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医界巨星 晚年生病却被亲手创办医院拒之门外
学医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学制最长，书本最厚，被称为“大学所有专业里性价比最高的专业。”
如果要问谁感触最深，那一定就是他了，颜福庆。
医者仁心，今天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等几所国内知名医院的前身都由他亲手创办,还记得那个离诺奖最近的中国人汤非凡吗，他就由此毕业。
颜福庆，这个名字牵动的，是不平凡的一生。
他出生在基督教牧师家庭。8岁被过继给伯父颜永京。颜永京是什么人？
教会教育界公认的华人领袖，最早进入教会教育高层的中国人。
在伯父的资助下，颜福庆先后就读圣约翰中学和全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圣约翰大学。
颜永京
当时来此念书的多为政商名流后代或富家子弟。
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体弱多病，颜福庆从小就确立了学医救人的梦想。
毕业后，颜福庆成了中国培养出的第一代本土西医，志愿到南非担任矿医，为开矿的华工治病。然而，真正到了南非，他才知道那里的环境有多恶劣：无数华工遭受钩虫病、矽肺的威胁，想赚钱只得在这继续卖命。
颜福庆感同身受，又觉无能为力，他决定进修。
1906年，耶鲁大学医学院招收了25名新生，颜福庆是唯一一个黄种人，也是后来第一位获得耶鲁医学博士的亚洲人。
最后一排左三为颜福庆
1910年，颜福庆到长沙雅礼医院担任外科医师。当时的开办者是美国传教士胡美医生，整整五年，医院都只有他一名医生。
当时，西洋医生穿的白大褂被认为是出殡的丧服，普遍不为人们所接受，人们生了病也只是自己在家治疗护理。即使诊费明显低于中医，问诊的人也寥寥无几。
但主刀外科手术的颜福庆，却凭着一张中国面孔，逐渐得到当地老百姓的信任和尊重。
他甚至开始被邀请到家里看病。长沙的学校也频频邀他开讲座，为学生讲解医学知识。
因为西药见效快，诊费全免，在湖南的局面逐渐打开。但随着西医站稳脚跟，教会医院的收费也逐渐攀升。
新的事物要想盈利，首先要做的，是培养人们的消费习惯。
很快就出现了看病贵的问题。那时流行病传染病肆虐，老百姓只得求助于“江湖医生”。
颜福庆想：如果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办一所医学院，自己培养医学生。
恰逢教会医学院和医学校正在考虑与中国政府合作办学的事宜，颜福庆抓住了这个中国发展医学的绝好时机。
湖南都督谭延闿（kai）患上大叶性肺炎，高烧多日，但经多位老中医诊治，体温仍然高达四十度。
谭延闿一直信奉传统中医，他请来了颜福庆为自己看诊，结果颜福庆询问了病史，量了个体温，给他开了些西药就告辞了。
谭延闿
第二天，谭延闿的高烧居然退了。颜福庆提出的与湖南省政府合作开办西式医学院的想法也得到了谭都督的鼎力支持。
虽然颜福庆在很多年后的回忆录中写到，“大叶性肺炎到第八天就会自动痊愈，这是一个医学常识”。
“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在长沙成立后，校长颜福庆到处演讲鼓励大家学医。
“做医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来找你的人都很穷，对这样的人，你必须有爱心，能帮多少忙就帮多少忙。”
他制定了两年预科，加上五年本科的七年学制、为了跟上国际医学步伐采取全英文授课、提高录取分数，即使如此，报名的学生仍然很多。
湘雅医学校的淘汰率高达百分之七十，汤非凡、张孝骞、萧元定、徐维达、吴绍清、高镜朗、应元岳这些我国众多一流医学专家都从这里毕业。
在颜福庆的带领下，雅礼医学校公开宣讲了第一堂人体解剖课，吸引力整座长沙城的人民围观。
解剖前，老师带领全体同学，面对遗体深深的鞠了一躬。
为了将西医大众化、中国化，雅礼医学院成立当年，颜福庆与卫生防疫学家伍连德共同筹建了中华医学会，将西医学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了中国人自己手里。到今天，中华医学会仍然是中国国家级的医学团体。
1926年，北伐战火蔓延，加上长沙强烈的反外来人口情绪，颜福庆不得不逃离这个他服务了十七年的土地。
这一年，颜福庆四十五岁。
一年后，颜福庆受邀组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在上海设立医学院。
他租下红十字会总医院作为教学医院，让学生在提高医学知识的同时还能帮老百姓看病，还为医院制定了“病人至上”的院训。
为了对付致命的痨病，颜福庆在圣约翰的富二代校友叶子衡也被劝说，捐出了自己的花园当做结核病医院。
就这样，颜福庆每天坐在电车的末尾、拿着算盘、穿着单衣，手上一个包一个账本，四处游说政界、金融界、卫生界的当权人，只为筹集资金，建立和美国同等水平的医事中心。
除了筹建医学院，这位仁医还想做更大的事，他要完善中国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在中国建立公共卫生防疫系统。
他亲自设计、讲授医学院公共卫生课，安排本科学生去公共卫生实习。
在中山医院，病房分为特等、二等和普通，颜福庆，是想用富人的钱来为穷人看病。
1928年，颜福庆在吴淞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卫生试验区，医学生下乡为当地居民开展环境卫生宣传，疫病预防和妇女保健，为中小新生进行体格检查，建造新式厕所。
在颜福庆看来，合理预防比治病更重要，可以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
学医是为了救人，无奈一己之力过于微薄，颜福庆潜心创办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
他曾经为医学预科生做过一场演讲，“我想与诸位谈谈学医的目的，学医的目的，有许多人以为能多赚钱，我想跑错路了，因为做一个真实的医生，是赚不动许多钱的，除非用不正当的方法，当然例外。”
