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国志愿者深情分享 | 叙利亚人在土耳其

今年7月4日至8月3日，在共同未来（中国第一家获得公募资格，并致力于帮扶在叙利亚周边国家难民儿童及青少年的国际志愿服务项目）的发起下，七名中国志愿者历经一个多月的准备，载着满满的希望与关怀前往土耳其哈塔伊和加济安泰普两地的两所孤儿院展开了帮助叙利亚孤儿的志愿活动。

一个月的时间，志愿者通过各种艺术课程和活动，尽自己所能帮助这些孩子们走出战火的阴影、驱散心中的阴霾。本文从七名志愿者之一——王青青的视角，讲述了她在土耳其哈塔伊Bayti孤儿院和孩子们难忘的故事。

△志愿者与孩子们的合影。 图/夏伟聪

△照片墙：记录了与孩子们的点点滴滴。 图/李永花

加济安泰普，是土耳其东南部最大的城市，也是著名的马赛克艺术和开心果之乡。历史悠久的加济安泰普教堂和清真寺共存，堡垒和城堡并列，巴扎集市和浴场是茶余饭后当地居民最爱去的地方。然而，作为土叙边境上的第一大城市，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以来，不断涌入的叙利亚难民悄然改变着这座城市。

2011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决定开放边境，欢迎“我们的兄弟”叙利亚人进入土耳其。现在，近300万叙利亚难民居住在土耳其，这个数字远多于欧洲的难民数量。然而世界的目光都投向欧洲难民危机，居住在土耳其的难民却鲜有曝光。加济安泰普距离阿勒颇不过100公里，在战前城市间互通往来，贸易乃至通婚都十分普遍。开放边境后，大批难民涌入加济安泰普，城市人口增长了近一倍，现在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各占一半。少部分难民居住在难民营里，大部分的叙利亚人和土耳其人住在一起，散落在城市的民居里。

我们志愿服务所在的Dar Al-Selam孤儿院位于大学城主干道旁的一栋公寓里，周围住户是普通的土耳其民众和大学生。孤儿院的主要出资人是土耳其商人Hussein，他的妻子是叙利亚人，孩子在战前也住在叙利亚，讲着一口流利阿拉伯语的他对叙利亚来的孩子们更是有着特殊的情感，家境殷实的他和许多出资人一起租下了这栋公寓楼，救助受难的孩子和母亲（阿拉伯文化中丧父即为孤儿）。

△孤儿院主要出资人Hussein先生和主要负责人Manar女士。 图/李永花

我曾在黎巴嫩、约旦见过大规模的难民营，看到灰色的帐篷从山脚蔓延到山腰，密密麻麻的布包下，无数家庭在里面，和苍蝇、污水共处。原本预想Dar Al-Selam也是一片凄惨形象，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然而初到这里，却不尽然。这里接待了14个家庭共44名孤儿，13位母亲。孤儿院以家庭为单位，母亲和孩子们住在独立的一间公寓里（一室一厅一厨一卫）。这里的设施都很新，室内窗明几净，热水电力24小时供应，每家都会按需分配食物牛奶。

下面，是他们的故事。

1

那些花儿：五姐妹

△五姐妹的家庭照。图/陆柳青

五姐妹一家是最早被孤儿院收容的家庭之一，也是整个孤儿院唯一没有母亲的家庭。她们来自战乱最早爆发的城市——霍姆斯，因而也是最早一批到达土耳其的难民。

我们到达孤儿院的第一天，行李还没来得及收拾，五姐妹就前来问候，并邀请我们到家里做客。她们的房间整洁有序，地板一尘不染，脱下鞋进到屋子里，我看到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书本，窗台外一盆小花刚刚冒出骨朵，大姐Shaheera笑着说：“那是我养的玫瑰花。”

Shaheera在土耳其的一所宗教学校学习计算机科学，尽管她却对文学，哲学更感兴趣。每天她会帮着奶奶处理孤儿院的一些事情，英语流利的她也是志愿者沟通不畅时的好帮手。她性格沉稳，无论有怎样的难题找她，她都会笑呵呵的答应。她像窗台上的那株玫瑰花一样，安静可爱。

