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令人心疼的陕西“儿童村”……
编 辑：唐执简
陕西东周儿童村，是一家专门代养代教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民间慈善组织。国家领导人曾到此视察，亦接待过700多批国外考察人士。
成立25年来，近千名事实无人抚养的孩子，在儿童村重获温暖。但运行中难免实际困题。至艰时期，创始人一度靠带领孩子们捡破烂度过难关。近年来，经费缺口依旧，譬如拿不出9万元的接口费，取暖成问题；还有不足2000元的月薪，面临工作人员流失的压力。
适逢“六一”儿童节，镐京笔记推出，《那个令人心疼的“儿童村”……》。5月25日晚，21点。
陕西三原县东周儿童村（简称儿童村）的会议室里，灯光炫白，孩子们低头在一张张A4纸上认真作画。有恐龙、小狮子，也有拔萝卜的小兔子……他们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儿童节”做准备。
每年“六一”，是孩子们最期待的节日，会收到各种各样礼物，还有爱心人士的陪伴。
因为父母缘故，这里的很多孩子，曾流浪街头，小偷小摸，性格自闭、叛逆、极端。好在得益于儿童村的庇护，他们重获温暖，逐渐学会自尊、自强、自爱，并顺利走向或终将走向社会……
作为一项“前所未有的社会公益事业”，儿童村不仅有效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且能够促进服刑人员改过自新。据统计，儿童村98%孩子的父母，在狱中曾获表扬、记功和减刑等。
过去数日，镐京笔记走访儿童村，力图还原孩子们生活学习之现状，机构运转之处境。郭东方看着孩子们长大，交谈中几度哽咽。在这里，孩子们稚嫩的面孔，过早的懂事，还有内心渴望亲情的不经意间流露，常常让人心疼。
“哥哥，你明天还会来吗？”
作者离开时，孩子们一个劲地问。他们珍惜每一份来自外界的感情交流……
第一次走进儿童村，和想象中有些不一样。
村址坐落与关中环线之畔，重型卡车不断呼啸而过，扬起的尘土，一层层覆盖在沿途建筑、绿植上，一片灰蒙景象。
唯独村门前，一排排粉红色的虞美人小花，格外醒目。
严格意义上讲，儿童村并非村子，也并非学校，它只是服刑人员子女聚居生活的地方。除了不能享受父母的关心陪伴，从吃穿住行、医疗保健，再到教育升学，这里尽可能做到让他们和正常孩子的成长轨迹一样。
入村，迎面是一栋半圆形的五层小白楼，常年风雨侵蚀，墙面斑驳泛黄，看起来饱经沧桑。一人高的铁栅栏将小白楼围起，入口处，一把黑亮的大锁悬挂在上面。围栏外，是杂草丛生的篮球场，锈迹斑斑的运动器材。
工作人员郭东方介绍，儿童村当前代养了38个孩子，涵盖小学、初中、技校、大学阶段。他们来自全国各地。除去技校生和大学生在外住校，还有24名孩子常住儿童村。其中最小的8岁，最大的15岁。
宿舍位于白楼东侧一楼和二楼，房间略显陈旧。脱落的白色墙壁上，卡通漫画、奖状等张贴点缀。每个房间4张床，被褥整齐摆放。多数门锁已坏，关门的时候，用毛巾或纸片才能夹住。
因为过早脱离家庭，这里的孩子们，自理能力普遍比较强。“从三年级开始，就自己洗衣服，包括叠被子、洗碗，都是孩子们独立完成。”
儿童村内，随处可见“捐赠“的字样。
在孩子们宿舍门口，指示牌上写着：西安（浙江）路桥商会捐赠儿童宿舍床铺46套；厨房门口，写着张杰陕西歌迷会捐赠厨房设备一套……
穿过宿舍走廊，小白楼的背面，是跷跷板、秋千、乒乓球桌等设施——这里是孩子们经常活动的地方，吃饭、洗衣、晾衣、玩耍，都在这里。每到放学后，或者周末，这方空间里，充满嬉闹声。
镐京笔记作者进入儿童村的当天，孩子们放学回来，看到有陌生人，每一个孩子都会主动微笑打招呼，没有丝毫的羞涩。
一旁白楼的外墙壁上，一根根爬山虎，从一楼一路攀爬而上，形成一片巨型绿幕，散发着勃勃生机。
