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生意与政治变迁：18世纪的盗版走私书推动了法国大革命的发生？

记者 | 实习生 胡辰

编辑 | 黄月

1769年，一位受雇于瑞士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员工法瓦尔热出发了，他即将踏上环法之旅。法瓦尔热要去调研法国的图书市场，当地人看不看书？喜欢看什么书？他还要从当地销售商那里获得反馈：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图书在当地销量好吗？竞争对手的情况又是怎样？等待着他的，除了风雨的侵袭、糟糕的住宿条件，还有与其他出版社之间的贸易战。

200年后，哈佛大学荣誉教授、文化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图书馆偶然看到了纳沙泰尔公司档案中法瓦尔热与雇主之间的通信集，他一路上持续向公司报告情况，包括自己推销书籍、查收账目、安排货运和调查市场的经历。这批珍贵的资料无异于18世纪法国外省出版市场及图书贸易的导览，甚至可作为进入当时法国人精神世界的一个入口。这些书商还不知道，书籍的流通带来思想的启蒙，他们的商业行为正孕育着一场革命的发生。十年后，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爆发，深刻改变了世界文明发展进程。

哈佛大学荣誉教授、文化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图片来源：Harvard Magazine）

达恩顿的《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一书围绕着这位图书销售代表的旅程展开，日前由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国内。在近日举办的“‘旧制度’与‘新图书’：达恩顿的法国大革命叙事”读书会上，中日近现代史研究者、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沙青青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执行主编郑诗亮围绕着法国大革命前的图书市场、文化史的写作与背后的关怀，以及对当今阅读现状的观察展开了一次对谈。

旧制度与新图书：

图书贩子的“革命之路”

达恩顿将写作《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用到的材料全部放到了个人网站上供读者参考，展示了他所整理的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详细订货单，清晰地显示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同什么经销商、售出了什么书。这份清单对于出版社来说是重要的商业材料，可根据它所呈现出的销量情况进行后续的生产调货。对于后世的文化史家来说，这份订货单有着不同的重大意义——我们可以看出，1769-1789年哪些书卖得最好、在什么地方最受欢迎，并一窥大革命前夕的出版生态和社会异动。

为什么是瑞士纳沙泰尔的图书进入法国呢？沙青青解释道，在18世纪的法国，图书出版的权利被普遍视为一种皇家特权，出版要经历严苛的审查，一批激进的作家、思想家的书籍难以出版。而当时的欧洲社会还没有版权保护这一说法，作家们乐见于自己的图书被盗印以扩大影响力。因此，法瑞边境存在大量的图书走私，纳沙泰尔出版社便是其中的一员。

达恩顿个人网站上所展示的部分订货单（图片来源：www.robertdarnton.org）

这些新图书中有抨击王权的，有宣传新思想的，对当时民众的启蒙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最终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旧制度，促成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过，对于书商来说，这完全是一个生意。想要将书籍推销出去可隐藏着不少的学问——《百科全书》应该怎么包装？书如何定价才能更好地传播？怎样与做盗印的同行竞争？书籍的出版和销售也无关信仰，一些虔诚的天主教徒甚至不排斥装当时被称为“哲学书籍”的流行色情读物、皇室花边逸闻等内容。这些细节都在法瓦尔热的信件中生动地体现了出来。

达恩顿将《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一书的写法称为陪伴式写作，他“陪伴”着传主本人法瓦尔热从纳沙泰尔出发转了一圈回到瑞士，记述其接触到的事物和所见所感，还原当时的法国社会结构。这些大革命前的出版商不会讨论启蒙思想有多么伟大、思想家的队伍有多大影响，他们谈的是书怎么可以偷偷运到巴黎，以及其他书商有着怎样的路数。   

达恩顿忠实纪录了大时代变化前夕的个体命运。正如法国著名年鉴学派史家布罗代尔指出的那样，“个人规模的历史本质上是极端敏感的，最轻微的脚步也会使它所有的测量仪器警觉起来，这是所有历史中最动人心弦、最富人情味也是最危险的历史。”他希望把个人的历史从教科书的一行字扩展到一本书，将其展开为关于一个人的具体动向和社会动态。

沙青青提到，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对历史的想象，认为法国大革命发生当天，所有人陡然一变。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对于身处历史之中的人来说，他是感受不到历史的变化的，只是在一天天地过日子，很多历史时间的坐标意义都是被后天赋予的。

讽刺的是，那些图书贸易从业者们所铺垫的革命之路，也使得他们自己消失在这片狂风暴雨当中。火热的地下市场随着旧时代一同终结，新时代不再需要如此多的走私者，那些辛苦挣扎的出版社在革命过程中最终消亡。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
[美] 罗伯特·达恩顿 著  高毅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01

达恩顿擅长于从小的文化现象切入还原历史现场、重构历史环境，他过往的一系列研究也是围绕着启蒙运动前的社会生态展开。他在《诗歌与警察：18世纪巴黎的交流网络》中找寻18世纪巴黎街头流传的诗歌，考察这些小调的流传范围及其勾画出的信息沟通网络。有意思的是，他为书里提到的歌重新找人谱曲，找人演唱录制，并将音频版放在网上。

