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杀死了林奕含？权力场域中下位者的绝望与言说 | 思想界
- 思想界 -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台湾女作家林奕含和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
过去一周，两位性侵受害者的故事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轩然大波。一位是台湾女作家林奕含，她在结合亲身经历创作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剖白了一位女性在高中时被补习班老师诱奸后的心路历程，林奕含最终没有逃脱小说女主角精神崩溃的结局，因重度抑郁症自杀身亡；另一位是北京电影学院2011级摄影系的学生阿廖沙，她在微博控诉班主任的父亲对自己性侵，控诉遭遇性侵后班主任利用职权打压她以及周遭旁观者的冷漠与嘲讽。两位女性的经历都说明，性侵不仅仅是一种一次性的身体暴力，还是一种长期的社会、言语暴力，尤其当这种暴力发生在权力不对等的双方之间时，结构性的压迫更加使女性无力反抗。
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在国内上映以来，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然而在好评之外，也有质疑声音，争议的焦点就在于这究竟是不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一方面，两个女儿打破了印度人对女性不能练摔跤的性别偏见，成为了出色的女摔跤手；另一方面，在父亲培养女儿成为摔跤手的过程中，他采取的强硬手段似乎又是典型父权的。这样的矛盾放在印度的语境下似乎颇具现实意义，在一个对强奸、童婚、家庭暴力习以为常的社会中，父亲鼓励女儿追求事业、为国争光，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但这种“进步”，连同整个印度妇女运动百年来取得的成就一道，都并不足够。
是什么杀死了林奕含？
权力场域中下位者的绝望与言说
4月27日，患有重度抑郁症的台湾女作家林奕含在住所自缢身亡，年仅26岁。她的父母随后发表了一份沉痛声明，称林奕含所著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女主角遭国中辅导班老师诱奸的情节，正是林奕含本人的亲身经历。林奕含也在去世前八天接受电视采访时谈及，她从高中起患上重度抑郁症，三次试图自杀未果，曾是台南女中唯一一名满级分学生的她，大学期间却因抑郁症两度休学。“这个故事它折磨、摧毁了我的一生”，林奕含这样说。
林奕含的死，让针对女性的性侵害——尤其是存在于极度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下（如上司和下属、老师和学生）的性侵害，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林奕含
“大师姊”在《车头灯来回杖打她》一文中指出，学界对于性侵问题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方向：性侵是异常的性；性侵是暴力；性侵是权力主宰（domination）。近年来，后两者渐渐占据主流，所以我们所说的强奸，在国外通常归入性侵犯（sexual assult）的大类下，属于人对人的攻击。林奕含在接受采访时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有些人认为她夸大其词，但事实上，这种强暴的确规模巨大、历史悠久，并且确实是人对人的暴力。
房思琪们痛苦的根源，在于权力的不对等。权力是一张社会常规、社会地位、社会资源、文学技能（或者说“话术”，即林奕含所说的“巧言令色”）所织就的大网，在这张网里，房思琪无处可逃，无论是在性侵的具体实施者那里，还是在回避问题、令她噤声的父母那里，还是网络上带有莫名恶意的陌生人那里，她受到的是同等的伤害。因此，有法学学者认为，强奸不是一个可以被完成的“动作”，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强奸的具体动作发生前就可以被预防，在动作发生后也可以被干预。
正是这种权力的不对等，造成了房思琪们无法摆脱的困境，她苦苦挣扎着试图保持知、觉、行的一致，而伤害她的人则完全不需要。因为权力的上位者是不需要解释自己的，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只有下位者才需要给自己、也给旁观者一个解释。因此，当一个人处于权力上位时，他必须要用绝大部分的精力来管制和慎用自己的权力，因为诚如福柯所言，没有人能拥有权力，你只能行使权力，国中辅导班的老师算不上什么绝对上位者，但是对他的学生而言，他就是这个权力场域中的王。而约束权力的自我规范和互相监督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人人都可能有处于下位的那一天。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而在澎湃新闻发表的评论中，作者曾于里指出，杀死房思琪的，除了她与老师李国华两人之间的权力不对等，以升学为唯一目的的教育体制也难辞其咎。在这样的制度下，每一个学生都是笼中困兽，他们压抑痛苦，同时精神世界高度封闭。整个教育评价体系不断地向他们灌输：你要考好成绩，要得到老师的表扬。正因为此，学生们极易对老师产生一种过度依赖和信任，非常渴望从老师的眼神和话语中得到认可和赞许，这为李国华们提供了可乘之机，把诱奸美化为对学生的”爱护”和“考验”。