第一眼看到小晗，便被这个小女孩打动。
清澈明亮的眼睛，走路蹦蹦跳跳，一张稚嫩的脸上，写满了阳光。很难想象，这样的孩子，曾经历过什么？
工作人员讲，小晗出生在陕西咸阳，两岁时被送到儿童村，如今8年过去，已是附近小学的一名五年级学生。
随着年龄增长，她逐渐明白，自己和外面的孩子不一样。
不过，父母的事，看上去对她的心理未造成过多的影响。“小时候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我们在这里不提那些（家庭）事情，这里有很多小伙伴，我们在一起都很开心，还会有很多爱心人过来陪我们玩游戏。“
童言背后，每一个孩子，都有一段不愿提及的往事。
小晗父亲在一次与外人的冲突中，将妻子误伤致死，锒铛入狱。小晗刚被送到儿童村那会儿，胆子特别小，不爱说话，晚上睡觉必须开灯，而且还要人陪着，直到一段时间后，才慢慢恢复。
事实上，越早介入，伤害越少。小晗因为提早介入，家庭的不幸并没有给她性格上造成过多影响。如今，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只字不提父母，但在她心里，爸爸妈妈是时常会做到的一个梦。
譬如，小晗几乎每一篇作文，都离不开妈妈。
《走进妈妈的童年》《唠叨的妈妈》《妈妈不在家》……稚嫩的字里行间，孩子想象中的妈妈形象活灵活现，宠她、爱她、骂她。在题为《那一刻，我长大了》的作文里，小晗这样描述：
有一次，我生病了，妈妈被急哭了，看着妈妈淡淡的皱纹，一根根白头发，我心里异常难受，难过我没把身体看好，让妈妈操心，难过我花钱大手大脚的，让母亲那么辛苦，难过我喜欢攀比，不节约，难过我和妈妈顶嘴，我已经上五年级了应该长大了……
其实，花钱、攀比，对儿童村的孩子来说，根本没有这样的资本。
“（对于家庭和父母的事情）孩子们都是选择性遗忘。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说了，也没有人会去安慰她。这些孩子，有时候懂事的让人心疼。”郭东方回想和孩子们相处的日常，湿红了眼睛。
12岁的小峻出生于陕北延川，如今在儿童村生活了七年。
与作者熟悉后，小家伙表现得特别热情，不停地问这问那，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尤其谈到自己的情况，对亲人的回忆，不尽的倾诉……
“我妈不知道去哪了，我知道我姑和我爸，他们都在监狱。我还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还记得我们家有一个大桶，里面有一条蛇，现在应该长大了吧！”
“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我叔叔给我买了一大袋吃的，有些东西，我不爱吃，我就晚上饿了的时候，当宵夜吃。我叔还不让我给别人分，我就悄悄给小伙伴们分了。”
在学校里，小峻并没有因为来自儿童村而被同学们孤立。“大家对我都挺好，因为我从一年级开始，就在学校。”
聊天过程中，不断有孩子们围了过来，你一言，我一语。也有年龄小、话少的孩子，静静趴在桌子上，看着哥哥姐姐们玩耍。
对于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孩子们充满期待，“会有大学生来吗？我喜欢他们来，可以玩手机，玩游戏，还会有数不清的礼物。”
小峻则想要个拉杆书包，“加上课外书，我有20多本书，背着太沉了。”
乡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儿童村的会议室内，灯火通明，孩子们做完作业，互相嬉戏打闹，到点了，就洗漱睡觉。
作者临走时，孩子们一个劲地询问，”哥哥，你明天还来吗?”“你几点来?”
