让部分土墙延伸到了新的空间内部。新与旧在同一空间里，跨越时间，不断对话。最后第三期的水剧场受河南的水灾疫情影响，目前还没完全落成使用。当地原本是个鱼米之乡，但后来过度挖矿把地下水挖没了，依据本地习俗，他们希望能够重塑与水的联结，并且做一个可以供节日庙会表演使用的空间。我们就和当地人协商选了一个废弃的土坑，做了一个池塘，池塘中间做了一个几十平米的房子作为舞台，隔水相望的是对面观众坐席。希望到明年夏天，这个空间能尽快用起来。我作为一个建筑师，之前大半的时间都在城市，作为乡村的异客，难免会带着些城市视角的审美观念。通过这些年的系列实践，我逐渐意识到在乡村的旧与新，本土与外来之间，寻求对话与理解，是建筑师在乡建中要努力平衡好的重要功课。
Studio 10 创始人，美国纽约州注册建筑师、美国建筑师学会会员，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会员及LEED绿色建筑认证专员。她于清华大学获得建筑学学士学位，并于哈佛大学设计学院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我和陈曦的汇报组成和结构很像，前一半涉及深双展场，城中村的改造，后一半则涉及在乡村的建筑实践。2017深双上围展场主展馆的改造是我独立执业以来的第一个建筑项目，建筑位于龙岗上围村内，原来是一栋废弃的电子厂厂房。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希望保留并重新解读城中村这种最常见、最典型工业建筑的一些特征。调研下来，我们选择了厂房外立面脱落的马赛克作为切入点：这种材料在城中村建筑立面是最常见的，花纹各异；但时间久了它会脱落，在立面上形成斑驳的图案。也许有的朋友会觉得这代表了城中村最破旧、不体面的一面，是需要被铲除、覆盖的，但在我们看来它是城中村变迁和历史的一种痕迹，包含了时间的维度信息，值得像文物一样被珍惜、修复。我们受到一种修复文物的工艺启发，这种工艺叫金缮，简而言之就是用漆金把破碎的瓷器修复起来的一种工艺。我们在整个立面也用类似的做法，用白色腻子把马赛克脱落的部分修复打磨，从而固化并展示出这种痕迹；我觉得它就像城中村中一幅幅独一无二的“时间的壁画”，也是对城中村过往消逝时间的保留和再现。除了墙面的马赛克处理，我们也把散落在周边草地的脱落马赛克碎片收集起来，请一个厂家打成水磨石样板，用在了展厅的不同区域。室内新增部分也用马赛克铺就，但我们特地选用了城中村建筑立面少见的黑白花色马赛克。
此外，我们也把建筑首层打开，做成了村民可以随时穿行的公共通道，方便参展者可以更便捷顺畅地到达后院的多米诺展馆和客家古宅。在中央公共通道两侧插入了一些功能盒子，由城中村最常用于加建的彩钢板制成，并可以独立上锁，这样其余的首层空间都可以全天候对所有人开放。原来我们以为展览结束后这栋厂房会成为一个村里的公共活动、教育的场所，可惜最终有些变化，事与愿违。我想谈的第二个项目则是坪山美术馆“未知x城市”展览，也是上一个项目的延续和扩展。我们进一步记录了分布在深圳各区大大小小城中村的建筑立面马赛克脱落情况，并将这一系列图案通过图像识别技术转译成了三维的模型，进而3d打印成了实体装置，在展览展出。这个记录过程其实仍在进行中。2019“未知城市”：中国当代建筑装置影像展参展作品中对城中村马赛克墙面脱落样本的记录©Studio 10接下来想聊聊我在河南焦作市修武县下面的乡村参与的两个项目，探讨乡村中公共空间的设计。第一个项目是秦厂村的党群活动中心改造，当时我们调研发现老党群活动中心周边被围墙隔绝，整体设计风格也比较严肃，导致空间整体利用率很低，人们经过这里需要绕行。而这个党群中心的地理位置等先天条件其实非常好，本可以成为村内一个重要的公共活动空间。因此我们把原本的围墙打通，置换成一圈回廊院，联结了西侧的村落和东侧的草地、主干道，让大家可以便捷地穿行。我们也把较为严肃的立面用阳光板包裹起来，希望它可以更轻盈、通透、亲切。现在这个院子成了很受各年龄段村民欢迎、利用率很高、很百搭的一个公共空间。
如果说上述党群活动中心一期西院偏向公共服务的性质，那二期东院则侧重于文体配套和商业功能，包含一座村民食堂烧烤店，一座带咖啡厅、展廊的图书馆和一间展销当地农产品和文创产品的商店。中间的院子平常是篮球场，也可以作为食堂承办婚宴、寿筵、满月宴的室外流水席场地。
秦厂村党群活动中心©摄影：张超
对于乡建来说，公共物理空间的改造和重塑固然重要，也是建筑师所长，但更重要的是后期的维护、运营。在上围村分展场的案例中，由于后期实际运营情况和原来的设定差别较大，因此后期建筑立面做了很大的改动，听说马赛克壁画也不复存在了，可以说是一个遗憾，我们也在不断反思，提醒自己在设计时要更多考虑功能方面的包容性、灵活度。我想这也是乡建中值得探讨的一个痛点。