那晚，负责记录的医学预科生，在这番演讲的激励下，考入上海医学院，一辈子坚守在医疗教育和公共卫生学研究领域，创建了中国劳动卫生学科，成为国际公认的“中国职业卫生学之父”。
他的确只有一己之力，但却让一己之力，有了更多人接力。
1949年，上海医学院被接管，颜福庆把董事会的全部财产移交给了政府。不仅没有退休，还支持新上任领导的工作。然而，他还是没能躲过那场灾难。每天，他都带着一身的唾沫和墨汁回家，用热水把身体擦干净，喝杯茶安慰着家人。
曾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自杀？”颜福庆平静地说：“我为什么要自杀？我问心无愧，我不会自杀。”
他被禁足，因支气管炎呼吸困难被送到自己亲手创办的医院时，却被拒之门外，连一个氧气筒都不借。
1970年冬天，没人看到平常会出门的颜福庆。他住的房子周围的墙塌了，周围的孩子们赶着看热闹，88岁的老人就这样倒下了。
他捐赠遗体的想法没能实现，却实现了自己一生的训诫：“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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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阅读
颜福庆、林可胜：抗日战场上的中国医学大家
中国现代生理学奠基人、医学教育家林可胜
上海医学院创始人、著名医学教育家颜福庆
在人们的印象中，战争总是伴随着滚滚硝烟、漓漓鲜血。在这血与火的图卷中，人们总是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指挥若定的将军、视死如归的战士，赞美那些冲锋陷阵的铁血勇士、深入敌后的孤胆英雄。那些在战地、在后方忙碌的医疗救护人员的身影，也许并不常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然而，正是有了这些在战场上不畏炮火、把生命重新带回人间的天使，才有了一支军队更高的士气和战斗力。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的医疗工作者所展开的巨大规模的战时救护行动，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颜福庆：出任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组建第一伤兵医院
中国的红十字会组织成立于20世纪初。民国时期，总会地址位于上海。“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战云即逼近沪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联络上海市商会、中华医学会等团体，联合成立了上海市救护委员会，著名预防医学家、医学教育家颜福庆被推举为主任委员。
颜福庆（1882—1970年），出生于上海江湾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他于1903年毕业于圣约翰书院医学部，1906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深造，1909年回国，任雅礼大学医学教员，1914年被推选为湘雅医学校校长，在湘雅创设预防医学系并亲自担任主任。1915年，以在英美接受医学教育的中国医生为主体成立了国人自己的医学社团——中华医学会，他又被推举为首任会长。
1928年，颜福庆就任上海的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兼任公共卫生科主任，成为沪上著名的医学界领袖人物。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成为医学院的教学医院。1932年，中央大学医学院独立成为上海医学院。
“一二八”事变后，淞沪抗战爆发，医学院的吴淞校舍被日军炸毁。颜福庆一边商借圣约翰大学部分校舍复课，一边响应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号召，组织救护队，并建立起“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伤兵医院”，先后救治伤病员252名。此战过后，颜福庆获得中国红十字总会颁发的“一二八”战事救护奖章。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颜福庆签署布告，号召“国难当头，全校同仁，应共济时艰，极力维持正常工作”。在颜福庆带领下，有丰富战地救护经验的上海医学院师生踊跃报名参加医疗救护工作。很快组成了第一救护队，在无锡郊区设立临时医院，收容从上海水路、陆路转向后方的重伤员，进行清创、包扎、骨折固定等处理后，再向后方转送。此后，上医师生又组织起第二救护队。这两支救护队成为红十字会救护队中的骨干力量。
作为救护委员会主任，颜福庆殚精竭虑，为救护事业多方奔走。仅8月底的四五天时间里，他先是在报刊上呼吁社会各界踊跃捐助急需物资如汽车、油布、卫生材料、手术用品等，又深怀对日军暴行的痛恨，向新闻界发表谈话，痛斥日军公然违背《日内瓦公约》、多次轰炸正在从事救护工作的红十字会人员的滔天罪行。这一年颜福庆已55岁，长期的辛劳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身体十分消瘦。但他不以为意，继续抱病为抗战救护事业奔波。他的家人也和他一起投入到抗战的滚滚洪流中。他的妻子曹秀英办了一所孤儿院，收容战时无家可归的孤儿；他的长女受训成为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长子在抗战爆发时尚在美国留学，颜福庆即写信叫他马上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上海救护委员会的工作，一直坚持到上海陷落，其人员才陆续解散或转移到后方。1938年，颜福庆短暂出任国民政府卫生署长两年。此后他一直服务于他所创立的上海医学院，为之倾注了毕生精力，直至去世。