熟悉后她告诉我们，她7个月前去世的未婚夫特别喜欢园艺，在他打仗的装甲车坦克里面摆满了花花草草，每次都会发照片给她，Shaheera给我们看了那些照片，都是阳光下奋力生长的花草。他的头像也是一株花，只是再也不会亮起来了。Shaheera时常会望着他的照片出神，22岁的他穿着军装挎着枪，永远留在了那片战场。如此热爱生活和生命的他，怎么都不像端着枪的军人，战争就这样改变了这些人的生命轨迹，否则他应该是学植物学的大学生。

四姐Rawan 15岁，早早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大姐要在孤儿院照应，还要应对学校的考试，二姐刚刚手术不能出门，所以Rawan假期里就在附近的幼儿园里做帮工，帮忙照顾孩子，做些清洁工作。她每天都要去幼儿园工作，总会看到累到睡着的她。我们到了后没几天，她拿到了第一笔薪水，一个星期50里拉（约100元人民币），信封在她手里握着紧紧的，她不时会掏出钱看看，逢人便夸耀自己拿到了薪水，脸上的骄傲持续了好几天。

第一次见面，小妹妹Razan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还没拆封的礼物绘本送给志愿者，即便我们还没有做过自我介绍。她格外依赖土耳其的志愿者，每每看到包着头巾年纪稍长的女志愿者，都会像口香糖一样粘上去。一次她对志愿者说：“虽然我的姐姐们都瞒着我，但我不是小孩子了，他们对我格外好是因为爸爸妈妈都死了。你就像我的妈妈一样。”惹得土耳其志愿者泪流满面。

她性格多变，有时一个人坐在课堂角落谁也不理，呆呆地看着窗外；有时又会突然大笑。在我们快要离开时，二姐Iman给每个人写了信，读着读着大家都抱在一起，哭成了一团。Razan却突然开始狂笑，还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可是眼神里写满了悲伤，伪造出的笑声让大家着实不解。大姐悄悄告诉我们，Razan其实懂大家的悲伤，但是她以为这样笑起来，会感染其他人，大家就不会哭了，可她比任何人都要难过。

2

笼子里的鸟

△Najlah一家。 图/夏伟聪

相比难民营以及在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人，孤儿院的生活水平还是令人满意的。每家每户都会按需分配，牛奶食物从来不会少，重大节日的时候孤儿院还会给每个孩子采购新衣服，一个孩子可以买三套新衣服。可是有的母亲还是想要搬出去，Najlah就说：“在这里，我们都像是笼子里的小鸟没有自由。”

Najlah只有28岁，丈夫在战争中的一场车祸中去世，她先是借住在乡下的亲戚家，可是亲戚家拮据的日子也很快就过不下去了，她不得不搬到难民营里。难民营的日子让她不堪回首：“那里什么都没有，没有地方坐着，没有地方站着。太可怕了！我都不愿去回想。”

边境开放时，Najlah背着小儿子，手里拉扯着年幼的双胞胎女儿，徒步跨越边境，记不起多少个白天黑夜，就这样走啊走啊，到了土耳其。她是一个乐观且热爱生活的人，她的双胞胎女儿总是穿着美丽的裙子，戴着漂亮的蝴蝶结扎着麻花辫。她常常带着孩子们看望朋友，每逢出门一家人总少不了盛装打扮，小儿子Ahmed总是打着领结，穿着三件套。像她这样注重体面的人，怕是受不了难民营的。

△Ahmed。图/陆柳青

一开始，她在一家幼儿园的厨房工作，然而叙利亚人在土耳其境内并不能合法工作，她一个月只有800里拉（1600元）的收入，加济安泰普的房租随着潮水般涌入的难民而水涨船高，她的收入无力承担自己和3个孩子的开支，撑不下去后经介绍搬到Dar Al-Selam。在这里她看着孩子们有了充足的食物，有了其他的小伙伴，虽然欣慰，可代价是她没有了过去的自由，她总是抱怨：“为了孩子我才不得不呆在这里，我并不喜欢这种感觉。”