空间的改造不光从建筑开始。一个展览可以为城市带去什么？这是深港双年展这么多年，在参与城市的实践活动中一直思考的问题。首届深双是在现在的华侨城创意园举办的，整个展场当时被布置成了一个微缩版城市，包含有城中村、大学城、购物城、等等映射现实的各分区。华侨城后续成功转型成一个创意园区，脱不开展览介入现实的先锋实践，首届深双也一直被视为激活城市片区的经典案例。一个以城市为主题的展览，作为城市发展的催化剂，为城市未来的发展提供各种可能性。城中村在城市化的浪潮里，长期处在边缘被忽视，双年展的介入，有幸呈现给大家一个内部视角的城中村，它的朴素，它可塑的潜力，不可否认，曾经的城中村，混乱的环境，的确是城市发展的治理难题，但通过创造性的改造，也可以是一座城市发展的潜力所在。这方面，双年展提供了诸多灵感和启发。“城中村，只能被拆除吗？”，这是首届深双中就涉及到的关于城中村的探讨。2017年，我们直接把展览现场搬进了南头古城城中村，那届的内容非常丰富，我从下面两个方向聊聊，一个是“向城中村学习”，二是与大众的互动。踏入城中村的场域，建筑师们也开始部分“村化”。建筑师张永和的作品信息亭，兼有售卖杂货和冰棒的功能，玻璃推拉门的形式也很像城中村里的小便利店。日本建筑师冢本由晴设计的火焰美食俱乐部，形态有点像烧烤店悬挂的吸烟装置，大家可以聚集在装置下一起吃火锅。李文海和李甫设计的观众服务区则采用城中村农民房中常见材料混合的彩色马赛克，家具的设计灵感也源自城中村中卖货的小推车。这就是环境对人的影响，一方面，城中村元素确实给了建筑师们很多灵感，另一方面，这也是建筑师在此场域中的一种主动为之。在和村民的互动方面，我们的平面设计师刘钊，他设计的主海报上的字体是用向城中村村民讨来的“墨宝”写成的。而著名的“移动建筑大师”尤纳.弗雷德曼则通过向村民征集作品，创办了“街头美术馆”，直接颠覆了传统美术馆的定义。村民们纷纷奉上大作,普通人眼中的艺术品是孩子的百天照，每天都在卖的红色蛇皮袋，收藏了几十年的士官证。年轻艺术家黄河山用展览费用和城中村的村民交换了几十件家具，村民们手工设计的小凳子非常有趣，整体摆在一起形成了非常奇妙的诙谐感。他为这些村民艺术家取了新的艺名，诸如“深泽弯人”、“路易斯·汪”，这个作品在展场大受欢迎，刚展了几天就有好几件被偷。双年展在村落里的一些实践，在我看来有这几个特点。一是把城中村的空间直接作为艺术展览和创作的载体或材料；二是下沉式策展，策展人需要沉浸到社区或者村落中，他们要多方协商甚至需要自己创造展场，艺术家的主题也不是一开始就设定的，有一些是来到现场后才确定的；三是艺术家并不负责现场的全部内容，艺术家只是作品呈现的一端，作品作为媒介，实际是要鼓励并支持各界人士同在地居民共同创造。他们在和作品的互动中，组成了完整作品的另一端。这种展览方式，在社区内部会形成一股凝聚力和推力，会为后续的更新和改造带来更多思路，居民对此也是喜闻乐见的。说回乡建话题，我认为艺术介入乡村的理想状态，是原创性和在地性的兼而有之。用展览串联作为载体的村落空间，和村落中的人一同建立新的“场域”，在精神的互联中，激发想象，将展览提供的经验化为生活中的实践，为乡村建设带去别样的可能。
2017年，我参与由OCAT深圳馆承办的UABB“城市共生”在坪山的分展场项目，第一次跨区去坪山协助实施法国移动建筑大师尤纳·弗里德曼（Yona Friedman）的作品“街道美术馆”；同年，我和春儒一起策划“鳌湖艺术微论坛——从大芬村、双年展到博览会时代的深圳艺术发生学”；2019年，我参与坪山美术馆开馆展的延申对话等项目到后来加入美术馆团队，这些都构成了我在这座城市的个人与机构实践。
今天的鳌湖，遗存了过去300年来客家移民和现代性层层叠加的族群记忆。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前清遗留下来的炮楼、民国时期的学堂、新中国初期的集体化痕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城边村肌理和最近10年新农村建设所带来的机遇。我想可以把鳌湖的艺术乡建理解为以个人为纽带发起的文化还乡行动。这里的空间潜质和自我组织的方式形成的内在驱动，相对舒缓松弛的生活节奏，对比中心城区都是稀缺而难得的。随着城市的扩张和地铁的开通，资本欲望的涌动和社区更新的进程似乎不可避免，把一个城边村裹挟其中，内在的紧张感和权利博弈也会日益外化。鳌湖作为一个特例和今天讨论的题目“普遍共存”之间也隐含某种张力。通过探讨这一特例包含的启示与可能性，寻找和发明带有普遍性的价值与共识，是抛给我们的命题。
无论是艺术家或建筑师主导的乡建项目，还是城市双年展，亦或像我这样的策展人，我们的工作，都可理解为捕捉记忆、丰富感知与再造文明的尝试。举我个人今年在坪山的大万世居策划的“万家灯火”展览为例，我尝试通过带有场域特定性的策展实践，捡拾记忆的碎片与缝接文化的地层，勾起观者的历史感和对文明性的观照。在历经了近代史的沧桑变幻之后，重新在大万世居点燃“万家灯火”，既是对这片先民居所往日活力的记忆唤醒，也是对其可能衍生价值的建构。在附近新商业区快速崛起的摩天大楼与城中村内错落的民居之间，以与它们杂糅共生的大万世居和植入其中的当代艺术创作，强化观众对于新都市折叠空间的体验与穿越时间的印象，以艺术的触媒为族群的凝聚与价值传续提供养分。这里，从个人的主体性确认与感知实践到纳入和关怀他者的境遇，再到催化多元主体以至共同主体，通过创造性的方法和实验激发文化的基因，为社区与城市创造新的生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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