林可胜：担任红会救护委员会总干事改造战地救护体系
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为配合战事需要，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了临时救护委员会，聘请协和医学院教授、著名生理学家林可胜担任总干事。
林可胜（1897—1969年），祖籍福建澄海，出生于新加坡。其父林文庆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随身医生和机要秘书，1921年在爱国华侨陈嘉庚资助下创办厦门大学并担任首任校长。姨父伍连德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公共卫生学家、医学教育家之一。1913年，林可胜进入英国著名学府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1919年毕业时，他的导师谢佛教授对他十分看重，留下他担任生理学讲师。
长年的海外经历，使林可胜深深体会到华人地位的低下。因而在事业上蒸蒸日上的同时，他回国的念头也与日俱增。林可胜坚信，只有在中国发展科学，才能使落后的中国变得强大。1923年，他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驻华医社（中华医学基金会）资助，先赴芝加哥大学生理系进修。1924年，林可胜回国，翌年担任协和生理系主任。两年后，年仅30岁的林可胜正式晋升教授，成为协和当时唯一的华人正教授主任。
还在爱丁堡大学就读时，林可胜就参加了英军的救护工作，为一战时期驻法国的新兵实施战地救护，这也为他日后在中国的救护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九一八”事变后，战火很快蔓延到华北。林可胜在协和发起并组织学生成立救护队，开赴古北口、喜峰口等前线战场进行救护。他敏锐地预见到战争的长期性和持久性，在协和组建了一支全套装备的救护训练队。在课余时间，除实习医生外，一至四年级同学一律参加，主要科目是战地急救和担架搬运。林可胜还亲自制定标准手术器械箱和急救药箱示范。
在“七七”事变和淞沪会战中，中国的战地救护体系都是以后方医院为中心的，前方急救队进行初步的急救后，再将伤兵层层转运到后方进行治疗。但这一体系只适合原本社会医疗资源较为丰富的大城市。当战争扩大、战线延长后，这一体系便因周转不灵而濒临瓦解。林可胜认为，由于战火蔓延迅速，应放弃建立大型后方医院、集中治疗的做法，而改为派遣独立的医疗队进行流动作业，并将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医疗人员和物资设备配合各地的军医院。在长城会战中，协和医学院师生所组织的3个救护队就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深入战区进行战地救护。此时，在卫生署的支持下，林可胜的战地救护体系思想得以全面推行。
林可胜出任总干事后，立即着手对现有的医疗队进行改编。从1937年12月6日到31日的短短26天之间，救护委员会就组织606人，组成医疗、医护、X光37队，分派华北、华中、华南，为近两万人提供了医疗救护。当时《新华日报》称赞改编后的医疗队说：“此种医疗队特点有四：（1）技术及医疗器械俱极优良；（2）人数少而移动方便；（3）男女分队工作，前后方支配适当；（4）经济而易于举办”。实践证明，林可胜对战地医疗体系的改造是成功的。1938年春，救护委员会正式改称为救护总队部，林可胜任总队长。
由于战局不利，1939年春，救护总队部迁至贵阳东南郊群山环抱的图云关。在林可胜的苦心经营下，到1940年前后，医务队扩充至114队，医护工作人员达3420人。图云关成为全国抗战救护的中心。
林可胜为人公正，心胸坦荡，以医疗救护、救死扶伤为最高职志，对伤员官兵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精力充沛、体力过人，凡事亲力亲为，处处以身作则，赢得军民一致赞扬。
尽管救护总队部在部队的医疗救护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但毕竟无法替代军医体系。为了满足部队对合格军医的急需，林可胜建议征调在职的军队医护人员加以训练，提高业务水平。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就这样在汉口应运而生。到图云关后，又改为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此后称卫训总所），同样由林可胜担任主任。利用救护总队较为充裕的人才和医疗资源，卫训总所培养了大批合格的军队医护人员，成为战时中国最大的救护人员训练基地。
林可胜出身华侨，又是海内外知名学者，在海外侨胞以及英美国家中有很高的名望和信誉。因而海外援华的医疗物资、运输器材以及捐款等，往往直接指定交给林可胜，这引起了一些上层人物的不满。此外，林可胜曾派遣救护队前往延安，并向八路军、新四军运送过大量药品器材，同时，林可胜公开赞同抗日统一战线，救护总队内不分国、共，团结抗日。因而救护总队被国民党政工人员重点“关照”，他本人则被认为“左倾颇甚”。在这种情形下，林可胜愤然提出辞职。虽然一度被挽留，但最终于1942年离开救护总队，并被派往海外负责中国远征军的救护工作。
1944年底，功勋卓著的林可胜被任命为军医署署长。他以救护总队、卫训总所和安顺军医学校等机构为基础改组合并后建立了国防医学院，也就是后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前身。1949年，林可胜前往美国，重新回到实验室开始他的神经生理学研究，先后发表论文约20篇。他以自己杰出的科研水平和在科学事业上的组织才能，赢得了国际科学界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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