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故事 | “原以为，只有精神病人才看心理医生”——心理治疗能帮助难民吗？

成千上万的移民，背负相似的创伤，跨越沙漠，翻过冰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穿过巴尔干森林，前往欧洲,在愈加冷漠的氛围中寻找新生活。一旦抵达欧洲——如果确实成功到达——安顿下来时，他们该如何整理那些令自己流落异乡的痛苦经历？

在欧洲的寻求庇护者深感恐惧、生活未卜，要解决许多日益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例如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自我伤害、失眠、恐慌症发作等。

城郊的难民营里、安全屋里、欧洲各国首都的街头，百万人都在等待着自己命运的安排。因此，像无国界医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MSF）这样的援助组织不得不介入其中，为这些时常高度不安的人群提供精神治疗。

那么治疗从何处起步？

一位在贝尔格莱德无国界医生工作的心理学家格尔达娜·马克西莫维奇（Gordana Maksimovic）表示，她的工作主要是听人们讲自己的故事，再将心比心地回应他们。

她说: “人们之间的疏离是内心苦痛的根源。所以最有效的帮助就是立基人性重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让人们重新融入社会，社会才是他们的归属。同时告诉他们，荒诞的不是他们，而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无需感到羞耻。”

当学校得知我变过性，我便被开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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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娜，33岁，2018年离开伊朗，现居于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的安全屋内。图片来源/ the Guardian

当妻子告诉莫娜（Moona）她有身孕了时，莫娜非常兴奋，决定永远不对孩子隐瞒自己的真实性别。虽然她以前梦想过自己怀孕，但那时她还没能成为女人，她那时是伊朗一所大学的一名男教授，娶了自己的表妹为妻。在得知妻子怀孕后，她决定变性。“因为我想当孩子‘表里如一’的母亲，而不是一个名不副实的父亲”。

莫娜在伊朗西部的一个小镇出生成长。她说：”我记得有一次我问妈妈能不能在参加婚礼之前化妆，妈妈说如果我化了，我爸可能会杀了我俩。那时我明白了在公开场所表达真我有多么危险，所以我决定严格遵守社会规则。“

而后她一门心思忙学习。她曾像一位医生坦白过自己的身份认同，但在家人和这位医生的建议下，她还是结了婚。结婚四年后，她还是决定变性。虽然伊朗禁绝同性恋，但是它容许公民做国家资助的性别确认手术。2015年初，厌倦了男性生活的莫娜申请了变性手术。

手术后没过过久，莫娜和一个男人坠入爱河，又一次步入了婚姻。然而这场婚姻的代价是昂贵的，因为莫娜的前妻拒绝让莫娜看望她们的女儿，还恐吓说要揭露她的身份。莫娜说：“当同事得知我变过性后，我就被开除了。几天后，我父亲找到我说，如果我不走我哥哥就会杀了我。所以2018年8月，我拿了一份蛇头给的假英国护照前往塞尔维亚。在边境上，我和24个人被扣押在一个小房间里，没有任何保护——他们想强迫我们回家。”

如今，莫娜住在贝尔格莱德，远离女儿和自己深爱的男人，深受恐慌焦虑折磨。她已经获得了庇护，得到了在法国重新定居的机会，但是具体细节还未出来。在这等待的过程中，她住在一个为弱势群体准备的安全屋里。

几个月前，她开始在无国界医生诊所接受心理治疗。“我和医生定期会面，心理治疗在起作用。但是这一切改变起来太慢了。我孤独、想家，我觉得我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

莫娜还喜欢画画，希望能展出自己的作品。“在一个正常的世界里，我的选择本会使我幸福，但改变性别让我失去了一切。”

我现在长大了，我必须要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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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扎尔，16岁，2018年同父亲离开伊朗后和父亲失散，现居于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的移民营中。图片来源/ the Guardian

阿扎尔（Aazar）只有16岁，但头发已经开始渐渐变白了。“大家说这是因为压力。我经历得太多太多了，我的脑子还在处理我看到的许多事情。”

