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味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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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与蛇，就像绝大多数野生动物一样，与人类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平时即使在野生动物园，也很难看到它们。人们熟知的漫威人物蝙蝠侠，神出鬼没，正是取材于现实。
可最新的研究显示，蝙蝠与蛇，很可能是在中国大面积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宿主”。蝙蝠则是第二次扮演。
尽管现在的研究倾向于新冠病毒的源头宿主是蝙蝠，但还要在几十种野生动物中去追溯究竟谁身上寄生了新冠病毒，这已经非常困难。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人类染上这种新型病毒，与野味出现在餐桌上密切相关！
人感染“野生”流感，一个科学“黑洞”
有统计显示，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每年要“吃掉”全世界50%以上的猪、30%以上的禽、10%的牛和23%的羊，野生动物数量更不可估量。因此，中国也注定是一个饮食大国，美食大国，当然也是野生动物疫情风险大国。因此，中国对野生食材的治理，也相当程度上等同于对防止“病从口入”的公共卫生安全的现代性治理，这是中国迈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大问题。
14世纪在欧洲爆发的黑死病，源于西班牙人与羊的不当接触；20世纪非洲爆发的埃博拉、艾滋病则是人密切接触了猩猩。与其说，人类历史上几次重大疫情灾难是“人畜共患”，不如说是人类在不设防的前提下，被野生动物的高致病病毒直接传染造成的。
那么野生动物疫情，当今的人类兽医科学研究与治理水平能否达到呢？
举个例子，1999年颁布，2008年更新至今的农业部“一二三类动物疫病病种名录”中，动物疫情防控对应的动物门类只有二、三十种。但在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一个地方，贩卖的野味就多达42种。
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可怕之处在于，蝙蝠与蛇不是现代医学与兽医科学熟知的畜禽类，而是野生动物疫情，是人类科学尚未完全企及与覆盖的医学“黑洞”。
其次，“人畜共患”则加剧“黑洞”的成色，使之很容易成为公共卫生危机。
在流感病毒基因中有两段非常重要，一个是血凝素蛋白，另一个是神经氨基酸酶蛋白。按照首字母分别缩写成“H”（Hemagglutinin）和“N”（Neyramidinase），前者决定着病毒能否与禽类动物或哺乳动物（特别是人）细胞膜上的蛋白质结合，打开一个进入细胞的通道，导致“人畜共患”。
2013年，在黑龙江某地禽流感在禽类动物间爆发期间，一只家猫死了。研究人员从这只哺乳动物的肺组织中分离到了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
2014年5月，几千公里之外的四川，1位49岁男性因患重症肺炎死亡。医生也从病人体内分离到了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我国报告的人类首例H5N6亚型禽流感病毒感染病例，而自H1N1“甲流”爆发以来，“人畜共患”疫情已几乎每年都会“光顾”。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人类活动领域拓宽、动物及动物产品国际贸易频繁，全球新发动物疫病不断出现。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年新增一种动物疫病，一些老的动物疫病由于病毒变异、突破种间屏障等因素，也造成了严重危害和影响。可怕的是，这些新发、复发动物疫病中，75%是人畜共患病。
中国有句俗话，叫“亡羊补牢”。如果野生动物疫情是科学手段短时间内解决不了的，那么至少我们可以通过强有力的管理手段，通过防止“病从口入”，阻挡“人畜共患”病毒的产生与传播。
有两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证明通过现代化科学的治理手段，人类可以“关牢”动物病毒入侵的大门。
比如，日本人常吃的鲸鱼、海豚、鲨鱼等等野生动物，为什么没有大量出现在中国？答案是，要想让一段新鲜合格的“野味”鱼肉从日本入境中国，需要经过两国检验检疫部门上千道“关口”。从性价比上看，品尝到这些“野味”确实不菲，但全球各国正是通过彼此建立这种高标准的检验检疫体系，才有效防止了动物疫情的传播。
再比如，前一阵国内猪肉行情看涨，背后其实是大面积爆发的猪瘟。但所幸，凭借我国近乎工业化的生猪养殖、生产，防疫与流通安检体系，这场重大疫情止于动物，只是让节前的猪肉价格有了些许波动。
无疑，科学的畜牧、养殖与检验检疫治理，为有效防控人畜共患”帮了大忙！
事实上，从2003年我国爆发SARS后，经过各种现代性手段的治理，中国的重大动物疫情在2009年下降到了当时历史的最低水平；全国动物屠宰检疫率达到90%以上；全国93.7％的地市、78％的县区和71.7%的乡镇完成兽医管理体制改革；动物防疫基础设施体系进一步健全。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和动物产品安全监管条件和手段有了根本性的改善和提高。
可是，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问题在于，蝙蝠与蛇等野生动物们，在进入社会进入流通领域的任何环节，都不在上述现代化手段的治理之列。
从归口管理的维度看，“人畜共患”属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由卫生与疾病防控部门管理；牛羊猪禽等大宗动物疫情防控，归口农业部门；而门类最多、情况最复杂的野生动物管控，却归口防控疫情能力相对弱的林业部门。
从网上搜索便发现，在武汉，就有若干家通过林业部门审批的野生动物养殖繁育基地，这些基地甚至还可以申请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养殖，获得林业部门颁发的许可证。至于这些野生动物繁殖过程中是否建立了系统的畜牧管理流程，是否有着动物疫情防控与研究手段和措施，野生动物进入流通领域的用途是什么，如何有效避免疫情野生动物进入餐饮市场等等核心、关键问题，都有待回答。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野生动物们，恰恰利用了在现代治理序列中的“缺位”，轻易绕过了我们国家几十年来建立的严格动物疫情防控体系，有机会直接跑到人们的餐桌上。人类社会安全这一重大问题，也因此不设防地摆在了未知的疫情面前。在病毒的风险前，人们与野兽之间，似乎连动物园里一个笼子的距离，都没有了。
虽然当下新型冠状病毒的战役尚未明朗，但我们应该及时警醒：从非典到新型冠状病毒出现，野生动物在饮食安全领域不停带给我们的，是一个不断升格，而教训惨痛的现代性课题。
假如我们把食用野生动物，定义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是一种民俗。那么延续这种民俗，今天务必需要统辖当前全部疫情防控管理机构，将食用野生动物安全问题上升为国家高度，纳入现代治理体系与序列，用工业化、标准化的畜牧措施防控野生动物疫情，用国际化、前瞻性的检验检疫体系预防“人畜共患”病毒的出现与传播！
当然，如果这是一道我们迈向现代化社会的长期考题，那么不如听一句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在新型冠状病毒出现后对我们的忠告：人类要想避免染上新型病毒，应减少与野生动物的接触，杜绝一切野味出现在餐桌上。
文字原创，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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