郑师亮指出，微观史的魅力在于能呈现出诸多细节，他推荐读者阅读达恩顿的“法国大革命三部曲”——《启蒙运动的生意》《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他提到，当时黄色小说流行，达恩顿会将色情文学的选段列出来，中译本的翻译也非常精彩，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当时读者最关心的是什么。

从《新青年》到文革地下书籍：

以图书研究的视角重看历史

近些年来，中国学者也对国内书籍出版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展开了一些研究。郑诗亮介绍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瞿骏关注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是如何传播的，通过对当时的杂志发行量、阅读群体以及反对者的考察，看到这份被认为在新思想传播方面功不可没的《新青年》发挥了怎样的影响。《新青年》初期的影响力并没有那么大，而新文化运动的开创意义可能是后来政治化力量所赋予的。

考察鲁迅的阅读史也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有日本学者研究鲁迅日记中记载的他看过的电影、到过的城市以及买书的经历，勾勒出一个文化人的精神旅程。在一篇日记中，鲁迅写到购买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送给母亲。鲁迅的母亲是一位思想开明的老太太，很早就剪短发、放弃缠小脚，而就是这么一位母亲，平常最爱读的书并不是儿子的书，而是张恨水的小说。如果观察当时社会书籍发行量的话，我们会发现，普通读者可能更喜欢周瘦娟办的《紫罗兰》、期刊《礼拜六》上发表的言情小说和流行小说，而不是胡适、鲁迅这样的精英知识分子写作的有深厚思想理论基础的书籍。郑诗亮提出，“我们不妨想想是谁的社会影响力更大呢，其实是没有定论的。一直以来我们觉得鲁迅、胡适、新文化运动了不起，但是对于他们到底有多了不起，可能呈现的比较少。”

郑诗亮提到，对于文革研究，书籍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文革时期有许多内部读物、地下读物，比如来自东欧和苏联异见者的书籍、色情读物、鬼故事等在当时大量流传。吴亮的《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就记载了许多对于70年代的回忆，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七十年代》也收录了一批中国作家学者的70年代回忆，包括他们的阅读经验和精神变化。在提及书籍的翻译情况时，郑世亮提到当时一个名为“清河翻译组”的翻译小组，由一批民国时期的翻译家、1949年之后作为政治犯被关在监狱中的人组成，他们在狱中翻译了一大批书。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之后，人们读到的大量文学、政治和思想作品大都是他们当时翻译的。

“‘旧制度’与‘新图书’：达恩顿的法国大革命叙事”读书会活动现场（图片来源：世纪文景）

正如达恩顿指出的，图书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混战”，它是文化、社会、思想和心态的综合。学者对于社会日常生活的重塑不是从一堆档案中进行创作发明，也不是简单地将文本内容进行重新叙述，而是对处于历史情境中的人的生活状态的考察。沙青青指出，这些微观研究并非仅仅围绕某个具体的问题，而是希望从中看到整个社会的时代背景。

我们今天对手机的定义

就是18世纪人们对书的定义

达恩顿是哈佛图书馆前馆长，曾有记者问他是否喜欢电子书，他回答说“我用电子书，但是我爱纸质书”。《哈佛公报》对其的一篇专访题为《为书籍辩护》，达恩顿提到，很多人都会说电子出版流行了，图书这个传统行业会消亡。他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指出现在美国的图书市场还是非常繁荣的，每年仍保持快速增长，与之相对，电子书反而进入了平台期。作为对照，沙青青说自己观察到，尽管近些年国内的出版市场起起伏伏，但总体来说出版界仍散发着生命力，反倒是电视台之类的传统媒体更加艰难。

郑诗亮认为，18世纪人们对书的看法实际上和我们今天对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看法有很多相似性，在某种意义上，今天对手机的定义就是当时的人们对书的定义。今天我们将手机定义为社交工具，是我们获取信息主要的渠道，也是日常社交的谈资来源。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借助社交平台创造一个去见一些人或者不见一些人的理由，而书曾经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钱钟书《围城》里的一句话很精妙地点出了这一功能——许多时候男女之间借书是很微妙的一件事情，它给情侣之间创造了机会，因为书借了是要还的，借见一次面，还再见一次。在过去，书充当社交中介，很多西方的文化沙龙也围绕着伟大的思想家著作展开。如今我们在手机中阅读政治八卦、明星绯闻，就和达恩顿书中记录的当时人们关注的色情和八卦本质上没什么不同。复旦大学的社会学学者正在做的一项研究，就是通过爬梳微博热搜话题，观察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郑诗亮指出，或许不要设想以前的人会读多么高深的理论书籍，我们今天谈卢梭的书会从他的思想高度来谈，但是在达恩顿笔下和当时法国读者的眼中，卢梭就是今天顶级的言情小说家。有一个著名的八卦是康德每天下午四点钟雷打不动要出门散步，唯一一次忘记了时间就是因为读卢梭的小说被感动了，就连康德这种我们印象中很刻板的哲人也会被卢梭的小说所打动，可想而知后者在当时是多么受欢迎。

读达恩顿的妙处恰恰在这里，虽然对于像纳沙泰尔出版社这样的书商来说，书只扮演着货物和商品的角色，但回看当时的书籍流通过程时，我们也会看到书是如何扮演着社交中介和八卦来源的角色，并更进一步观察当时的社会心态和人的交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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