缺少了父母的关爱，儿童村的孩子们渴望陪伴，交流欲望特别强。“只要大人放下架子，和孩子们熟悉后，他们很愿意和你聊天。”郭东方说。而且很多时候，比想象中要懂事，不会特别叛逆。
“总体来说，儿童村的孩子不会出现离经叛道的事情，这些孩子叛逆期，就会掂量一下，我有没有资本去做这些，不像普通家庭的孩子，有父母的怀抱，但这些孩子，退无可退，只有自己。”
可能在很多人的认知中，服刑人员子女，因为缺失完整的家庭，性格或孤僻，或自卑。但在儿童村，情况比想象中好得多，他们和普通孩子一样，生活中不乏快乐。甚至，比普通孩子更坚强。
辞职长伴孩子们
郭东方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
因为儿童村薪资待遇低，工作内容繁琐枯燥，时有工作人员流失。大约十多年前，郭东方有时间便过来帮忙，那会他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不久。
初来儿童村的孩子们，很多时候不愿意开口说话，但却愿意和郭东方这样的大哥哥交流，再由其转达给儿童村的村长，或是工作人员。
“可能性格的原因，我能呆得住，在儿童村时间长了，就觉得这些孩子需要帮助，需要陪伴，孩子们也希望我能留下来。”郭东方说，他也想为孩子们出一份力。
2008年，他辞去工作，正式成为儿童村一名工作人员。日常做的最多的，就是接送孩子们上学，辅导作业……实际上，就是一个家长的角色，而且是数十个孩子的家长。
“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首先得让孩子信任、接纳你，信任之后，才能了解孩子，才能知道从哪下手，之后再跟教育普通家里的孩子一样，慢慢就好了。”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过程，经常强调的一些生活琐碎问题，孩子们依旧会犯，这让郭东方经常陷入自我怀疑。
但这样的迷茫，却时常被孩子们一个微笑、一个糖果，甚至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悄然化解。
有一年大年三十晚上，他端着年夜饭走进会议室，看到孩子们聚在桌子前看电视……他说，“太让人心疼了。”那一瞬间，情绪突然开了闸，控制不住的泪奔。
看着孩子们走出阴影，日渐阳光开朗，郭东方亦心生成就感，他甚至觉得，自己和孩子们，是互相成就过程。“时间久了，你会觉得自己变得很阳光，生活很充实，这也是我坚守这份工作的意义。”
孩子都喜欢童话故事，但儿童村的孩子，郭东方会告诉他们：“你走一步，要往后想三步。如果咱们有人托着，你也不会来儿童村，这都是实话，有时候也必须让孩子们知道。虽然有点残酷。”
他说，自己只是陪伴孩子们走过人生的一小段，未来，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让他们面对现实，才是最好的爱护。
父母有罪，孩子无辜，服刑人员的孩子也应享有生存权、教育权和关爱权——郭建华的这段话，一直张贴在儿童村大楼内。
1996年5月21日，民营企业家、原三原县东周村村支书郭建华（1936—2012）投资50万元创办儿童村，这也是全国第一个民间组织的、专门替服刑劳教人员代养未成年子女的慈善机构。
陕西日报曾刊文评价，儿童村开创了一项“前所未有的社会公益事业”。
资料显示，到2001年，儿童村共接待700多批、两万多人次的国外考察人士。彼时，中国人权发展经常受到一些国家的无端指责，儿童村的出现，被引证为中国人权发展的有力证据。
还有企业、爱心人士的关注。
2002年，80岁的周景颐老人，通过电视得知儿童村的事情后，颇受震撼，但又半信半疑。次日，他不顾儿孙劝阻，连夜乘火车赶往西安，约40个小时车程后，老人直奔儿童村，实地了解现状。回到昆明后，老人为解决儿童村困难四处奔走，并从自己的退休工资中，每月拿出2000元资助，直至去世；
2003年，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庄心一向儿童村捐款1万元；
2004年，台湾人陈思信向儿童村捐款2000美金，后来又增加到4000美金，年复一年至今未间断……
在儿童村村长杨彪的办公室内，保存着很多爱心人士的信件。
其中，周景颐和儿童村往来通信达45封。字里行间，饱含老人对儿童村建设、孩子们生活学习的关切。镐京笔记摘选如下：
