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成本是重农抑商的根本原因

李俊

中国皇权社会里，有一个特点就是，重农抑商。历代统治者重视农业的发展，并不是重农抑商的原因，而是一种结果。中原帝国选择重农抑商的政策，是从统治成本角度来考虑，而不是统治者的愚蠢。

重农抑商对经济发展确实不利，这点在经济学界上是没有什么争议。如果只有几个昏君，没有看到抑商的坏处，还能说得过去，但是不可能所有统治者都是愚蠢的。皇权社会里，需要官僚集团进行统治。养活这些官僚集团的费用，就是通过税收方式。草原帝国是通过战利品来支付统治经费，就很难做到稳定性。

资本是流动的，是逐利的行为，但是在当时条件约束下，对资本征税是极其困难的。商业的发展，对整个社会都有利，然而导致征税成本的增加。商人到处跑，政府也不容易监控，更加谈不上征税。农业是被土地固定下来，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重视农业发展，可以让人们固定下来，这是有利降低征税成本。

北京大学国发院周其仁教授说道：“超级国家公司成立之后，一旦发现组织成本太高，究竟走哪条路线才能把经济运转的成本降下来，确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任务。”中原帝国之所以能够维持统一，就是通过重农抑商政策去降低税收成本。欧洲不能做到大统一，这和背后税收成本是有关。

中原帝国，是一个农耕文明，统治者获得税收来源相对稳定。当然，如果遇到严重天灾，再加上外部力量的攻击，也会垮掉了。欧洲的平均纬度要比中原要高，欧洲西部是温带海洋性气候，空气湿度很大，这是不利搞种植业。他们往往是搞畜牧业，也就是依托草原，这会增加统治者的征税成本。草原经济的约束，注定国家边界方面扩展很有限。

除了重农抑商之外，中国历代统治者也是采取盐铁官营，本质上也是征税成本的考虑。就拿盐来说，通常都是沿海地区生产，这和别的商品是有区别的。如果对玉米征税，老百姓仍然可以偷偷地种植玉米，毕竟这个范围太大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不在沿海地区，很难做到偷偷地生产盐。

重农抑商确实维持着中原帝国的统一，但是也抑制了商业的发展，导致中国开始落后欧洲国家。如果不是中国被西方帝国打开大门，清朝倒闭之后，将会被新的皇权社会替代。因此，一个社会发展的结果，往往是无数变量叠加的作用。

农耕社会里，一个人上升空间比较有限。如果不能经商的话，那么只能通过科举方式去改变。某种意义上来说，科举制度是对重农抑商的一种补偿。因此，对商业的抑制，人们自然就会热衷科举。

战国时期秦国能够变得强大，重农抑商确实起到很大作用。秦国统一之后，建立中央集权国家，贵族统治也就瓦解了。重农抑商政策有利降低征税成本，扩大帝国统治的规模。虽然秦国垮掉了，但是郡县制却被保留下来。

技术进步，税收成本也发生变化。中国之所以取消农业税，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征税成本过高，这个原因是不能忽略。草原文明和中原文明，这背后也是成本约束的结果。草原文明很难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和征税成本有关。

广东潮汕人有热爱经商的传统，他们到处从事商业活动。商业活动本身有很高的风险，宗族力量成为避规风险的一种途径。潮汕男人的大男主义，选择和自己人合作，这都是一种成本反映。潮汕家庭之中，父母对子女干预程度远远高于平均水平。这种大男主义，给人感觉就是不讲道理，但是只要家庭成员服从的话，也可以起到降低成本。不过，工业社会之后，大男主义在家庭上的统治边际成本不断增加。其实，这和税收成本是同一个逻辑。研究历史问题，需要从经济学、地理学、数学、文化、心理学等知识，融合起来去分析历史事件。

税收成本是重农抑商的根本原因，这是一个正确的逻辑。要知道，不可能所有都是皇帝都是愚蠢的，都是小农思想的。很多行为，都是需要从成本那里寻找答案。

2017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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