阿扎尔的父亲是一位医生，他和父亲于2018年离开伊朗。“在土耳其我父亲给一个蛇头付了钱，之后我们试图从波斯尼亚前往达克罗地亚。但那段经历简直是一场灾难。”

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寻求庇护者在越过欧盟边境时被警察抓获，在被遣返之前，他们会遭受残酷地殴打。移民称这为“跨境游戏”。

“那天，我们在波斯尼亚的森林中被追捕，警察抓住了我，而父亲逃脱了。蛇头答应父亲过几天会把我带回来，但他再没接到过父亲的电话。”

从那以后，父子俩就天各一方了。最后阿扎尔来到了贝尔格莱德，在一个汉堡车里做汉堡，每月挣350欧元。

阿扎尔说：“我父亲去了比利时，多幸运啊！不过好玩儿的是他没有工作，所以我寄钱给他，每月大概寄150美元，于是到了月底我就一分钱不剩了。”

阿扎尔要工作到午夜才换班，时常都累得回不到营地的家中，好多夜晚都睡在多瑙河岸边、公园里、游乐场里。他有时愤怒得难以自抑。他说：“生活很艰难，但我现在是个大人了，我必须得自立。”

马克西莫维奇告诉记者: “像阿扎尔这样的未成年人同时经历着成长危机和生存危机。想象一下，他们在处理青春期问题的同时，还经历着如此危险的旅途。大大小小的事，从难民营夜间的噪音到边境暴力，都在恶化他们的处境。”

一些孩子进入了当地的学校，但与同龄人的差别会使他们更难适应。“学校能很好的帮助这些孩子融入社会，但当这些孩子看到同龄人有家庭、过着更幸运的生活时，他们会想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

阿扎尔的梦想是到比利时与父亲团聚，这样他会过得更稳定，但也会让他失去正在马克西莫维奇诊所接受的治疗。

马克西莫维奇说：“工作中最令我们沮丧的部分在于，自己刚开始治疗一个移民，然后突然他就离开了，去继续他的旅程。不过更令人沮丧的，是想到有成千上万的人遭受着痛苦，但从来没在诊所接受过治疗。”

我想重回校园，去思考不一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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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哈，23岁，从叙利亚逃至希腊，现已和三个孩子在希腊生活了18个月。图片来源/ the Guardian

23岁的玛哈（Maha）可以确定一件事: 她虽然已经逃离了母国的血腥冲突，但是到欧洲的18个月来，她仍无法摆脱冲突带来的噩梦。

“我感觉自己好像重历了一次战争，只不过这次是一场心理战，它在公寓的四堵墙里面开战，盘踞着我的脑海。”这位三个孩子的母亲性格活泼，觉得自己的经历都可以写一本讲述难民之苦的书了。“实际上，等到我有时间，并且心静一点的时候，我真的打算写这么一本书。”

玛哈曾是一名志愿护士，她比丈夫胡赛因（Hussein）先到希腊。她曾九次试图从土耳其越过陆上边境，但都失败了。每一次，与她同行的难民都被边防士兵推搡、殴打。

玛哈说：“他们打我们、踢我们，甚至还抢走我宝宝嘴里的奶嘴。但我们一直告诉自己：’边境线外有自由，我们不会放弃尝试，有朝一日还会回来的。’”

在治疗雅典的寻求庇护者时，心理学家梅兰妮·瓦西洛普鲁（Melanie Vasilopoulou）和她的同事试图在这些人身上培养的就是这种坚韧。

在瓦西洛普鲁见到的病症中，往事重现、幻觉、创伤后应激障碍是最常见的，而这些症状在寻求庇护者排队等候治疗时仍在加重。但他们又必须得排队等着，因为希腊的庇护服务系统已经过载了。

瓦西洛普鲁说：“就是这种停滞不前、对庇护申请无止境地等候令人崩溃。我让他们去关注自身的适应力而不是生活中的问题，毕竟我们面对的这群人非常坚强，为了抵达希腊他们用尽了全力。”