儿童村目前是我心系生活外的唯一事务……上次去儿童村用200元雇佣了一部出租车，再去不知三原县有无公共交通车，去儿童村就能省很多……省出的钱物，多收容几个孩子，否则，浪费了，就将几个待哺的孩子，拒之门外。（2003年6月）
“每次看周老的来信，总是让我特别感动。周老临去世时还惦记着儿童村，还想来儿童村看看。”杨彪说，正因为有这么多爱心人士的关注，儿童村才得以延续。
据媒体有关报道，及工作人员的讲述，大约2000年前后，儿童村一度难以为继。彼时，受经济大环境影响，一些长期向儿童村捐赠的企业经营不景气，有甚者已倒闭，包括创始人郭建华的企业。
据工作人员回忆，最艰难的时候，郭建华曾带着孩子们靠捡破烂渡过难关。
这也就有了上文所述，周景颐老人等爱心人士为儿童村奔走纾困的情形。
2002年，儿童村的问题，引起地方政府关注，最终研究决定，通过政府拨款，帮助儿童村。
从2004年开始，陕西省某机构每年拨付10万元，司法厅、三原县等也拿出每年数万元的资金，儿童村总算有了一些最基本的保障。
但这样的状况并没有持续太久。
2006年，国家六部委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将服刑人员子女的安置问题纳入政府管理范畴。据杨彪回忆，“到2007年，10万元就不给了，说是儿童村已经有保障了，具体需要地方民政给解决。”
但回到镇上，又被泼了一盆冷水，”民政上解决的是本地区的孩子，儿童村是个单位，有外省的孩子，解决不了。”杨彪透露，“现在县政府每年给2万，司法厅5万。这些娃还吃过低保，但是后来也停了。扶贫之后，有的娃还有学校的补助。”
另一方面，受近年来的慈善舆论大环境影响，儿童村收到的民间捐款越来越少。
因经费不足，很多硬件设施无法及时修复、翻新。
譬如，取缔燃煤后，冬季需改用燃气供暖，有爱心企业捐了燃气锅炉，但因为拿不出9万余元的接口费，迟迟无法通气。“去年只能靠空调取暖，不仅电费昂贵，而且冬天特别冷的时候，根本不管用。”
杨彪说，儿童村还面临工作人员流失的问题，现有8名工作人员，不足2000元的平均月薪，再加上断断续续的社保，很难留住人。“现在只收3岁以上的孩子，太小的孩子，还要请人专门照顾，又是一笔开支。”
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家庭要支出多少？
网上对此曾有讨论，最低也在50万起步。两相对比，可窥儿童村之处境……
现实困题难免，但在政府和社会爱心人士的支持下，儿童村还是一路走了过来。
25年来，近千名事实无人抚养的少年儿童，走入这里，又从这里走出，找到新的生活和希望。他们之中，工作突出、事业有成的不在少数。
在杨彪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多张孩子们参加工作后寄来的照片。“这些孩子都很要强，工作上特别努力。大多数孩子还是很感激儿童村，经常回来，有的还会捐款，但也有孩子不愿回到这里。”
但有一点，从儿童村走出去的孩子，从未发生过违法乱纪的事情，这也是杨彪欣慰的地方。“说明我们的工作有效果。”
代养服刑人员子女，不仅是一件公益事业，也有很多现实意义。
儿童村自创办至今，每年都会组织孩子们去监狱探望父母，一些父母第一次看见孩子，忍不住嚎啕大哭。
不少父母从监狱给儿童村寄来信，诸如，“对子女的救助再造之恩，让我感激涕零……当我写这份信的时候，我在心里呼唤了无数次的改造加油，能早点回家……”
据统计，儿童村98%的孩子的父母在狱中得到表扬、记功和减刑等各种奖励。
回看儿童村的发展，郭东方也有很多思考。“单就孩子们父母的犯罪情况来说，发生在家庭之中的恶性案件越来越少，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服刑人员子女被歧视，被排斥的现象越来越少，社会的包容度越来越好。”
但多少还是会有些影响。
“因为父母犯罪的原因，会影响这些孩子的政审，这也是我们时常讨论的，希望社会能给这些孩子更多的包容。”郭东方说。
镐京笔记注意到，2019年9月，民政部、最高法等12个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明确将服刑在押人员子女纳入事实孤儿保障范畴，填补了中国儿童福利领域制度的空白。
对儿童村这样的民办慈善机构，相关保障能否进一步明确和落实，拭目以待……参与高质交流洞悉更多幕后故事欢迎扫码添加小助手带你加入『镐京笔记读者群』▼▼▼
▼
滑动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