虽然孤儿院坐落在加济安泰普大学城的主干道旁，可是孩子们的世界仿佛是与外界隔离开的。孤儿院的负责人对孩子们的活动范围有严格的控制，孩子和家长没有负责人的许可不能擅自外出，但是孤儿院会定期用小巴车带着孩子母亲们集体去集市采购食材，也会定期和当地的NGO合作带着他们出去，可是每周一两次的出行远不够满足孩子们对外界的渴望，母亲们也是一样。

Najlah最开心的时候是朋友来看望或者志愿者组织户外活动，这样她就可以有理由离开孤儿院到外面去——虽然只是到200米开外的社区公园。公寓楼里的电梯成了孩子们唯一的玩具，每天上上下下。孩子们不知轻重的手把电梯搞坏了好几次，后来负责人就不允许孩子们接触电梯了，但孩子们还是每天会在楼梯上、一楼的空地上打闹嬉戏。

3

尊贵的客人？

孤儿院的负责人“闭关锁国”的高压政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300万涌入土耳其的叙利亚人和当地人的关系并不融洽。土耳其的房东不想把房子租给叙利亚人，叙利亚人则痛恨落井下石的土耳其人。土耳其人相对西化、作风开放，在他们看来叙利亚人是落后保守的，他们的到来会破坏土耳其的世俗化社会。叙利亚难民往往比较虔诚，恪守伊斯兰教义，他们也看不惯土耳其人常常做出的不合教礼的事情。

族群间的摩擦矛盾不断，加济安泰普也曾出现针对叙利亚人的暴力示威。叙利亚人的商店被毁，后者不甘示弱的反击引发了一阵骚乱。所以，为了低调行事，在社区里扎根下去，孤儿院的妈妈和孩子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公寓楼内，出门需要征得许可。

尽管如此，土耳其对大部分叙利亚难民而言仍是最佳的避难所，文化相近，宗教相同，饮食生活习惯差异也不大，尤其是加济安泰普战前就和叙利亚第一大城市阿勒颇互通往来，民众交往密切。经过合法方式来到土耳其的难民可以拥有合法的居留证件，是土耳其“尊贵的客人”，每个月政府会发放一定的补贴。可是他们并没有公民身份，上学看病都是问题。

△Mustafa。图/陆柳青

土耳其政府也不断试图帮助叙利亚儿童在当地继续接受教育。然而课程都是用土耳其语教授，很多孩子都没有学过阿拉伯语标准语，土耳其语的课程更是难以理解。语言成了很多孩子迟迟无法上学的原因。有些地区的学校会针对难民学生开设部分阿拉伯语的课程，但是拥挤的校舍不能容纳所有的学生。所以只有当地孩子下课后，叙利亚的孩子们才能坐到教室里学习。

很多父母都担心孩子们上土耳其语课程，学土耳其历史，最终会被土耳其文化同化。叙利亚人以自己的文化为傲，可是在土耳其的叙利亚人担心下一代不能继承这一伟大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不只是儿童。安卡拉的市郊有一片叙利亚人聚集区，每天那里都有数十个新生儿降临在世上，他们出生在土耳其，可是除了一纸出生证明没有任何身份证件，法律上既不是叙利亚人，也不能成为土耳其人，他们长大后可能会缺失两种文化的认同感。

不只是教育问题，生活本身对很多叙利亚人来说都十分艰难。随着大批的难民涌入，土耳其当地的物价疯涨，房价尤甚，当地很多民众抱怨大量难民哄抬了物价，带来了通胀。土耳其当地的失业率高达13%，叙利亚人的到来使得就业前景越发严峻，即便大部分难民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但由于文凭遗失在路上，语言不通，还要和当地人竞争，想要找到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已十分不易，更不用提家庭了。僧多粥少，在土耳其的叙利亚人大多做着土耳其人不愿做的体力活动，拿着远低于土耳其人的薪水。