而在学校教育系统之外，家庭的功能在整起诱奸事件中，始终是缺席的。整个社会对女孩的品行规训渗透到每个家庭之中——女孩要乖巧、懂事、听大人话、讨人喜欢，这种刻板教育导致一些女孩在遭到侵害时，首先想到的不是自我保护，而是因为自己没有达到对方要求而感到抱歉。小说中，房思琪曾经试图与母亲谈论性教育的话题，母亲的反应是：“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而当她试探着跟母亲说“学校里有一个女学生跟老师在一起了”，母亲却指责女学生“这么小年纪怎么这么骚”。房思琪的家庭不但没有给她提供必要的性教育，让她在遇到侵害的时候知道如何保护自己，而且还在侵害已经发生后对受害者加以污名和歧视，这也是针对未成年人的诱奸或强奸案发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林奕含接受电视采访
而压倒房思琪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她热爱甚至信仰的文学，竟然成了李国华们丑陋灵魂最后的遮羞布。林奕含在接受采访时说，整个故事最让她痛苦的是：“一个真正相信中文的人，怎么可以背叛这个浩浩汤汤已经超过五千年的语境”。林奕含想借李国华叩问的是，艺术是否不可避免地包含巧言令色的部分，或者艺术从来就只是巧言令色而已？而当她自己拿起笔，也变成了一个书写者时，她又如何面对文字的虚伪和诡辩？林奕含的死也警醒着所有的创作者，让他们思考该如何处理现实世界与文字建构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如何真正为自己笔下的文字负责。
《摔跤吧！爸爸》够女权吗？
印度女权运动的百年历程与未竟之功
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在国内上映以来，在社交网络上引发了极大的反响，故事根据真人真事改编，一位过气的摔跤手爸爸，一心想让孩子继承自己的衣钵，完成“拿一个世界冠军”的梦想，但他一连生了四个女儿，而在印度，摔跤却一向被视为男性的运动。有一天，他无意中发现女儿们的摔跤天赋，于是决定不顾世俗眼光，将女儿们培养成摔跤手。然而这个看似“女权”的故事似乎面临着一个难以回避的争议，那就是父亲强迫女儿接受艰苦的训练，把女儿当成弥补自己人生遗憾的工具，这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父权？
《摔跤吧！爸爸》海报
专栏作家延光熙在评论中认为，这部电影的复杂性，正在于它呈现了父权和女权的微妙对立，或者说，是父权和性别平等这两种对立价值观的共存。作者指出，女性主义并不是唯一的价值，也不是最高的价值，在现实世界中，众多不同的价值观在具体的情境中是会彼此冲突的，不存在一种价值观可以百分之百凌驾于其他价值之上。在电影中，父亲信奉的价值是为国争光，因此他要打破摔跤这一运动中排斥女性的性别藩篱，代价是他剥夺了两个孩子的童年。
澎湃新闻的评论回顾了《摔跤吧！爸爸》背后印度女性百年艰难的平权史。作者任其然指出，在印度的妇女运动史上，始终贯穿着一个争议，即印度女性是要和男性平权，还是和男性“和而不同”地“互补”。围绕这一争论展开的是两种典型的女性形象：家庭中的妻子/母亲，和独立自主、拥有自己事业的女性，前者是印度妇女最早的动员身份，但又无可奈何地与传统男权纠缠在一起。
在印度民族主义初兴的19世纪中叶，坚忍、持重、任劳任怨的妻子和母亲就成为了男性知识分子笔下饱受欺凌的祖国的象征符号，与此同时，妇女的教育、健康、福利等议题则被民族主义者视为西方舶来品，在印度的推行阻力重重。到了世纪之交，印度妇女逐渐选择拥抱母亲的形象，加入民族主义的抗争中，强调女性生育、抚养子女、照顾家庭的价值，并以此为基础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在20世纪30年代的不合作运动中，甘地对妇女参与的态度依旧保守，即便在“食盐进军”中女性得以走到民族解放斗争的前线，依然难以摆脱坚忍的母亲、顺从的妻子和革命者伴侣（而非革命者）的形象。
食盐进军
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反对社会革命的保守性质，尤其对于西化的改革议程，长期以来都持保留态度。这种在“民族传统”和社会革命之间的徘徊，同样反映在印度的女权运动中，加入了民族革命的女权主义者很快在妇女议题上失去激进立场，就连开国总理尼赫鲁的女儿、印度至今唯一一位女总理英迪拉·甘地也明确表示自己不是女权主义者，“（印度）首要的问题是缩减贫富差距……在西方，所谓的妇女解放就是让女人变成男人一样，但坦率说来，我认为这只是把一种束缚变成另一种。”
英迪拉·甘地
上世纪60年代以来，民族独立的喜悦在印度逐渐散去，种姓区隔、城乡差距、土地问题等社会问题浮出水面，印度各地相继爆发各种寻求激烈变革的抗争运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印度女性开始接触到西方第二波女权主义的理念和斗争经验，美国的民权运动和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都成为70年代印度女权运动的重要参考，她们开始有意识地抛弃原先以“男女分工不同”对抗男权的模式，寻求“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平等权利，并广泛地介入种姓、城乡、工农等社会问题。
80年代以来，尼赫鲁式的社会主义难以为继，印度经济逐渐市场化，随之而来的是城市中产的崛起和印度教徒-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升级。女权主义在印度社会中面临种种力量的撕裂，也分为了自由派、左派和激进派，越来越难以凝聚成一股力量，也为保守势力的反扑创造了条件。尽管百年来印度的妇女权益的确收获了不少进步，但今天的印度女权主义者们面对的，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百年前的老问题：如何实现与男性的真正平等，而不是用“男女天生不同”来妥协抗争。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张之琪，编辑：任其然，未经“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权不得转载。
版权所有
未经授权
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