玛哈最小的孩子5个月大，对她来说获取所需的文件并不难，因为她是叙利亚人。但是尽管玛哈是被认可的难民，她还是没有旅行文件，无法离开希腊去看望她三个姊妹。2014年的时候，她们离开了叙利亚的伊德利卜省（Idlib），四散在欧洲。

玛哈流离失所的感觉日渐加重，压过了抑郁感。她叹息道：“我感到好孤独，好孤立无援。我特别想继续上学，这样就可以思考其他的事情。我现在住在距市中心12个地铁站的公寓里，见不到胡赛因，因为他没有证件，住在其它地方。我们这些人能做的只有吃饭、睡觉，然后无尽地担忧。“

从11月起，玛哈开始接受梅兰妮·瓦西洛普鲁的治疗。她说：“我跟梅兰妮倾诉我所有的困难。我在这里没有朋友，她就像我的朋友一样。希腊很美，但并不富裕。我觉得我的梦想在这无法实现，这不是我理想中的国家。”

我想让人们知道“风雨过后是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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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特瑟尔，30岁，2016年离开苏丹的达尔富尔，现居于比利时。图片来源/ the Guardian

来自苏丹达尔富尔（Darfur）的曼特瑟尔（Muntaser）第一次在自己的村里看到民兵时只有13岁。他说：“他们没收了我们所有的财产、武器、刀具，我眼睁睁地看着儿童和妇女被他们杀害。”曼特瑟尔一家属于一支非洲多数族裔，是阿拉伯民兵组织金戈威德（Janjaweed）种族灭绝罪行的受害者之一。该民兵组织受苏丹政府资助，2003年战争以来，夺去了20万到40万人的生命。

曼特瑟尔26岁时被指控支持反对派武装，被关押进监狱、遭受了酷刑。

他说：“我当时是一个农民。在冲突期间，我帮村子里收集食物，分发给被金戈威德民兵掠夺后的村庄。”

几个月后，曼特瑟尔被释放了，条件是他要以间谍身份合作。“我当然不同意这个条件，为了拒绝我开始逃跑。”

2016年3月，曼特瑟尔离开了苏丹，穿越沙漠，来到利比亚的萨巴（Sabha）。但是一灾未平一灾又起。“利比亚很不稳定。民兵和利比亚国民军（Libyan National Army）之间爆发战斗后，局势变得更加糟糕。如果他们抓住了你，就会指控你加入了这个或那个组织。我发现自己再次落入了先前的困境。”

几个月后，曼特瑟尔先是登上了一艘开往西西里岛的橡皮筏，后又向阿尔卑斯山进发。现在，因为付不起偷偷前往伦敦的费用，他被困在了比利时。伦敦有一个大规模的南苏丹社区，能帮助他找到工作。当天气非常寒冷时，通过“为难民找张床”这样一个社区倡议，他便能在当地一户人家里过夜。现在，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仍在达尔富尔。

曼特瑟尔说：“我们都想在欧洲过上更好的生活，但当我们到达这里时，事情并不像我们预期的那样。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凡此种种使我们生活得更加紧张、苦闷。”重现的记忆一直折磨着他。“我看到了在达尔富尔那些死在我面前的孩子。在这种绝望中，我还想过自残。”

他在无国界医生诊所接受的治疗已经开始奏效。如今，曼特瑟尔是一名志愿者，帮助新来的人在比利时安顿下来。他说：“一开始去看心理医生感觉很奇怪，因为我总觉得那是给精神病人看病的医生。”但他现在开始鼓励其他人寻求心理援助。

马克西莫维奇说：“心理学家承受着许多污名。有时候，移民是来到诊所后才开始了解心理治疗。”克服这种阻碍也是无国界医生治疗师的工作内容之一。

曼特瑟尔说：“我为那些在比利时没有得到任何帮助的朋友感到难过，我想让他们知道，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但风雨过后是彩虹。” （英文原文请见“阅读原文”）

资讯来源：卫报

编译 | 李歌阳、夏佩瑶

文案 | 张渝嘉

校对 | 倪嘉宁

编辑 | 阿汪、茉莉

封面设计 | 陈杨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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