在土耳其不出几日，我注意到公寓楼旁边的餐厅和超市都有十几岁的男孩子工作，他们在叙利亚餐厅里面当服务生，或是在超市里帮忙搬货、称重。我一问才得知他们都是叙利亚童工，这样的现象在土耳其之前并不常见，更不用说在加济安泰普这样的大城市了。然而众多移民家庭仅靠一个人工作很难维持生计，所以年幼的孩子被迫走上街头贩卖纸巾、小工艺品，或者在餐厅、市场等地打杂，更艰难的就在路上乞讨。

我们一行的当地向导萨拉赫曾是一位书法家，艺术家，他将书法与阿拉伯文字完美的结合到一起，在许多领域都颇有建树。然而到了土耳其后，他也不得不从事体力劳动，薪水只是土耳其人的四分之一。他愤愤然说没想到雇主在这样的时候压榨难民。他表示，很多前往欧洲的难民都是为了更多收入才踏上未知的旅途，梦想在欧洲谋一份工作，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而留在土耳其的难民只有两种：赤贫到没钱离开，抑或是富裕有余，足以在土耳其安家落脚。

他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开支，两个儿子不得不在上学的同时工作。对于在土耳其的叙利亚儿童，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两个男孩白天上课，下课后就去打工，在当地一家工艺品工厂做童工，专门制作土耳其风情挎包。工作强度很高，但是一个月只能赚300里拉（约合人民币600块）。他们的童年就这样告别了玩具和动画片。

每每看到这样的孩子，心中总是会暗暗心痛，可是还要安慰自己，好在男孩子还可以靠双手养活自己。可那些女孩子呢？孤儿院里Reem年仅14岁，叔叔就开始给她说媒，介绍了同龄的男孩子给她，希望她可以早日成婚。看着她稚嫩的脸，不敢想象不久后她就会成他人的新娘，小小年纪就要养儿育女。叙利亚在战前的发展水平在中东国家中位于前列，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结婚年龄较晚。可是战争爆发后，一切都变了。

4

都与我有关

△作者，志愿者李永花，喻晓璇，陆柳青在与孩子们一起绘制的手绘墙前。 图/夏伟聪

在“共同未来”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鲁迅语） 。在与孤儿院孩子们朝夕相处20多个日夜后，我能感受到他们一点一滴的变化。一开始喜怒无常、暴躁好动的大男孩在课堂上可以越来越久地专注，也更加愿意参与课程互动；害羞的男孩开始有了上进的苗头，开始争抢着回答问题，加入争做第一名的比拼；怯弱的小女孩渐渐可以放开志愿者的手，自己去写写画画；原本阴郁总喜欢一个人坐在角落的孩子，也绽放出了开心的笑脸。

战争造成的伤害或许永远无法弥补，但未来是可以掌控和塑造的。对于经历创伤的孩子，更令人担心的是如果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与外界隔绝，接受不到正确的引导和良好的教育，仇恨和报复、血腥和残忍就会在他们年幼的心中埋下种子、生根发芽。他们在未来遭遇更多挫折后，这些负面心理会变成一颗地雷，不知哪天就会引爆。

孤儿院的男孩子Adil曾亲眼目睹了父亲遇害的过程，政府军枪杀了他手无寸铁的平民父亲，流出的血就溅在他稚嫩的脸上，他不懂为什么这些军人要这样伤害无辜的家人，以这样的方式将父亲的生命夺走。从那之后，他变得不合群，可能随时发一通脾气，把气都撒在身边比他小的孩子身上。无缘由的伤害导致他也成了一个施暴者。当恐惧袭来，情绪失控仿佛是唯一的选择。

或许还有无数的战争孤儿像他们一样无助，在经历创伤后，悲伤无处排遣，很容易被煽动，以至于变得极端化，他们可能遍布世界各地：土耳其、德国、法国、加拿大、英国……如果没有人能够密切关注他们的成长，倾听他们的声音，那这个世界可能会有更多的炸弹和恐怖袭击。而现在，只需要语言和爱我们就能预防这一切。

Dar Al-Selam的战争孤儿只是在加济安泰普的难民的冰山一角，在土耳其的难民也是全球难民的一个缩影。无尽的远方，还有无数的人们，需要我们的关注和帮助。

绘制我们的未来

图/陆柳青

文稿 | 王青青

图片 | 夏伟聪等

编辑 | 喻晓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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